意义问题的根源

道家认为，人世、人生陷入迷惘状态，根本原因是世道衰落、人背离了素朴的本性。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4]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5]

世道衰落的关键原因在于“是非之彰”。人有了是非观念，这意味着人的自觉，也就有了好恶之心，于是也就有了种种自觉的追求。人类由自然的行为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可以说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所在，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这标志着人类的开化、文明、进步。但是这一步的迈出，同时也是世道衰落的开端。“去性而从于心”，就是说人背离自己的本性而顺从于心智，顺从于是非善恶好恶之心去争竞，世道乱了。怎么办？造作礼仪节文来规范人世，并不断丰富完善这套规范。但礼仪节文却进一步掩盖人的本性，种种规范也使人心更加迷惑。人之本真性情被淹没了。

于人生陷入迷惘，“人生意义”问题就出现了。陷于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从人类历史进程讲是世道衰落；从个体的人讲是背离了本性。而此二者的共同根源则是人达于一种自觉，有了是非观念。人对是非观念的运用有两个领域：一是对物，一是对人。对物进行是非判断，是对利的自觉；对人之行为进行是非判断，是对道德的自觉。有此自觉后，人之行为不再是自然的，而有自觉的追求。也就是庄子所讲的“民始醻?好知”，“去性而从于心”，人按自己心智的指引去追求所喜好的事物。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6]

这是人对利的追求，其目的在于满足人之欲望。耳目声色口腹饮食之欲，本为人之自然，个体之生存必赖于此，而且如能很好地满足这些自然欲望，当然有益于人生。满足欲望必赖于物，人之衣食住行均需求于物，所以人对外物之需求也是必然的、正常的。但欲望自身是无理性的，它可以受物之诱引而迅速膨胀，人若一味顺从欲望之驱使去满足其要求，即所谓穷奢极欲。而欲望之膨胀是无极限的，它会随满足水平的提高而加速膨胀，永无尽足之时。如古代那些帝王，尽天下之有却不能满足其一己之欲，以致费尽心机寻求长生仙药，以图永享人间之乐。人若如此完全受欲望之驱使，那么其人生也就成为了逐物的工具，永无止息。也即庄子所说“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如此之人生，任何满足与快乐都是暂时的，而不满足之苦与逐求却是无尽的，庄子称此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7]。何谓“倒置”？简单来讲就是人与物之关系颠倒了。人需求于物是必然的。物为人用，得物之目的在于人生。这是人与物的正常关系。人完全受欲望之驱使，则人与物之关系被颠倒了，人生成了逐物之工具，得物成了人生之目的。故庄子称之为“倒置之民”。如此之人生，即背离了人之本性。如此之无理性的逐求，必然使人生陷入空虚迷惘，即庄子所谓“絍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如此，人生意义问题必然提出。可知，人由于对利的自觉进而完全受欲望的驱使逐求外物，是人生意义问题的根源之一。

人有对利的自觉之同时，亦有道德的自觉。如果只有对利的自觉，人人只知不择手段争夺财货之利，则人世必然无法维持。人还有道德的自觉，人们能够意识到正当的行为或者说道德对于人际和谐、人世秩序的意义，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承认并尊重各自的权力与利益而不得任意侵犯。于是，在最初那种“无有相害之心”的基础上，形成了种种道德规范。但是世俗人情，自觉求利极易做到，而自觉以道德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却不易。能始终遵循道德规范之圣贤君子极少，大多则是偶能见利思义的“中民”及全然不守道德的见利忘义的小人。于是，就有圣贤君子努力提高、完善道德修养，并以此教诲于人，力图强化世人之道德意识，从而使人世秩序得以维护，如孔孟等先圣先贤。正因如此修为之圣贤极少，故倍受世人之仰慕崇敬，圣贤之美誉令名加诸其人。

成就德行修养当然对人生有其积极意义，可将个体人生从前述之物欲层次提升起来，同时作为世人之典范，亦有匡矫世俗流弊之功。但顺此道德自觉，亦有弊端。如果以成就德行作为人生之终极目的，那就可能导致极端行为而背离人之本性。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8]

“殉”，是指以人生为工具或以生命为代价去追求什么。庄子讲，如今之世人都背离了本性，小人以身逐利而丧性，士以身逐名而丧性，虽然追求不同，但结果同是违背了本性。庄子所列的各种“以身为殉”之中，“士则以身殉名”就是指以生命为代价来成就德行，其典型例子就是伯夷、叔齐。伯夷、叔齐，为商纣时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其父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两人曾谏阻。武王灭商纣后，他们耻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饿死。二人因此事迹而被后人尊为圣贤。他们如此是为了什么？只能说是为了成就德行，他们的道德意识太强了。伯夷、叔齐这种极端行为，庄子认为与盗跖为利而死同样，毫无意义。

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翺、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飊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9]

这是说，如果人人能涵纳道德于生命之内，则天下就没有邪僻之事了。曾、史等人都是因其有某种长处，或仁义之行或技艺之巧或耳聪目明，以此炫耀于世，而不能韬光养晦。庄子认为如此行径只能是惑乱天下，世人切不可效仿。“含其德”与《德充符》中所谓“德不形”同义，指涵其德于生命之内而不炫耀于外。“外立其德”则是把德行标显于生命之外。伯夷、叔齐之行就是“外立其德”。

道德本来内在于人之生命，属人之本然性情。所谓“至德之世”，人们“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但伯夷、叔齐那般行径，就把一体于生命之道德分离出去了。这就背离了人之本性。道德本为成就人生、生命，但如果把道德立于生命之外而成就之，则此种道德毫无意义，且不仅此，其德行蜕为惑乱天下的邪僻之行，其人生亦毫无意义。所以，由于道德自觉，并依此趋于极端，亦是人生意义问题之一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