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论历史与生命形式

在前面我们说过，黑格尔的历史观深受约阿希姆的圣灵历史神学的影响。另一方面，黑格尔又承接了德国思想中的历史主义传统，认为人性中那些非常基本的东西是可以从一个历史时代到另一个历史时代发生改变的。这一历史的理念，对黑格尔来说，乃是根本的原则。

黑格尔的著作《历史哲学》包括了大量历史资料，他从中整理出了世界历史的纲要。从早期中国、印度和波斯文明，经古希腊到罗马时代，进而是欧洲从封建社会到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进程，并一直追溯到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通过这些原始材料，黑格尔对历史的思想进行了考察。他力求让每一个环节作为一种合乎理性的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呈现出来，从而揭示出世界历史的内涵和意义。他拥有信念，绝不认为人类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混乱事件之堆积。他希望通过我们对过去的反思，使我们看清历史正在发展的趋向及其最终将要达到的目标；而那一目标，由于某些理由，乃是一个值得向往并因而可以作为我们奋斗方向来加以接受的目标。黑格尔说：“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意识进步的历史。”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黑格尔如何叙述他的世界发展。他首先叙述了他所谓的东方世界，他认为中国和印度是“静止”的文明，因而把它们作为世界历史之外来描述，排除出他的发展链条。真正的历史开始于波斯帝国，它是第一个逝去的帝国。他继而认为在东方世界，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个性独立的贫乏虽然在东方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结果是一样的。波斯帝国具有发展自由意识的潜在可能性，它与雅典、斯巴达及其他古希腊城邦发生了接触，致使东方专制君主与承认个性自由原则的分散城邦之间发生了较量。

希腊人的胜利意味着历史从专制的东方世界过渡到了希腊城邦世界。尽管希腊世界为个性自由的观念所激励，但在这个阶段上，个性自由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希腊的自由观念中允许奴隶存在。那么可以说，在希腊世界，有一些人是自由的。在这个阶段，人还没有良知的观念，即使公民也是在一种不完全的方式上具有自由。希腊人有一种没有经过深入思考的、为他们的国家而生活的习性，不是运用人的理性思考得出的结果。苏格拉底为雅典人赖以存在的那些规范造就了最危险的敌人。他本人虽然被处死，但思考的原则已经存在，它标志着希腊文明在世界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开始衰亡，将要过渡到罗马世界。

罗马帝国是在不同民族聚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似乎将造成向波斯帝国的回归。但历史在希腊人那里获得的东西并不会丧失，所以，罗马帝国乃是建立在一种政治机构和法律体系上的，它把个人权利看作最基本的观念之一。罗马帝国对个人自由的承认是前阶段的人没有做到的。当然，这种承认纯粹是法律的或形式上的承认，黑格尔说这是“抽象的个人自由”。那种允许个体发展多样化思想和多样化生活方式的真正自由，即“具体的个性”被罗马帝国野蛮的暴力无情地摧毁了。那么，可以说在罗马帝国之中，存在一种国家的专制权力和个性理想的持续不断的张力，这也是以前不曾有过的。这种张力的存在造就了斯多亚、伊壁鸠鲁或怀疑主义那样的哲学，但这种哲学在专横的权力世界面前是消极的，只是一种绝望的解脱。需要的是一种更有效更积极的解脱方式，这只有基督教可以提供。此刻，人不再逃避到对物质世界持纯粹消极态度的哲学中去，人类认识到自己是精神的存在，物质世界的敌对性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有了某种在物质世界之上的积极的东西，就可以用一种积极的方式超越它了。耶稣这个形象让人知道尽管人类在某些方面有局限性，但同时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在他内部有着无限的价值和永恒的使命。其结果就发展出了黑格尔所谓的宗教的自我意识，即认识到不是物质世界而是精神世界才是我们的真正家园。为了达到这种意识，自然必须冲破物质欲望，以及整个物质生活给予他的束缚。而这个过程是如此漫长，以至于人类为了实现这一点，经历了从整个基督教时代到黑格尔时代的漫长岁月。首先由于基督教反对奴隶制，人类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本质上无限的价值，因而希腊世界的局限被取消了。其次，对神谕的依赖没有了。再者，以爱的精神观念为基础的道德代替了希腊世界习惯的道德。基督教在罗马世界取得了显著位置，但拜占庭帝国在信奉基督教的1000多年里，让基督教成为一个停滞衰败的组织宗教。它需要一个新人来把最终的使命贯彻到底。

由此，世界历史进入了日耳曼世界（从罗马帝国衰亡到近代的整个历史时期）。黑格尔把宗教改革运动看作罗马时代以来唯一关键的历史事件。而要使全部社会制度与理性的普遍原则相一致的观念差不多就是启蒙运动的呼声了。使一切隶属于清晰、冷静的理性之光，反对所有建立在迷信或世袭特权的基础上的东西，这正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们的宗旨。启蒙运动以及它的后继法国大革命，在黑格尔的世界里，几乎是最后的事件了。但法国大革命之后却是革命的恐怖。其根源就在于人们试图把纯粹抽象的哲学原则用于实际，在于对理性的误解。革命本身的失败却导致了它把理性的原则传播到了其他国家。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叙述到了他自己的时代，也到了终结处。他暗示观念的进步到此已经完成。这种完成需要两个方面：一是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信念去管理自己，另一方面就是客观世界应该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起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哲学》强调每个世界的时代精神与人的生命形式的关系。黑格尔所说的四个世界，其实就是四种基本的生命形式或生活秩序。每一个世界依照内在的精神原则给我们的生活划定了一条边界，人无法逾越他所在的世界的边界。例如，一个古代中国人无法过上，甚至也不能理解希腊公民的生活形式。同时，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参与到那一时代的世界精神中才有意义。正如阿伦特所说的，在黑格尔体系所说的“世界精神”的历史展现中，个体最多也只是因为好运而在正确的历史时刻，出生在正确的民族中，因而这个人的出生就应合着这一具体时期的世界精神的展现。对黑格尔来说，成为历史性的人类的一员，意味着在公元前5世纪做一个希腊人而非一位野蛮人；在1世纪成为一位罗马公民而不是一位希腊人；在中世纪成为一位基督徒而非一位犹太人，如此等等。

这样一种历史哲学显然有着太强的单线条的运作，它突出的是精神的单数性，似乎它只有一个方向、一种形态。然而，我们可以质疑：难道精神就一定不会是复数的吗？精神是否可能是多线条演进的呢？精神作为一种理念对于历史的统一性，是否只是一种范导性的存在，而非构成性的存在呢？这些问题，要在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寻求可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