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与创造性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是以儒家为主，同时批判吸收先秦、秦汉以来其余诸家思想而构成的汉代新儒学。这一粗略的描述就很能说明董仲舒思想学说的综合性与创造性，本无需赘述。但每见学界对董仲舒思想学说提出所谓“糅合说”，故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评析。

关于董仲舒思想体系，不少论者这样评说，这个体系是以儒为主，同时又糅合了其余诸家思想而形成的。这里所谓“糅合”，意味着董仲舒对先秦诸家思想的吸收是生吞活剥的，吸收后又未能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这样的评说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既然学界已肯定董仲舒思想代表了汉代的新儒学，“董仲舒新儒学”已成为一个表征董仲舒思想特征的通用名词，这就表明了董仲舒对先秦各家思想的批判吸收是成功的，创造性地把诸家思想融为一体。这个“体”就是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体系，简言之，即“董仲舒新儒学”。董仲舒新儒学之所以为“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董仲舒的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宗师孔子，祖述六经。这是董仲舒思想学说之所以被认定为儒学的本质所在。但另一方面，董仲舒思想学说又不再是先秦孔孟所代表的所谓“原始儒学”，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综合了其他诸家思想成分，而成为一个适合西汉社会政治形势所需要的新的儒学体系。其二，在先秦儒家《六经》中，他特重《春秋》及解释《春秋》的《公羊传》。由董仲舒的进一步阐发，而形成春秋公羊学。^[18]在公羊学理论中，董仲舒又特重“大一统”观念。他不仅从理论上解释和强调了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促成了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教政策。其三，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不再兼重“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而是偏重于“外王”理论的构造。这是因为在西汉社会，“王”已经是现实的存在。因而，董仲舒比较注重通过抬高“王教”的权威来推行儒家的社会教化功能。其四，正因为“王”已经是现实的存在，如何约束和规范“王”的思想言行，使之符合或接近儒家德政思想，便是董仲舒所要考虑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他选择了“天人感应”论的办法。这在西汉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限制王权的唯一的较有实效的办法。所以，在董仲舒新儒学思想中，就凸显了神学色彩。

若进一步考究，所谓“糅合说”，在潜意识中还反映了一个存在问题，即以先秦孔孟儒学作为评判儒学之真伪的标准。实质上，这是一种以静止的眼光来看问题的方法，是不足取的。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讲，董仲舒的汉代新儒学是对先秦儒学的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就表现在——例如可以说，董仲舒批判吸收了法家思想，从而成为“董仲舒新儒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不能说，董仲舒“糅合”了法家思想。因为，所谓“糅合”，意味着所吸收的法家思想仍然是外在于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就是不承认“董仲舒新儒学”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法家这一思想（当然已不再是先秦法家思想的原貌），就是固执于先秦儒学的标准来评判、取舍“董仲舒新儒学”，这就是以一种静止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同理，对于董仲舒批判吸收其余诸家思想也是如此。

所以，应当充分肯定董仲舒对先秦儒学所作的综合创新的努力。从本质上讲，董学就是先秦儒学的汉代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