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先生的学术道路

熊先生早年曾投笔从戎，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以后脱离政界，专门从事培育人才，研究理论学术。他刻苦自励，著作等身，是名扬海内外的哲人。

关于熊先生，不少人说他是一位佛学专家。这句话对吗？我看也对也不对。他早年确实曾经跟欧阳竟无先生在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过佛学，而且深有体会。但他并不一贯地相信佛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只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后来他对佛学，特别是大乘有宗法相唯识一派作了系统的批判。自然，他所批判的是否完全符合原意，那是可以商量的。过去也有人说熊先生是正统儒家，细想起来，这话似乎也不全对。因为他不是在一切理论问题上都尊奉过去儒家的学说。总之，他无论是对于佛家还是对于儒家，都可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

大家都很清楚，经过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成功方面是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把清朝末代的一个小皇帝赶下台，从而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以致后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想利用终身大总统的权势登上皇帝宝座也办不到了。其失败的方面则是没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人民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其中更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加以认真研究，这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少原来的革命党人热衷于争权夺利，生活也转而腐化堕落了，道德败坏得简直不成样子，有的人较之过去的封建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社会历史教训，对一向富有正义感和进取心的熊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此后，他慨然脱离政界，想专门从学术思想的研究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力图改变当时那种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时期，他之所以要研究佛学，虽然有偶然的人事原因，但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改造人心来达到提高道德水平。这本是过去戊戌变法时期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思想家谭嗣同，乃至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等所曾探索和走过的道路，熊先生也自觉不自觉地沿着走下去，尽管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他们并不一致。但是后来研究佛学久了，认识不断加深，终于感到此路不通。于是开始下定决心要再从佛学中走出来，在思想上酝酿着如何有所转变。这就是他经过多年苦思熟虑、大胆创立《新唯识论》学说体系的社会时代背景。自然，他在建立了《新唯识论》以后的岁月中，思想也仍然继续在发展。从这部书的文言文本到语体文本、再到删减本，这三种版本又各有不同时期的思想特征，可见他的思想一向没有僵化，并非有意地在维护什么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

大体说来，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在学术思想界曾出现过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就不用我再提了。现在只谈另外的几种思想情况：

一是“中体西用论”。这是继承了清朝末年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等人的思想（详见他著的《劝学篇》），主张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乃至纲常名教是永不可变的“体”，认为只可学习利用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即所谓“用”。熊先生是辛亥时期的革命派，当然与此不同。

二是“国粹论”。这实际上是封建复古派的学术思想。他们鄙视一切外来文化，即使是外国的新科学新技术，也都硬认为是中国古已有之。他们宣扬我国古代的所谓“精神文明”是如何远远超过西方现代的“物质文明”。总之，他们拒绝学习一切外来的新东西。

三是“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以陈序经教授为代表，胡适也是这种观点的倡导者。他们反对当时偏向保守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论，虽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走过头了，以至歌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无往而不超过中国。他们往往喜欢拿自己最坏的东西同别人最好的东西来比较，采取了一种近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显然不符合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利益和思想，因此是不受欢迎的。

当然，还有夹杂在这些观点之间的其他各种学术思想流派。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道路断然跟上述这些理论都不相同，我们真可以说他是“独辟蹊径”。他不否定西方科学技术乃至哲学理论的贡献，而且自己注意对之批判地加以汲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公开提倡研究哲学要以西学为入门的阶梯，只是万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梯上。他主张既经入门之后，则不妨再精研印度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大乘佛教空宗一派的理论，然后转过头来对西方流行的、尤其是对我国思想界有影响的各种观点，层层加以破斥。只有经过这样一番认真的理论方面的大破之后，才可以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础，再回归到中国先秦儒家学说的道路，同时深入仔细地钻研并融会部分道家的思想（如“无为而无不为”等），实行博采各家之长，重新全面地改建或构造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哲学思想体系。即使对于儒家正统思想，他主张该否定的东西必须加以否定，决不是盲目地跟古人一鼻孔出气。所以，把熊先生简单地称为“纯儒”或所谓“儒家正宗”，看来也不妥当。

总之，熊先生是一个富有独创精神、不喜好依傍门户的哲学家、思想家，并非任何一部古典著作的专家或某一学派的“经师”，更不是只会咬文嚼字的所谓“学究”。因此，一般旧社会的历史考据学家、文字训诂学家等，因为治学途径不同，自然也都很难了解熊先生学术思想的根本精神。从他的成就来看，真可算是一位既作到“能入”又作到“能出”的思想家，过去一般旧学者，则往往是“入主出奴”，门户之见甚深，因此，很难同熊先生的学术道路相提并论。

然则熊先生的学术思想道路乃至他的为人和风格，又有哪些特点呢？作为他的学生，我想根据切身的感受，简略地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他很有抱负，很有气魄，非常自信，但这不是通常所说的“骄傲”。例如，他之所以取名“熊十力”，因为“十力”二字在佛教经论（如《大智度论》等）上是用来赞美佛祖“如来”即释迦牟尼的。又如，熊先生所著的书，往往署名“黄冈熊十力造”。这个“造”字过去通常也是在印度被尊称为“菩萨”的人才敢如此用的，但熊先生自认为他当之无愧，甚至自称“熊十力菩萨”。此外，我看他对任何外国现代著名哲学家乃至中国古代的著名学者、思想家，随时引证，间加评点，行文语气之间，更从不见有什么自卑感。今天在座的专家学者们，不少人听过他生前讲学论道，或者用心读过他的著作，肯定会有同感。熊先生真是一向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思想家的一种非常宝贵的性格。

（二）熊先生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如他的某些著作中，有用他的学生的名义写的前言、后记，我相信大多数是他自己的亲笔，至少是经过他认真修改过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也是他自己翻译的。他平日写文章，无论长篇短论，都能做到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即使在他已近晚年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本著作（如《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也多经过亲自核对、校样，并不完全假手他人。在座的他的生前好友和学生们可能都很清楚，他发出的跟人讨论学问的通信，多是用红色笔加圈、加点，有时还加注或按语，如“吃紧、吃紧”等字样，唯恐对方误解了他的意思或没有抓住他思想的要点。像这样认真的态度，我看在中外古今的学者中并不多见。

（三）熊先生虽然学无常师，但涉猎甚广。他一贯认为，有关宇宙人生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决不是单靠书本就可以从字面上寻得的。所以，他特别注意区分语言文字上表面的了解和那种对思想精神实质的体会。照他看来，一部书是真是伪，是中国人作的还是印度人作的，都不能成为衡量是非和有无价值的标准。他曾一再讲过，像目前某些外国学者，虽然懂得梵文、巴利文，但并不等于真的懂得佛学。简言之，字面上的了解决不等于哲理上的深通。这种在读书上特别强调“得意”的方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至于他所谓“明心”，也并不等于叫人专凭主观的意思。熊先生虽一向主张青年们要博览群书，但他又再三强调得精读有恒，并且提倡用现代的语言来讲明中国古代的哲学。看来这也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具体应用。

（四）熊先生认为，古往今来一切学说理论的差异，如果寻根探源，最终将归于“一本”（当然这种简易的理论是否正确，尚要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因此，他平时既注意博采诸家之长，又特别留心克服各家之短，以便取精用弘。这是他同历来那些固执学术宗派的褊狭之见的人根本不同的地方。至于他本人的学说为什么会成为这种样子、这种模式，他曾坦白地指出，那是出于个人知识积累而形成的理论结构，不乏“自知之明”。熊先生虽极力提倡做学问应当放眼世界，但特别注意着眼于古代中国哲学独到之处和优良传统，始终不忘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他真不愧为一个爱国学者。

（五）熊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同中国古代哲学有继承关系的，决不是“从天而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不能详细说明，只能谈一个轮廓。首先，在佛教思想方面，他不满意来自印度的法相唯识宗的阿赖耶识、种子说。在他看来，这个莫名其妙的阿赖耶识，其实只是一团习气的别名，又有点近乎不死的灵魂，它是同印度古代多数学者相信因果轮回的迷信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足以作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在佛教思想方面，它比较接近于华严宗“一切有情，皆有本觉真心”的所谓“了义实教”^[2]。唐代华严宗又多注意研究可能是中国人创作的《圆觉经》。至于“华严”与“唯识”之争，则源远流长，甚至同是玄奘门下的窥基与圆测就有不同的理解；而华严宗大师法藏一贯反对唯识宗的学说，更是非常明显了。同样也可能是中国人创作、且有广泛影响的《大乘起信论》一书，也主张“一心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可见同华严宗有类似的思想倾向。历史上这些反对唯识宗的思想，可能对熊先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至于中国禅宗提倡的“见性”与华严宗宣扬的“明心”，在有关心性问题的理论上本来可以互相融合，互相发明。而《周易》这部书，由于思想内容复杂，便于牵强比附，在隋唐以后，早已成了沟通儒、释、道三教的桥梁。只是后来熊先生根据个人的体会，从积极方面更有所发展罢了。对于宋明理学中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之争，熊先生则比较接近陆象山“先立乎其大者”的思想乃至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主张“知行合一”的思想。此外，明末清初的伟大哲学家王船山的道器论、体用论、动静论等，对熊先生思想发展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熊先生借用《易经》（包括《易传》）上的一个“生”字来代替一个“灭”字，引证“生生之谓易”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类的入世思想来改造印度佛教宣扬的涅槃寂静的出世思想，则应当看作熊先生思想体系的核心。其实，这也是他为提高道德修养境界所作的本体论证明。

关于熊先生的学术思想道路，过去有人认为比较接近西方的理性主义，我认为这大致是不错的。他一再表明要完成有重要意义的《量论》（即知识论）一书，就是明证。

最后，可以肯定，熊先生是一位不断要求进步的爱国学者。对于新旧社会的对比，他的感受也是很深刻的。我看不少国内外学人有关这方面的千言万语，还不如熊先生的两句话来得中肯。像他在《体用论》一书中说：“如昔者贫民以服事剥削者为当然，在今日则公认为无是理。”真可谓一语即道出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

当然，熊先生的思想也有他的历史局限，即注意改造主观思想意识居多，而注意改造客观世界偏少。他经常有“知我者希”之慨，这大概就是他思想局限性的具体表现。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地总结近代中国理论战线的思维教训，不能片面地苛求于前人。

【注释】

[1]本文原载于《玄圃论学集》，三联书店，1990年。石峻先生另有《〈熊十力评传〉序》一文（载于宋志明著《熊十力评传》，百花洲出版社，1993年），内容要点与本文相同，今不收录。──编者注

[2]详见密宗《原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