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西哲学史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

同志们:

本人的理论水平不高，同时对于中外哲学史也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主席让我在大会上发言，只能就当前所接触到有关方面，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谈一点感想。很不全面，如有错误，希望在座的全国各位专家、同志们，毫不客气地批评指正。

一、我国近代中外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

这种研究早已开始。两种不同文化思想的接触，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从而产生比较研究的要求，这是历史的现实，并且包含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换言之，要想人为地阻止、取消这种双方的相互影响，那是很难办到的。不同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大体说来，总是先从感性认识，然后进入理性认识，即先从现象的类比，然后到本质的把握，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逐步由浅入深，乃至循环往复，显然是一个历史过程。但是这种比较研究，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毫无疑问，要受到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

有关我国古代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情况，由于牵涉面较广，暂且不谈，仅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为例，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不断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也就不断地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不少保守的乃至反动势力的代言人也是如此。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最初是清末洋务派的主张，认为我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三纲五常的伦理教条，是万万不能改变的，只能采用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即所谓船坚炮利，来加强现实的反动统治，实行镇压人民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的所谓东方精神文明(主要是指中国的)高于西方(欧美)物质文明的宣传，提倡“国粹”(其实是“国渣”)，拒绝接受一切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这只能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从表面上看来，与这种思想相反，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全盘西化论”，认为我国事事不如人，其实是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则无疑是为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做辩护的。

此外，中国(除台湾)解放前，在蒋管区的法西斯统治下，也曾一度出现所谓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完全不适应于中国，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股思想逆流，它的反动性，可说是非常明显的。

二、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加强中外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

今天的新中国跟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同了，推翻了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它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要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因为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先进的思想文化，是不可能巩固经济基础、健全社会主义制度的，更谈不上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专横跋扈的年代，为了篡党夺权，实行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曾胡诌一句颇为流行的谎言，叫“知识越多越反动”，若果照这话推论下去，那么最好取消一切科学研究，而共产主义社会也必将是一个完全无文化的野蛮世界。再引申这个思想，则马列主义的创始人，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都将成为历史上最反动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知识最渊博。岂不成了海外奇谈?

大家知道，未来的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彻底消灭了阶级和压迫的理想社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文化最发达的社会，既然如此，这种社会必然是要用改造人类过去所创造的一切有生命力的思想来丰富它的，所以决不是任何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狭隘的地方主义文化，而是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文化的总汇合，是批判继承一切过去好的思想文化的结晶，但这丝毫没有轻视任何民族形式的用意。将来要真正能达到这个目的，决不能固步自封，必须放眼世界，要脚踏实地从现在做起，对以往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思想文化，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总结，来提高我们多方面的识别能力，知道什么是可以吸取的精华，什么是应该抛弃的糟粕，然后才能做到通过具体分析“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一句话，我们不是无目的地从事中外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而是为了建设那种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新文化。

三、中外哲学史的比较研究与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有句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中外哲学史的比较研究，在一般中外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更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建设的行动指南，所以必须随时研究国内外一切新情况，一切新问题，僵化了的马列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其实是违背马列主义精神的，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新的突破，远远超过以往。而中国过去又是一个生产力非常落后，人口众多，经历漫长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大国，要在这个基础上建成崭新的社会主义，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肯定有许多新问题是过去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不能完全预测的。今后为了稳步地前进，少走弯路，必须努力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因此有必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便于加强文化交流，但这样做，同时必然带来许多资产阶级世界的渣滓，各种不健康的东西，影响国内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同时关系最大的是:流入国外现代哲学的流派很多，其中合理的成分一定要改造吸收，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又必须在理论上彻底战胜它。看来这是当前一个很严重的课题，要努力做到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思想实际，科学地回答各种新问题，从不同现象看出相同的本质，接受他们的挑战，从而进一步来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修订个别过了时的结论，借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哲学，看来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科学地进行中外哲学史的比较研究，来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在当前就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要求，目前我国一切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我诚恳地希望全国各地专家和同志们能在这条战线上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并祝大会顺利成功!

【注释】

[1]本文是石峻先生1981年在四川召开的“中西哲学比较会议”上的发言稿。——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