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原论

这里所说的生命本原论，是指人类生命的最初本原，即指人的生命体是从何而来，由什么构成的？不是指具体个人而言，个人的生命体当然是“身之发肤，受之父母”了。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人从野蛮的人变为有意识的人，从本能的人变为自觉的人，首先遇到和追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生命的本原和生命体的构成问题。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尤其是儒家典籍中，都把“气”作为宇宙的最初本原，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化生而来的。

作为“群经之首”，“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的《周易》，就是以“气”为本原面演化成人和天地万物的。“气”包涵阴阳两个矛盾方面，由于阴阳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而产生和演化成人和天地万物。

我们知道，《周易》以阴阳为物质基础，来揭示人和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发展规律的。《周易》的两个基础符号是：“—”和“－”，即阳爻和阴爻，由此演变为八卦和六十四卦，从而建立了宇宙演化系统。《易传》以三个阳爻☰为乾，象征天和父；三个阴爻☷为坤，象征地和母。“乾，称父”，“坤，称母”。由于阴阳或天地、或父母的交感而生出三男：艮、坎、震——少男、中男、长男；三女：兑、离、巽——少女、中女、长女。父母是人的最高实体、最初本原，天地是万物的最大实体、最初始基，而这最高和最大实体的本质、本原——本原的本原，则是阴阳。就是说，阴阳二气是产生人和万物的最原初的本原、始基。人和万物禀阴阳而生。由于阴阳的刚柔相推、动静往来的运动变化，而促使人和万物的生生不息，繁衍不断的发展沿续。这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传》），“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传》），“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传》）之义。人和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都是由阴阳二气为本原、本根和动力的。

由于阴阳二气为本原、父母，故产生了自然万物，人类生命，人伦道德。所以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周易·说卦传》）又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传》）阴阳或天地，作为原始物质是怎样产生宇宙万物和人伦道德的呢？《易传》的作者揭示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咸卦·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周易·泰卦·彖传》）由于阴与阳、天与地、父与母的相感、相交、相遇、相合、相通，而产生人和万物。否则，一切都不会产生。

阴阳二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相互作用而化生人和万物呢？《易传》的作者认为，是由阴阳二气所具有的不同的物质特性促使的。阳气的属性是刚健、运动，阴气的属性是柔顺、沉静。“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周易·系辞下传》）“乾刚坤柔。”（《周易·杂卦传》）由于“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上传》），“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周易·系辞下传》），因而促使人和万物，运动不息，变化不已，往来无穷，神秘莫测的永恒发展、变化。人们应当认识这个道理，而与时俱迁，随时序而进。

儒家一直把“气”视为人的生命的物质本原和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并对之作了具体的论证。

孔子把“血气”作为人体精力和道德修养的物质基础，并以此告诉人们应当根据不同的年龄而修己养生、修身积德，做到“三戒”，不为物质欲望而动气败德、伤身，以求为君子，不为小人。所以说：“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孔子在《论语》多次讲“气”，主要是指构成人的生命存在的物质源泉和人体精力的物质基础，有气则有生命、精力，无气则无生命、无精力。

孟子认为，“气”是充塞宇宙和产生人的生命物质，是人和万物的生命本原。因此，人身之气与万物之气相通。人要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与我为一体的生命最高境界，就必须尽心、养气。从这个思想理论出发，孟子提出了“养浩然之气”论。他与弟子公孙丑有如下对话：“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气”为充塞宇宙、充满人体之气，亦有为人生来源和存在基础之义。因此，把养气与养生、持志联系起来。人培养、得到了“浩然之气”，就会有正义感，而会勇往直前，并能与天地同流、与万物为一体，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所讲的气、养气，既是生命存在的本根，又是道德意识的修养。

荀子作为先秦哲学集大成者，吸收和发展了先秦各家有关气本论的思想，明确地把“气”作为人和万物产生的本原、本体。他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又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荀子·天论》）自然万物的产生、变化，人的生命形成和本性构成，都是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结果。就是说，“气”为人的生命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本原和基础。

先秦以后，生命本原论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使之日益完善。

汉儒董仲舒把一、元、元气，作为人和万物的本原者和始生者。他说：“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不随天地始终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春秋繁露·重政》）又说：“《春秋》谓一元之义，一者，万物之所以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举贤良对策》）一为元、为原，元为本、为始。一元为大始。元为人和天地万物之元。人禀受天之气而生，故元与气紧密相联。由此，董仲舒提出“元气”这一范畴。他说：“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春秋繁露·王道》）这是说，帝王修己行道，则“元气和顺”，天降祥瑞；帝王行为不正，“邪气并见”，天降灾异。“元气”虽为万物之始，但却具有道德论的意义。董仲舒的“元气”还有一种意义，则是从人体构成上讲的。他以此告诫人君应当效法天道来治国理政，使百姓各得其所，心平气和的生活，如同人体各器官相互协调一样，使天下太平。所以说：“一国之君犹一体之心也。……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气和平，形体无所苦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元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元素，并充盈于人体各器官之中，故为人的生命基础。

董仲舒虽然讲“元”为“始也”，“为万物之本”，“万物之所以始也”。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天”是最高本体、最初始者。他说：“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说：“天德旋，地德化。……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中。……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和万物都是由“天”施发出来的阴阳二气的分合、往来、出入的不断运行而产生、造化出来的，“天”按自己的模样生出了人，故天为人之祖父，人是天的副本。由此证明“天人合一”，人应当效法天，而不可逆天行事。

王符对其思想先行者的元气化生论，作了总结和发挥，提出了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元气本原论和生命起源论。他说：“上古之世，太素之初，元气窃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万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理统之。是故一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物，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潜夫论·本训》）浑沌无涯、充满宇宙的元气，虽然没有固定的形状，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包涵着万精。它们混而为一，没有外力来控制和主宰，由于亿万斯年的自己变化，而分出清浊二气，清者为阳，浊者为阴。阳气形成为天体，阴气凝结为大地，天地出现之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化生了万物，其中最精纯的中和之气则化生为人。所以说天来源于阳气，地来源于阴气，人来源于中和之气。天、地、人虽不同，却相互依赖而存在、形成。究其最初的原始本根，则是元气。

宋代以后的哲学家用、思想家，由于对宇宙本体论的重视，故对生命本原论多有深讨、揭示。

李觏认为，元气是人和万物的本原，人和万物都根源于元气，都是由元气中的阴阳二气的相互会合、相互作用而产生、演化而来的。他指出，人和万物产生、演化的过程为：原始之初，一气（太极）➝分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互作用产生五行➝五行的变化而产生人和万物。没有元气，就没有阴阳；没有阴阳，就没有五行；没有五行，就没有人和万物。在李觏看来，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所以说：“万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象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且阴阳会合而后能生。……天降阳，地出阴，阴阳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岂有阳与阳合而生阴哉？”（《删定易图序论·论一》）五行：水、火、木、金、土和万物，都是由阴阳交互会合而形成的，人亦是这样生产的。

李觏指出，在阴阳两仪未分以前，“太极”或“虚一”（元气）作为阴阳的和合体的原初物质，处于浑沦无间的状态。由于阴阳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斗争，促使太极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等不断地分化、衍变，从而产生了人和万物。这就是：“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雷霆风雨，四时日月，百化之兴，以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论第六》）阴阳升降，相互摩擦，相互激荡，相互感应，相互渗透，各得其宜，从而产生了人和万物。如果阴阳二气，各处其位，不发出这种交互作用，人和万物便无从产生。“天地之气，各亢所处，则五行万物何从而生？”（《删定易图序论·论一》）“二气未合，品物未生，何所象乎？”（《删定易图序论·论二》）只有“阴阳相感”，才能产生万物及其形象。人亦是如此而生成的。“人感阴阳气以生。”（《庆历民言·广意》）李觏的人物生成论，不仅是唯物论，而且蕴涵着辨证法。

周敦颐吸取了《易传》的“太极”学说，以太极、阴阳为主要范畴，以太极为最高本体、最初本原，构建了宇宙生成论和人物化生论。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行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太极图说》）宇宙最初是“无极而太极”的状态，由于“太极”的动静而有阴阳，阴阳的变化而生五行，由阴阳五行的流动运行而产生人和万物。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其主要思想为：一是宇宙生成论。“太极”是宇宙的本体。“无极而太极”，意为“太极”是一个无形无象、不可言说者，不是真有其“极”，故曰“无极”。人和万物都由太极➝阴阳➝五行而化生的。所以说“五行——阴阳也，阴阳——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万物以无形的太极为最高本体。二是阴阳动静论。“太极”是能动能静的，动生阳，静生阴。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动静循环，互为其根。由于“太极”动静而产生阴阳，再化生五行而演化成人和万物。三是万物化生论。周敦颐依据《周易·系辞下传》的“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的思想，引申出“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的万物化生论。由“太极”产生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由于人得灵秀之气而生，故人为万物之灵。

张载总结和吸取了先秦的元气论和气化论的思想，提出了“太虚即气”、“气为本体”的思想，肯定“太虚之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

张载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产生、“气化”而来，人和万物的不同形象，都是“气”不同存在状态和表现形式。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正蒙·乾称》）这是说，“太虚”、“万物”、“鬼神”等，都是“气”不同运动、变化的存在状态，一切都是气化的表现和结果。

张载对“太虚”、“万物”与“气”的关系，作了这样说明：“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篇》）“气”是人和万物的本体，有形的万物是气之聚，无形的太虚是气之散，不论是聚，还是散，都是气的存在、表现状态。“太虚”是“气”没有凝聚成万物或聚而又散的存在状态，是气的本然状态。有形的万物是气的凝聚状态。张载说：“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正蒙·太和篇》）“太虚”虽然无形，但不是“空无”，因为气的本性为虚，所以叫做“太虚”。有形可见的“离明得施”的事物是气之聚，是有；无形不可见的“离明不得施”的事物是气之散，亦是有。不论是“明”，还是“幽”，都是有，不是无。世界就是实有的世界，不是空无的世界。所以说：“气聚则离明得施而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文理密察，非离不睹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正蒙·太和篇》）“气”只有聚与散两种存在形态，聚为有形为明，散为无形为幽。不存在“空无”、“虚无”的状态。世界的物质性在于“气”的统一性。人和万物都统一于气。整个世界，都“一于气而已。”（《正蒙·神化篇》）“气”化生人和万物，而统一世界，这就是结论。

王安石吸取前人元气一元论的思想，以《尚书·洪范》的“五行”思想为出发点，阐明了“万物一气”的宇宙生成论和人物化生论。

王安石肯定人和万物都是由“太极”（元气），亦即“道”所产生的水、火、木、金、土——五行所产生的构成的。他把“太极”、“道”（亦为气）视为同一范畴，作为世界的本原，万物的本体，人类的祖宗。他说：“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原性》）“道者，天也，万物之所自生，故为天下母。”（《老子注》）“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庙议》）王安石把“太极”、“道”、“天”视为万物之母，人类之祖。他虽采用不同范畴，但只是名异而实同。全面研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实质，就可以看到，他所使用的这些范畴，就是指物质元气而言，不是指精神实体而言。他明确揭示道：“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其冲气至虚而一，在天则为天五，在地则为地六。盖冲气为元气所生，既至虚而一，则或如不盈。”（《老子注》）“道”为“元气”，为化生万物的本体；“道”为“天”，“道者，天也”，“天”亦为“元气”；“五行”为“太极”所生，又为“天”所播，“太极”是“天”，而“天”是“元气”，所以“太极”亦是“元气”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推演、说明，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所说的“太极”、“道”、“天”生万物，实质为“元气”生万物。他说：“生物者，气也；成之者，味也。”（《洪范传》）“万物同一气，固知当尔为。”（《今日非昨日》）“万物一气也。”（《周官新义》卷十）“一气”为“元气”。万物由“元气”化生而来，因为元气是浑沌未分，阴阳和合，没有形状的原始物质统一体，所以为“一气”。“元气”在化生物之前是无形的。由无肜形的元气形成天地（阴阳），再化生万物。王安石这样描述道：“无者，形之上者也。自太初至于太始，自太始至于太极。太始生天地，此名天地之始。有，形之下者也。有天地然后生万物，此名万物之母，母者，生之谓也。无名者，太始也，故为天地之父。有名者，太极也，故为万物之母。天地，万物之合。万物，天地之离。于父言天地，则万物可知矣。于母言万物，则天地亦可知矣。”（《老子注》）王安石肯定“太极”（“元气”）是化生人和万物的本原、本体，并承认“万物同一气”、“万物一气也”、且对“一气”为人和万物之父母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说明。其意是说，世界来源于物质的“气”，统一于物质的“气”。因为“气”生万物，“故为万物之母”。

关于“元气”、“一气”如何化生人和万物？王安石作了具体的阐释。

王安石指出，由于“元气”中蕴涵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矛盾斗争、自我运动，从而产生了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的往来运行、交错互动，而化生了人和万物。所以王安石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而阴阳之中有冲气。冲气生于道。道者，天也，万物之所自生，故为天下母。”（《老子注》）又说：“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天一生水，其于物为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于物为神，神者，有精而后从之者也。天三生水，其于物为魂，魂，从神者也。地四生金，其于物为魄，魄者，有魂而后从之者也。天五生土，其于物为意，精、神、魂、魄具而后有意。自天一至于天五，五行之数也。……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而天地之数具。”（《洪范传》）“两”为阴阳二气相互立对的“两端”，由于两端对立的矛盾运动，而使天一至天五的阴阳交错而行，产生了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发展而形成精、神、魂、魄、意，即由自然物质发展到精神意识。王安石在揭示生命来源的同时，说明了精神意识的发展过程，显然有其独到之处。

程颢、程颐兄弟在构建其理学体系的过程中，把“理”或“天理”作为最高本体、最初本原，断定人和万物都是“理”的外化，都由“理”产生。所以说：“万物皆出于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虽然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着。”（《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理”、“天理”是人和万物产生的唯一本原，人和万物都由之产生，“都自这里出去”。“理也者，实也，本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理”是真实存在的唯一本原和最高实体。

“理”不仅是人和万和产生的唯一本原，而且是人和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和法则，是“所以然”者。二程说：“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又说：“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一物之所以为该物，该物之所以存在，就在于理。就此而言，物物皆有理，一物有一物之理。无理则无物，无理则物便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和法则。

“理”不仅是自然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和法则，而且是社会事物的最高原则和人伦道德的至高极则。所以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河南程氏遗书》卷五）二程把“理”视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政治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二程的“理”，既是万物的唯一本原，又是万物所以然的根本依据，更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根本法则，故为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唯一者，其他一切都是“理”的所有物。

胡寅把“一气”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万物最初本原，从而揭示了人和万物的产生、形成论。他指出，人和万物都根源于“一气”，由“一气”之运动、变化而产生的形成的。他说：“盖通天下一气耳，大而为天地，细而为昆虫，明而为日月，幽而为鬼神，皆囿乎一气，而人则气之最秀者也。”（《斐然集》卷二十二《无逸传》）又说：“天地虽大，然中央者，气之正也。以人物观之，……天地与人均是一气，生于地者既如此，则精气之着乎天者亦必然矣。”（《崇正辩》卷一）人和万物都根源于“一气”，都是“一气”所化生的，大而天地、日月、四时、星辰、风雨、雷霆，小而飞鸟、昆虫、鱼虾、植物等，都是“一气”所生，“通天下一气耳”，“天地与人均是一气”，这就告诉人们，“一气”是人和万物的唯一本原、根源和世界统一于“气”的道理。

由于“一气”中蕴涵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相互矛盾，聚散屈伸，升降往来，晦明消息，相摩相荡，而产生了无穷的变化，化生了人和万物。胡寅说：“阴阳之气，分为天地，凝为日月，转为四时，散为万物。升降、晦明、消息、聚散，皆气之运，未有能外之而独立者也。”（《崇正辩》卷一）在胡寅看来，由于“一气”中的阴阳二气的特性、属性不同，而发生矛盾对立，促使一气分解变化，从而产生了人和万物。人和万物的产生、变化、发展，都是这种矛盾运动的结果，正因为此，世界才是一个活生生的变化、发展的世界。任何人和事，都不能例外，“皆气之运，未在能外之而独立者也”，就是此义。这种宇宙万物的“自然之理”、“自然之势”是“万物必有其对”的必然结果，不是人和神所能改变的，这就是天地之道，亦是君子之道。因此，人们应当遵行此道，不可违逆此道。

杨万里把“太极”、“道”、“气”视为同一个范畴，而作为人和万物的本原。他认为，开天辟地，人和万物出现以前，世界上只有“浑沦阴阳未分”的“元气”。由于“太极”、“道”、“元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了人和天地万物，这就是开天辟地、古往今天的道理。他说“冲然之谓道，烝然之谓气，澄然之谓天，凝然之谓地。烝然者天地之充也，冲然者天地之浑也。故道为气母，气为天地根。”（《诚斋集》卷九十二）“道”为“气”为本根，“道为气母”；“气”为“天地”的根源，“气为天地根”。“道”不是指规律、法则，是指“气”的原始浑沌状态，所谓“冲然之谓道”，“冲然者天地之浑也”，就是是这个思想的简练表达。

杨万里的思想很清楚，人和天地万物的生成，是由“冲然”浑沌未分的原始物质变化为“烝然”之气，再由“烝然”之气分化为“澄然”之天和“凝然”之地。就是说，先有“气”这个原始物质，然后才有天地万物及其规律存在于其中。所以说：“夫惟有是物也，然后是道有所措也。”（《诚斋集》卷九十一）“道”在“物”之中，为“物”之道；不是“物”之先、之上者。

杨万里把“太极”亦作了物质的诠释，肯定“太极”就是“阴阳未分”的“元气”，不是凌驾于物质之上的“至神”。所以说：“《易》有太极何谓也？○元气浑沦，阴阳未分是谓太极，当是之时易之道已具矣。……盖太极者，一气之太初也。极之为言，至也。两仪者，二气之有仪也。……阴阳不侧，至幽至神，无仪无象，太极是也。有仪则幽者著而有仪则矣，阴阳也。有象则阴阳之著者形而有物象矣，五行是也。仪者，极之著；象者，仪之则。故一气者，二气之祖也。二气者，五行之母也。二气分而纯者为乾为坤。二气散而杂者为震、为巽、为坎、为离、为艮、为兑。”（《诚斋易传》卷十七）“太极”就是“元气”，“元气”浑沦阴阳未分就是“太极”，“太极”既分而为“阴阳”。“太极”就是太初未分的原始物质，是产生天地万物的始基。“太极”分为“阴阳”，“阴阳”产生“五行”，“五行”化生人和万物。所以“太极”，亦即“元气”为人和万物的始祖、本原。

宋代以后的儒家学者，沿着其思想先行者的思维路径，继续对生命本原问题作了探索、论证，旨在合理解决人的生命来源，以使人的生命更有价值。

我们从儒学有人生本原论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既然人和万物都由“气”、“元气”、“一气”化生，为什么“一气”会产生人和万物及其千差万别的不同呢？尤其是人与万物的不同，人优异于万物，超越于群生而为“万物之灵”等问题。对此，儒家学者在阐明生命本原论的同时，亦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中国古代许多儒家学者，在他们的重人的思想中，肯定人是伟大的、高贵的，“人为万物之灵”，人优异于禽兽，把天、地、人并到为“三才”，视为宇宙中三个伟大者，以此告诉人们：人之所以为人和如何做人的道理。对此，我们择其要者，述之如下。

《礼记》对人优异于物的表征、原因，多有论证。人之所以伟大、高贵、优越，在于人禀阴阳、五行之清纯、精华、灵秀之气而生，故有道德规范、精神意识。《礼记·礼运》篇中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天地之德”为公而无私、普施万物的善德，人禀阴阳之精、五行之秀者而生，所以是天地万物中之有善德者，而具有天地之善德。“心”为思维器官，即人为天地万物中之有知觉思维意识活动者，所以为“天地之心”者。人具有道德礼义，知觉意识，故为优异于群生的高贵者。

《礼记·中庸》篇中，更以人与天、地并列为三，证明人的优异、伟大。这就是：“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所谓“自诚明”是由内向外、由主体向客体推出扩展以求知的工夫；“自明诚”是由外向内、由客体向主体认识收缩以体悟的工夫。经过外推与内收的工夫，最终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与我为一体的境界，便“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达到了这种崇高的境界，便是实践了“圣人之道”，而可以“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达到人生的这种崇高境界，当然是无比伟大了，“优优大哉！”

荀子对人的优异、伟大之外，不仅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人与物的本质区别，作了精辟的论证。他说：“水火有气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中，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为能行？曰：义。故以义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这是说，水火有气息而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而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而没有道义。人有气息、有生命、有知觉，而且有道义，所以是宇宙中最高贵者。不仅如此，还因为人能“明分使群”，组成社会，人类社会和动物群体的区别在于“分”，有不同的社会分工，组成相互协同的整体，故能战胜自然万物，裁物为用，兼利天下。这些都是人异于、高于万物之处，故人贵于物，“最为天下贵也”。

人之所以高贵于万物，还在于人有知识、智慧，能认识“物之理”（《荀子·解蔽》）。因为只有人有这种能力，具有这种能力，能才使主体接触外物，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结合，从而认识事物及其规律。荀子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荀子·正名》）人之所以识，所能知，在于有智慧、能力，这是其他众物所不具备的，故人高于、贵于万物，而能驾驭万物，裁制万物，从中取利，以利天下。

董仲舒从“人副天数”的思想出发，论证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人是天的副本，由天而生，天是最崇高、最神圣者，故人是万物中最高贵、最优异者。他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善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汉书·董仲舒传》）人为天所生，并赋予礼义道德，纲常名教，天创造万物以养人，人灵长于万物，代天行事，管理万物，为人谋利。人与天、地并列为三，相为手足，合为一体，不可或缺。人是万物之所以成者，无人则万物无以成。人超然于万物之上，为天下最贵者。人在宇宙之中，下长万物，上参天地，能知万物，而御万物，所以人是伟大、优越者。

邵雍以象数演化为“天人合一”论，从“天人合一”论出发，说明人为万物之灵的道理。

邵雍指出，天、地、人是宇宙中三个伟大者，“物之大者无若天地”。天、地的伟大之处是：天的阴阳变化而有春、夏、秋、冬的四时往来相推无穷，即时间的无限性；地的刚柔相推而有东、西、南、北的四维存在无有边际，即空间的无限性。万事万物都在时间、空间中存在、运动、发展、变化，所以天、地是“至伟至伟者”。人与天、地并到而为三，当然亦是“至伟至伟者”了。邵雍说：“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所以目善万物之色，耳善万物之声，鼻善万物之气，口善万物之味。灵于万物，不亦宜乎！”“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鼻、口者，万物之用也。……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备矣。”（《皇极经世·观物内篇》）邵雍认为，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的理由、根据是：其一人禀精纯、全厚之气而生，动、植物禀粗杂、偏薄之气而生，人得天独厚，故灵于万物；其二人具有目、耳、鼻、口等感觉器官，而能收取声、色、气味之杂，全备人物之道，故灵于万物；其三人有高超的能力，“天以气为质，而以神为神。地以质为质，而以气为神。惟人兼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无所不能者，人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其四人有形有气有神，并以心统之，人一身而象全三才之道。“动者体横，植者体纵，人宜横而反纵也。飞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两手翅上，两足趾也，飞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飞走也。故最贵于万物也。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交乎中，三才之道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由于人具有这些独具之处，所以人“最贵于万物也”。天地赋予人如此多的高贵处，如果人自己却不认识、珍惜自己的高贵处，反而小视、贬低自己，这既是违背天地之理，又是人之大不祥者。邵雍如此申明人们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和人灵于万物之所以然之理，意在告诉人们应当珍重生命、真正做人。

程颢、程颐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理”派生的“气”化生而来的，由于人禀秀、清、明、纯、粹、正气而生，所以与物不同，而高于、贵于万物。程颐说：“人乃五行之秀气，此是天地清明纯粹气所生也。”“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与万物不同。既为人，须尽得人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就人人都是“气化”所生而言，人都是高于物的相同者。圣人亦是“气化”而生的。“圣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圣人。”（《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既然人人都是禀“五行之秀气”、“天地之正气而生”，都是人，那么为什么还有“圣人”与“愚人”的差别呢？二程认为，还是由“禀气”的清浊不同而决定的。程颐说：“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由于禀气不同，而有人与万物的不同，亦有圣人与愚人的差异。

二程指出，由于圣人禀至清至纯之气而生，具有崇高、完美的德性、德行，而为“人伦之至”者，人中之高尚者。只有圣人，才能践形道德，尽得人道，故与众不同，而为最高贵者。所以二程说：“惟圣人然后践形，言圣人尽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与万物不同。既为人，须尽得人理。众人有之而不知，贤人践之而未尽，能践形者，唯圣人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又说：“惟圣人可以践形者，人生禀五行之秀气，头圆足方以肖天地，则形色天性也，惟圣人为能尽人之道，故可以践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类皆是也。”（《河南程氏外书》卷四）圣人与天理为一体，得天地之中，禀阴阳之秀，故能“践形”道德，而与众人、众物不同，超越于众人、众物，而为天下最高贵者。

胡寅由“气化”之论、“禀气”之异出发，推引出人优异、高于万物的思想。他旨出，由于“气”有清浊、精粗、偏正、昏明之不同，而形成“各有种类”，“万殊不一”的人和万物。人禀清、精、正、明之气而生，故有道德意识，优异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他说：“人生禀气，值五行之秀，则清明颖悟，记识绝伦。”（《崇正辩》卷一）又说：“惟人为万物之灵。……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而未闻草木之能听言受教者也。”（《崇正辩》卷二）这显然是荀子思想的再现。

在胡寅看来，人和万物“均是一气”所生，这是“理一”之同；而由于禀气不同，而形成千差万别的人和物，这是“分殊”之异。由于人禀“五行之秀”、“天地正气”、“精气之著”者而生，故人有生、有知、亦有义，故“人为万物之灵”。人有生命，有意识，有道德，受教化，又能赞天化育，驯化动物，裁物为用，神通广大。

胡寅从历史发展、动物驯化的过程，揭示了人贵物贱的道理。他说：“古者圣人以草木畅茂，禽兽繁殖而逼人，是以烈山泽而焚之，放尨蛇、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然后人安其生，天下大悦。贵人贱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所以扶立人理，赞天地之化育，岂不广大哉！”（《崇正辩》卷二）人本来高于万物，优于万物，人应当认识这个道理，而自尊自贵，不可自卑自贱，与物等同。

胡宏的“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理论，与其兄胡寅基本相近、相同。他是这样说明的：“万事万物，性之质也。因质以致用，人之道也。人也者，天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万物有有父子之亲者焉，有有君臣之统者焉，有有极本反始之礼者焉，有有兄弟之序者焉，有有救灾恤患之义者焉，有有夫妇之别者焉，至于知时御盗如鸡犬，犹能有功于人，然谓之禽兽而人不与为类，何也？以其不得其全，不可与为类也。夫人虽备万物之性，然好恶有邪正，取舍有是非，或中于先，或否于后，或得于上，或失于下，故有不仁而入于夷狄禽兽之性者矣。惟圣人既生而知之，又学以审之，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德合天地，心统万物，故与造化相参而主斯道也。不然，各适其适，杂于夷狄禽兽。是异类而已，岂人之道也哉！是故君子必戒谨恐惧，以无失父母之性，自别于异类，期全而归之，以成吾孝也。中者，道之体；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知言·往来》）一气流行，化生人和万物，有人有物便有性，有气聚而有形。性为气化流行的主宰者，有性才有人和物，无性便无人无物，这就是“成之者性”的要义。所以说：“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气之流行，性为之主。性之流行，心为之主。”（《知言·事物》）又说：“万物皆性所有也。圣人尽性，故无弃物。”（《知言·一气》）“性”为人和万物化生之本和质的规定性。人和物都有“性”，都有“性之质”，但人能因不同的“性之质”而致其用。唯人可以做到：观万物之变化，察万物之本性，执天地之机，得万物之用。因为人“备万物，参天地”，掌握中和之道。就是说，人兼备万物之性，得天地万物之全，而有知识、智慧、道德、礼义，辨是非，合天德，统万物。这种备“万物而为人”（《知言·天命》）的人，既备万物，又体万物，亦用万物，“人备万物，贤者能体万物，故万物为我用。”（《知言·事物》）如此说来，人当然是优异于万物的灵秀者、高贵者了。

朱熹从其理学本体论出发，肯定“性即理也”，从而说明了人与万物之异，人优异于物的根据。

朱熹认为，人和万物都根于理，由理派生的气，而化生人和万物。“人之所以得天之气也。”（《孟子集注》卷十一）有生便有性，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孟了集注》卷八）因为“性即理也”，所以人物亦根于性。就此而言，天下无性外之物，人和万物莫不有是性，此性是相同的。“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为以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孟子集注》卷八）人与物同得天地之理、元气而生，生而具有性，此“性本同”。这个性为人和物的共同性，即“理本同”。

然而，由于人和物所禀元气不同，又有人与物之异。“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孟子集注》卷八）朱熹承认“人是天地之中最灵物”，并能主宰、裁制天地之物。因为人由清、正、精、全之气而生，所以能“全其性”而“异于物”。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会而已。……然而二气五行，交感万变，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不同，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唯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朱子语类》卷四）人与禽兽、草木等，就其所禀受之“理”、“气”而生，这是相同的。但是人所禀受的气是清、精、正、全、通者，而禽兽、草木等所禀受的气是浊、粗、偏、塞者，故人头象天、项天，脚象地、立地，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而禽兽则是横生，草木头向下，最多“只通得一路”，所以人优越于万物。

朱熹还指出，人之所以高贵于物，就在于人有知觉意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且全备天理。朱熹说：“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是其虽分之殊，而其理未尝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故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草木枯槁则又并与其知觉者而亡焉。”（《朱熹集》卷五十九《答余方叔》）人优异于禽兽和万物之处，在于人得“天理之全”，具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性”，即具有本然之善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而顶天立地。朱熹认识到人与物的本质差别，是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属性。

陈淳继承了其师朱熹“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并作了引申、发挥。

陈淳指出，由阴阳二气不断流行，生生不已所化生的人和万物，虽然其“本只是一气”，但是却“参差不齐”。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气”有清浊、厚薄、偏正、精粗的不同，所以人和万物禀不同之气而生，而有千差万别之异。人禀受清、厚、正、精之气而生，物禀受浊、薄、偏、粗之气而生，“故人为万物之灵”，人优异于万物群生。陈淳一再申明这个道理。他说：“人物之生，不出乎阴阳之气。本只是一气，分来有阴阳，阴阳又分来为五行。二与五只管分合运行，便有参差不齐，有清有浊，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论，同是一气，但人得气之正，物得气之偏，人得气之通，物得气之塞。且如人形骸，却与天地相应，头圆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极为中央，却在北，故人百会穴在顶心，却向后。日月往来只在天之南，故人之两眼皆在前。海，咸水所归，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为得气之正。如物，则禽兽头横，植物头向下，枝叶却在上，此皆得气之偏处。人气通明，物气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为万物之灵。物气塞而不通，如火烟郁在里许，所以理义皆不通。”（《北溪字义》卷上《命》）又说：“人与物同得天地之气以生，天地之气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则通，所以仁、义、礼、智，粹然独与物异。物得气之偏，为形体所拘，所以其理闭塞而不通。人物所以为理只一般，只是气有偏正，故理随之而有通塞尔。”（《北溪字义》卷上《性》）就“理”为人和万物的惟一本原而言，由“一理”所派生的“一气”所化生的人和万物，则是共同的。但是由于“一气”之中包涵着各种不同的气，人与物所受之气不同，故形成人与物之异。人得“五行之秀”、“得气之正”而生，故“理气皆通”，而“为万物之灵”。

王夫之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对“人为万物之灵”学说，作了全面总结和具体论证。

王夫之认为，由“元气”分化出的阴阳二气而产生了人和物，这个本原是相同的。由于“气”有各种不同，所以禀不同的气而生的人和万物，则有千差万别的不同本性和万殊形态。由于人禀精华、灵秀之气而生，所以优越于万物群生。

王夫之指出，从人生、人性的所产生的根据来看，人优越于万物。他说：“阴阳具有太虚絪缊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则物有物之道，鬼神有鬼神之道，而知之必明，必之必当，皆循此以为当然之则，于此言之则谓之道。……秉太虚和气健顺相涵之实，而合五行之秀以成乎人之秉彝，此人之所以有性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人与物就所产生的本原来说，都是以“太虚之气”为其“絪缊之本体”，即“气”为本体，这是人与物之间。由于“合五行之秀以成乎人之秉彝”，而使人有“心性”，这是人们所独具的。就是人禀受阴阳五行之秀而生，故独具人的本质、本性，尤其独具心而使之有知识、意识、礼义、道德，这就决定了人异于物、贵于物。

从人性的形成来说，人性是日生日成的，人能自取自用，自强不息，自善其性。人之所以能如此，因为人受天地“精英”之气而生，而有仁、义、礼、智之善性，所以“天地之性人为贵”。王夫之认为，人性就是人生之理，是“日生日成”的，人从初生到老死，其性是不断变化、损益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形日以善，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所以说：“举凡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声，心得之成理者，皆是也。是人自幼讫老，无一日而非此以生者也，而不可谓之性哉？”（《尚书引义》卷三）人禀受“精英”之气而生，又能择善而守，保存扩充善性，修善扩大善德，所以人是最高贵者。

儒家学者由生命本原论，引申出人为万物之灵论，旨在说明人的生命来源和人与物的本质区别，告诉人们要认识这种区别，做一个有知识、智慧、道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