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近代西方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涵盖了整个欧洲和北美，……开启了全欧洲所有权威——思想、宗教与世俗权威——遭受全面攻击的过程。”人们忽视了苏格兰在启蒙中的先导作用，学术界几乎忘记了苏格兰启蒙的独特贡献。不同于欧洲大陆启蒙的激进路径，苏格兰启蒙提供了一条建构公民社会的渐进路径。[3]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实提出了一个有关建构公民社会的“柔性”版本。
作为近代西方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涵盖了整个欧洲和北美，……开启了全欧洲所有权威——思想、宗教与世俗权威——遭受全面攻击的过程。”[1]作为那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弗兰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托马斯·里德、亚当·弗格森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是18世纪英美和欧洲大陆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与苏格兰启蒙一起，“常识”学派苏格兰哲学兴盛于18世纪。然而，据阿伯丁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戈登·格雷厄姆考证，到了19世纪中期，苏格兰哲学已经衰落，“少人问津，几近失传。”[2]德国唯心主义取代了它，成为苏格兰主要大学的研究对象，苏格兰启蒙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时至今日，以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为中心的欧洲启蒙成为世人关注的重心。人们忽视了苏格兰在启蒙中的先导作用，学术界几乎忘记了苏格兰启蒙的独特贡献。
不同于欧洲大陆启蒙的激进路径，苏格兰启蒙提供了一条建构公民社会的渐进路径。正如罗蒂所说，“就我们知识分子怎么才能促进休谟和康德都向往的启蒙乌托邦而言，休谟比康德是一位更好的忠告者。……我们已经不再把休谟读作一个极其浅薄的离经叛道者，而是读作一个最多愁善感的、最灵活的、最缺乏男性中心论倾向的启蒙思想家。”[3]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实提出了一个有关建构公民社会的“柔性”版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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