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法用术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重法用术的政治思想

晁错少年学习法家学说和统治方术，故受法家思想影响较深，但他总结接受秦末农民起义和秦朝灭亡的深刻教训，而提出重法用术、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主张。

晁错认为，秦朝之所以能战胜六国而统一中国，就在于其“地形便，山川利，财用足，民利战”，而“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民不用”，所以当时秦国最富强。“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也，故秦能兼六国，立为天子。”然而，由于秦始皇居功自傲，觉得自己的功绩超过三王，忘乎所以，苛政于民。到了秦二世，则变本加厉，推之极端，于是便“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地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绝祀亡世，为异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也”。^[4]秦王大修宫殿，贪欲无度，耗尽民力，横征暴敛，又任用不肖谗佞之人为官，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群臣恐惧，献媚取宠，骄横放纵，不顾后患。高兴时胡乱赏赐，发怒时随便杀人，法令繁多，惨杀无辜，严刑残酷，秦二世亲自射杀百姓，使天下百姓寒心，人心惶惶，难以安生。奸邪的官吏，乘法令混乱之机，树立自己的威势，狱官专断，擅自杀人。上下瓦解，各自为制。初乱之时，贫民百姓先受侵害;中乱之时，富人官吏受到损害;到了晚期，皇室宗亲、朝廷大臣也受到侵害。全国上下人人自危，朝廷内外个个怨恨，离散逃亡，人心涣散。陈胜带头造反，振臂一呼，万众响应，天下大乱，秦朝灭亡，为他人造福。这就是:官吏不公正，政令不通达，民众不安宁所造成的祸患。晁错精辟地概括和总结秦朝统一中国的原因和灭亡的缘由。

晁错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基础上，强调要改正、革除不合理的法令，纠正、制止君主暴虐、害民的行为，实行“爱人”宽舒的政策。他说:

法之逆者，请而更之，不以伤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复之，不以伤国。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5]

对于法令中不合理的条文，要改正过来，使之合理，不使民众受到伤害。对于君主的暴行，不应当顺从，要加以纠正，使之端正，不使国家受到伤害。要匡正和补救君主的过失，显扬和宣明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内无邪恶不正的行为，外无罪恶污浊的恶名，这才是群臣和百官的责任。

晁错指出，国家立法、行法，旨在兴利除害，除暴安民，不是为了害国、杀民，所以要公平执法，赏罚公正。他说:

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举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其行赏也，非虚取民财妄予人也，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赏厚，功少者赏薄。如此，敛民财以顾其功，而民不恨者，知与而安己也。其行罚也，非以忿怒妄诛而从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也。故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如此，民虽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罚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谓平正之吏矣。^[6]

国家制订法令，不是为了残害民众而故意设下的陷阱，而是为了兴利除害，尊重国君，定安百姓而制止暴乱。实行奖赏，不是无故把民财随便施予他人，而是用来劝勉天下人尽忠行孝，表彰人们忠君孝亲的功绩。所以要做到功多者厚赏，功少者薄赏。这样，用征收百姓的财物来奖赏有功的人，百姓也不会怨恨，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奖赏能使自己安宁。施行刑罚，不要因为愤怒就放纵自己残暴之心而妄杀无辜，而是为了禁止天下不忠不孝之人危害国家的行为。所以要做到罪大者重罚，罪小者轻罚。这样，犯罪的人虽然受到制裁，但是至死却不怨恨，因为他们知道犯罪受到惩罚是咎由自取。如果这样执行法令，则可以说是公正的官吏了。为此，晁错积极主张国家立法要合乎公理，执法要公平，为官要平正。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治，人民方能安。

晁错还从人们都好利避害的情欲观点为立法、执政找到了理论根据。他认为，人人都有欲寿、欲富、欲安、欲逸的性情，所以国家立法、执政要本于人情，合乎人情，不可违反人情而行之。他说:

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7]

三王时代，君主和臣下都很贤明，所以能够合谋相辅，安宁天下万民，就在于他们无不根据人们的愿望立法、行政。人们希望长寿，三王让他们生存而不伤害;人们希望富裕，三王使他们增加财富而不穷困;人们希望安定，三王扶危定倾使他安而不危;人们希望安逸，三王节用民力而不耗尽民力。国家制订法令，要合乎人民的愿望而去实行;动用民力，要根据民众的情况，然后再去行动。要求别人同要求自己一样，宽恕他人如宽恕自己一样。人情所恶，不要强加于人;人情所愿，不要加以禁止。因此，天下人民就会拥护政令，执行法令，归附德治，待之如父母，从之如流水。这样百姓和睦，国家安定，政权巩固，恩及后世。这就是为政者懂得人民愿望而立法、执政的功效、功德。

据此，晁错在对汉文帝歌功颂德的同时，期望汉文帝效法五帝、三王、五霸，任用圣贤，君臣共治，建功立业。他尤其强调皇帝要亲自治理国家，积极有为，不要一味依靠群臣治国而误国。他说:

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资财不下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选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犹五帝之臣皆天下之选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犹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遣也。日损一日，岁亡一岁，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于天下，以传万世，愚臣不自度量，窃为陛下惜之。^[8]

晁错认为，五帝的臣子不及五帝，五帝便亲自理政;三王与臣子都有才能，故三王与臣子共同谋政;五霸不如臣下，便把国事委托臣下治理。因此，使君主谋政无遗漏，有才能的人得到使用，而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建立功业。当今陛下神明德厚，才能不下五帝，君临天下，治理国家，已经16年了，然而百姓却没有富裕，盗贼亦没有减少，边境尚未安宁。其所以如此，就是陛下没有亲自管理国家而依靠群臣所造成的结果。现在当权的大臣都是由天下选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才能却远远不如陛下，如同五帝的臣下一样。陛下不亲自治理国家，依靠那些才能低下的大臣治国，恐怕会遗漏大事，耽误国事。长此下去，皇帝的恩德就会消失。晁错反复申明皇帝“躬亲”国事的重要性，强调不“躬亲”国事的危害性。希望皇帝做到积极有为，不可消极无为。

从晁错的这些政治思想主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汉文帝所采取的清静无为，依靠群臣治国的统治方术是不同意的，所以才在他被荐举为“贤良”时，借回答文帝策问之机，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要求皇帝要“躬亲”国事，积极治政。

不仅如此，晁错还向汉文帝建议让皇太子从小就要学习和懂得治国的方略、术数，为将来当皇帝后“躬亲”国事、治国理民做好准备。他说:

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9]

君主之所以尊贵显赫、功绩名声流传于万世，是因为他懂得治国方略、方术。所以说君主知道任用群臣而治理他们，群臣才能敬畏服从;君主知道怎样听取意见，处理政事，才不会被群臣欺骗蒙蔽;君主知道怎样安定万民，使百姓受益，便会使全国人民顺从;君主知道怎样倡导忠君孝亲之理，便会使臣下和子女德行完美。这四条是皇太子的要务。

当时朝廷群臣中有一种议论:“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而晁错则“诚以为不然”。他认为，历史上凡是不能保住权位、丢掉政权或被权臣杀害的君主，“皆不知术数者也”。因此，他主张皇太子不仅要多读书，而且要“深知术数”，研究书中的义理。因为“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10]。所以晁错极力主张皇太子要“宜知术数”、“深知术数”，掌握治国方术。

晁错的重法用术、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主张，是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和汉初无为而治的现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的法治主张不同于秦朝的严刑峻法、苛政残民，而是把法治与德治、依法与宽民、治政与爱民结合起来。同时主张君主“躬亲”，积极有为，反对消极无为，贪图清闲的治国方术。这些政治思想主张汲取了历史教训，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