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难识“真孔子”

清朴学家江声，长于旁征博引，好《说文》至于成癖，与人书信，皆用篆书。然于义理之学，格格不能入。常致书孙渊如曰:“盖性理之学，纯是蹈空，无从捉摸。宋人所喜谈，弟所厌闻也。”^[1]李零先生，盖江声之流亚也。

李氏长于考古，而厌闻道德，欲借其所谓“三古”之技(考古、古文字、古文献)，恢复孔子本来面目，实在是不自量力。如果仅凭考古即可以识孔子，绝对轮不到李先生现在挺身而出。

看李先生这篇序文，觉其颇有“记丑而博”、“言伪而辩”之风。对此，与之争论是没有用的。对其所不明之道理，他是不会愿意去明白的。这里仅问其一个问题:道德是否可以绝弃?想其当会回答曰:“道德很脆弱，但是还是不可绝弃。”如此一来，便会生出一连串问题:你既然说梁漱溟先生不畏权势、表里如一、人格高尚，表示佩服，这不是承认道德未必脆弱吗?道德既然是有益者(从其肯定梁先生可看出)，为何不能宣讲?既然不否认道德是好东西，而一听见人讲道德“头皮就发麻”，这岂是自己标榜的“心平气和”?你说梁先生“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岂知这正是儒家精神的体现?如此，为何又对表彰孔子和儒家的言论满腹牢骚?何况你自己也承认孔子之道德格言“有些比较精彩”。凡此种种，无需多辩即足见其思理是如何的绞绕不通、顾此失彼!若拿出“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来辩护，也不成其为理由。有些组织生活可以不过，但作为一个学者，自己的思想不能无组织无收束，散漫无纪，任性而行，难免遗人“为老不尊”之诮!

谈到写此书之情景时，李氏称其对《论语》，一会儿“纵读”，一会儿“横读”，既仔细“考证”，又反复“筛选”，大有“既竭吾才”之架势。不言而喻，在他眼中，这无疑是一部凝聚着如许汗水的、含金量很高的学术专著;是严肃之作，绝非儿戏之作。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李氏居然将他这部精心结撰之作定名为“丧家狗”!如此轻佻颟顸之举出自一位资深学者，“为老不尊”，能辞其咎?此举不仅有损其书之品位，更有伤作者之人格尊严。其病至少有三:其一，吐辞不雅驯，有失学者体面。其二，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李氏虽然语有出处，且似乎无有意侮圣之意，但在客观上很容易导致此类影响，败德伤俗。其三，炒作嫌疑明显。用火爆刺激陋劣污下之语辞招徕世人耳目，是炒作者之惯用伎俩。李氏是严肃学者，然将其精心结撰之作冠以“自贱”之名，其炒作心态几乎昭然若揭。当然，若是出于出版商之生意经，则另当别论。

话说回来，虽然读罢序文，本人感到其“记丑而博”、“言伪而辩”，但并无“心达而险”之印象。相反，能感到李先生是位忠于自己思想的坦白磊落之人，甚至可归为儒门“狂者”之列。只可惜孔子不再生于今世，恐怕未必能有人可循循然教之适道矣!

最后想指出的是:虽然李氏所著本书尚未之见，且其书命名轻佻而鲁莽，序文多有坚僻之论，但既然其人长于文献考古，想必其内容当有参考价值。估计其在名物训诂、文献考索上当有可以资取之处。读者可用其长而弃其短，不必因序废书也。倘世人竟惑于煽惑鼓噪，欲于此中求真孔子，吾恐除却支离破碎之文献挦扯外，其必将别无所得也。盖“小学”难入“大学”，“考据训诂”难识“性命义理”也。子夏不有之乎:“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曾发表于《深圳商报》2007年5月23日)

【注释】

[1]孙星衍:《问字堂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