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美屏恶的文明为政以德的理想

尊奉五种美政，屏除四种恶劣的政治行为，是孔子追求的政治文明。为政以德，是孔子追求的政治理想。一部《论语》就是围绕什么是政治文明，怎样造就政治文明来编辑的。尤其是《论语》第二十篇与第二篇。

《论语》第二十篇《尧曰》共3章，共370字。其中第1章152字，第2章191字，第3章27字。可以说都是关于政治文明的珍贵历史文献。

首先，我们一起来解读研究第1章。

全章文字如下：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这一章是《论语》向往追求政治文明的纲领性的文字，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记述尧帝禅位授命给舜帝时所讲的话，传授治国安民之秘诀。尧帝对舜帝说：“唉，舜啊！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到你的身上了，你好好地把握中正公平之道，便一定能够让德泽远播四海服化一切无不极尽，那么天禄帝位就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尧帝对舜帝讲的天之历数，是指帝王相继的次第，上天赋予帝王的历史使命任务，即上天的大命，或称为天的气数命运。实质上就是指帝位。尔躬，代指舜。允执，诚信地把握。允，信也。其中，天之历数的中正公平原则。困穷，极尽，穷极。四海困穷，谓四海之内都贯彻执行中正公平的政治原则。四海困穷，一些学者诠释为天下的老百姓都陷入困苦贫穷的地步，这是从民生角度来诠释的。于是便将“天禄永终”解释为“上天给你的君位俸禄也就永远地终止了”。宋朱熹持这一观点。他说：“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咨，嗟叹声。历数，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气节之先后也。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

第二层：舜亦以命禹。是说舜帝在禅让帝位给大禹的时候，将尧告诫自己的话用来告诫大禹。孔安国曰：“舜亦以尧命己之辞命禹也。”

第三层：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记殷汤履伐桀告天时所讲的话。大意是，我殷汤履谨慎地选用黑色牡牛作为牺牲，明明白白地告于光明而伟大的天帝：“罪人，我殷汤不敢擅自赦免他。您的臣子的行为我殷汤也不敢隐瞒掩盖，您心中早就有数。我本人如果有罪，则不要牵连天下万方的人；天下万方的人如果有罪，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殷商崇尚白色，夏朝崇尚黑色，其时没有改变夏礼，故祭天仍然选用黑色的公牛作为牺牲贡品。皇，大。后，君。孔安国曰：“大大君帝，谓天帝也。《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也。”

第四层：记周朝受天命及伐纣告天时所讲的话。“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意是，周朝受上天大赏赐而得到了天下，之后大封诸侯，使善人都富贵起来。“我周姓虽然有至亲之人，却不如有仁德至爱的人受到重用。老百姓如果有罪过，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这是周武王伐纣时所发表的演讲。

第五层：总结概括二帝三王治国保民之道。“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一段话的大意是，二帝三王治国理政保民都要做的工作，首先是谨慎地检验并认真审定统一度量衡，修复已废弃的机关，起用有官而未举其职的官员，全国各地的政令就畅通了。恢复那些被前人非理而灭的国家，承续已被断不祀的贤人的后代，提拔被遗忘的杰出人才，天下的百姓全都向往聚集在这些英明的领导人的旗帜之下。“所重：民、食、丧、祭。”这是说，二帝三王治理国家都非常重视的四件大事。第一是重视人民，国以民为本，故重民为先。民以食为生，故第二为重视人民的吃饭问题，即重民生。人生必有死，既要重视人民的生存问题，又要重视人民的死亡问题，安葬问题，故第三为重丧。古人崇拜祖先，故父母先人死后，便为之建立宗庙，予以供奉。所以孔安国注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也。”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这就是说，居上位的领导人为人宽厚仁慈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戴，领导人诚实守信用，群众就会信任他，领导人勤政办事迅速就会取得优异的功绩，领导人办事公平正义，则会使百姓皆大欢悦。孔安国注曰：“言政教公平，则民悦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传以示后世也。”

以上是我们对《论语》第二十篇《尧曰》的第一章的简单解读。我们知道，尧是我国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号陶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传曾命羲和掌管时令，制定历法。咨询四岳，选舜为其继承人。对舜考核三年后，命舜摄位行政。他死后，由舜继位，史称“禅让”。又传说尧在位七十年，禅位给舜后二十八年才去世，寿逾百岁。唐尧、虞舜为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帝王。《尚书》中的《尧典》与《舜典》记载了二帝的美德与治理天下的丰功伟绩。《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笃行斯道，举八元使布之于四方，五教能从，无违命。）纳于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今本《尚书》中的《舜典》，系南朝齐姚方兴从《尧典》中分出下半篇，并加二十八字，另名为《舜典》。

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姚姓，一作妫姓，号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政。他巡行四方，除去共工、  兜、三苗、鲧等四人。尧去世后继位，又咨询四岳，挑选贤人，治理民事，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舜受尧禅让而在位，年老而禅让于禹。尧、舜二帝，夏禹、商汤、周武王三王。《论语》第二十篇《尧曰》第一章总结概括二帝三王治国保民之道，为儒家理想文明政治之源头。阐明了二帝三王虽然有揖让与干戈的差别，而保民安民生民爱民、追求和谐文明的理想政治法则是相同的。所以《论语》的编辑者将子张问孔子从政的这一章编纂于记二帝三王之道章之后。可以说《尧曰》的第一章通过二帝三王之所言并陈二帝三王之道，而《尧曰》的第二章则以孔子之言精化细化美化二帝三王之道。全章文字如下：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内之吝谓之有司。”

这一章据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第十：“正义曰：此已上五美四恶是子张所问从政矣。《篇序》云：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一是子张问士见危致命，二是子张问政，故有此两《子张》序也。”

子张问政这一章可以分三层。

第一层：从政应当崇尚五种美政，屏除四种恶政。

第二层：五种美政的具体内容及其崇尚推行五种美政的具体措施。

第三层：应当屏除的四种恶政。

我们先看第一层。子张向孔子请教说：“怎样才能做好领导决策工作呢？”孔子说：“崇尚五种美好的领导决策原则，屏除四种恶劣的领导决策习惯，这样就能够做好领导决策工作。”孔子从领导决策思维的角度第一个提出了“尊五美屏四恶”的领导决策原则，这一领导决策原则，或者说领导决策的总纲领。皇侃《论语义疏》赞美孔子同于尧、舜诸圣之尊。注云：“此章第二，明孔子同于尧、舜诸圣之尊也。子张问于孔子，求为政之法也。尊，崇重也。孔子答曰：若欲从政，当崇尊于五事之美者也。若尊五除四，则此可以从政矣。”

第二层，子张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五美，孔子明确地回答了五种美政的具体内容及其崇尚推行五种美政的具体措施。

子张向孔子请教说：“什么是五种美好的领导决策原则？”孔子回答说：“五种美好的领导决策原则是：一、领导在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同时又不增加国家的财经开支。二、调动老百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同时又要极大地关爱老百姓，因而老百姓毫无怨言。三、领导在决策时以仁爱百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绝不以聚敛财富贪婪女色为目标。四、领导在决策时务必小心谨慎谦虚矜持稳重，绝不能骄傲自满。五、领导在决策时务必要考虑政策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同时必须考虑每项政策又不能猛厉伤物害民。”

由于子张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孔子提倡的五种美政，所以孔子又详细阐述了推行五种美政的具体措施。

第三层子张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四恶。子张问曰：“什么是四恶？”孔子回答说：“领导人的第一种恶劣行政行为就是不事先进行教育便施行杀戮惩罚，这就叫做酷虐的政治。第二种恶劣行政行为就是不事先申诫便急于求成，这就叫做暴卒的政治。第三种恶劣的行政行为就是不事先督促丁宁告诫便突然限定期限严加处罚，与民无信而虚期，其不申敕丁宁，期若不至而行诛罚，这就叫做戕害老百姓的政治。第四种恶劣行政行为就是应该大大方方地慷慨地给予老百姓的财富，但却舍不得给予老百姓，出手悭吝，这就叫做小家子气政治。”在孔子看来，二帝三王的政治是美好文明的政治。二帝三王美好文明政治的共同特点就是尊五美屏四恶。尊五美屏四恶的政治是文明政治。所以孔子告诫他的学生一定要懂得什么是美好文明的政治，一定要懂得政治的历史使命。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这就是《尧曰》篇的第三章，也是全部《论语》的最后一章，这是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过的重要的一章。是孔子告诫他的学生，也是孔子告诫后人的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认为，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就不配做领导人，就无法成为一个完美的领导人。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真诚地仁爱人民懂得礼仪，才能够在人民中站得稳立得住，如果不懂得仁爱人民不懂得尊重人民，他就无法树立起自己在老百姓中的威信。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听得懂老百姓的呼声，懂得老百姓在说什么，才能真正了解老百姓，知道老百姓，关心老百姓，如果不知道老百姓在说什么，听不懂老百姓的话，那他就无法了解老百姓，无法知道老百姓，无法关心老百姓。也许这就是孔子追求文明政治学习二帝三王之道的心得体会，孔子希望春秋时代的君王能够效法二帝三王之道，尊五美屏四恶，真正地造福百姓，以仁爱为本，克己复礼为仁，追求为政以德的理想政治，实现祖国团结统一。

《论语》第二篇《为政》的第一章记录了孔子对为政以德的理想政治的追求与颂扬。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皇侃《论语义疏》云：“为政者，明人君为风俗政之法也。谓之为政者，后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郑注《周礼•司马》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学记》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明先学，后乃可为政化民。故以《为政》次于《学而》也。”子曰：“为政以德，（此明人君为政教之法也。德者，得也。言人君为政，当得万物之性，故云“以德”也。故郭象云：“万物皆得性谓之德。夫为政者奚事哉？得万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为“为政以德”之君为譬也。北辰者，北极紫微星也。所，犹地也。众星，谓五星及二十八宿以下之星也。北辰镇居一地而不移动，故众星共宗之以为主也。譬人君若无为而御民以德，则民共尊奉之而不违背，犹如众星之共尊北辰也。故郭象曰：“得其性则归之，失其性则违之。”郑玄曰：“德者无为，譬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也。” 皇侃及皇侃疏引郭象、郑玄等学者从老庄无为思想的角度诠释孔子“为政以德”章，虽有可资参考之处，但未得《论语》记孔子“为政以德”章之 真谛。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第一《为政》第二疏正义曰：《左传》曰“学而后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论孝、敬、信、勇，为政之德也，圣贤君子，为政之人也。故以“为政”冠于章首，遂以名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包曰：“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疏“子曰：至共之”。正义曰：此章言为政之要。“为政以德”者，言为政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谓之德。淳德不散，无为化清，则政善矣。“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者，譬况也，北极谓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众星共尊之，以况人君为政以德，无为清静，亦众人共尊之也。）

邢疏较之皇疏虽然有所前进，然仍以无为清静释为政以德，依然未得孔子为政以德之真谛。

观诸家之注《论语》者，朱熹等人之注略胜一筹。《论语集注》卷一：“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但是这些解释还都是停留在无为而治的层面。我曾经也从无为而治的角度对孔子“为政以德”章进行过探讨，而且从《论语》中找到了孔子率先提出“无为而治”的命题，资以作为孔子“为政以德”章以无为而治的美德为政行政的内证。《卫灵公》第五章：“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虽然可以用孔子对舜帝无为而治的赞美，用以身作则榜样的力量来解读孔子“为政以德”的理想政治。然而通过这些年的钻研体悟，我认为可以用一种崭新的视野视界来解读孔子“为政以德”章。这一章可以从团队精神，为政以德的凝聚力，团结统一的合力等角度进行探讨。就是说用美好的政治品德（如尊五美屏四恶）来治国理政，就能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众星拱北辰的团队精神，这种团队精神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动力。孔子提倡的为政以德的团队精神，在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过较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熔铸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熔铸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之中，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优秀领导人率领民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座右铭。在《论语》这部书中，孔子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治道，将中华治道中的帝道与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结合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始于周文王的《宝训》），发展成为帝王之道。这一帝王之道的理论体系完整地记载在《大学》之中。因而学术界习惯称大学之道为帝王之道。到了战国时期，列国诸侯大都不太明白帝道、王道、帝王之道，所以商鞅（约前390—前338年）入秦后，以帝道游说孝公，孝公志不开悟，复以王道说孝公，孝公听不进去，最后以霸道语孝公，孝公听得入了迷。《史记》详细地记载了这一历史故事。《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公孙鞅（秦封于商，故号商君）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