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生活方式的简约性与和谐性

第三节　闲暇生活方式的简约性与和谐性

对于休闲与幸福关系的探索可溯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幸福生活应具备三大要素——智慧、美德与休闲，且在所有这些要素中，休闲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就特别强调，休闲对于人的幸福生存具有本质性、本原性的意义，他指出：“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休闲高于劳动，是劳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个人的幸福在于闲暇”，“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14]美国心理学家戴尔纳强调，休闲对于培养社交能力，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获得社会支持非常重要，而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快乐的源泉。我国著名休闲学专家马惠娣概括：“休闲是以欣然的心态，做心爱的事。”^[15]的确，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人的幸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和解脱，利于缓解生活中的压力，排解各种烦恼和忧愁。

然而，谈及休闲，人们更多将休闲主体指向权势贵族或某一特定阶层，将休闲客体指向吃喝玩乐等感官刺激。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休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某一阶层独享的专利，而且它的内容和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记得林语堂说过：“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和成功者独享的权利，而是一种宽怀心理的产物……这种心情是由一种达观的意识产生。享受悠闲的生活是不需要金钱的，有钱的人也不一定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只有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正懂得此中的乐趣。他必须是有丰富的心灵，爱好简朴的生活，对于生财之道不放在心头。”^[16]传统的中国先辈们不正具有这样的特征？虽然由于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较为低下，经济比较落后，人们的物质生活谈不上富足，同时鉴于古代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方式，农民们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从事各种娱乐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认为，大约一万年前，当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人类只有10％的时间用于休闲，这就意味着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劳动。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他们没有自己的休闲方式与娱乐。勤劳而简朴的劳动人们也懂得适时休闲娱乐。传统农民的休闲与娱乐可以说是“忙里偷闲”，可以将其概括为正式与非正式两种。非正式的休闲与娱乐不受时间、地点、内容的限制，形式较为简单、随意。这种休闲方式一般是在劳作之余或农闲时节，在这段短暂的相对休闲的时间里，村中男女老少各行其是、自娱自乐：妇人们多是三五成群聚集在农家小院一边聊天，一边做着熟悉的针线活儿；男人们或在村庄附近的小路旁，两人一组地下着随手捏制的“皮条”（一种泥土制作的锥形物体，娱乐功能相当于棋类），或是在田间地头喜谈庄家的长势、来年的收成，或是享受着“一壶茶、一包烟”的悠闲时光；老人们娓娓道着古老的传说，享受着“儿孙围膝绕”的天伦之乐；孩子们的娱乐活动五花八门，“过家家”“捉迷藏”……稍微雅致点的休闲，如在夏夜一群人围坐着，摇着蒲扇听村中较为有学识的“先生”说“快板书”，集体观看露天的电影、戏曲等，真是不亦乐乎。这种休闲方式与娱乐内容较为简单、随意，无时间、地点等的限制，是一种非正式的放松身心的活动，给传统乡村社会的单调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较为正式的休闲时光与娱乐活动莫过于传统的节日庆典。由于农业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必须高度依赖自然条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受到农作物生长规律的影响，作息十分有规律性。因此，中国民间大众的休闲具有明显的自然特性和季节性，由此决定了休闲多是在农闲时期。这些休闲活动有举国同庆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有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如广西壮乡的“歌墟节”，彝、白等民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等等；有富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日，如北方的“武会”“庙会”，南方的“龙舟赛”等。每到特定的节庆之日，不同年岁、不同阶层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加入到喜庆气氛中来，大家载歌载舞、龙狮锣鼓相伴，尽情享受闲暇生活的快乐。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对迎神赛会这样评价：“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劳，洁神酬拜，精神体质两愉悦也。”社会学家乔启明亦言：“我国农民，多无正当娱乐，迎神赛会，可说稍含娱乐性质。”^[17]这种节庆型的闲暇活动方式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群众性的闲暇娱乐活动方式，饱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之休闲文化的凝聚，体现出幸福所具有的简约性、精神性。

传统农民自娱自乐的休闲形式，无论是非正式的抑或是正式的，无不体现出幸福所具有的简约性与和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