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上帝的属性
（一）爱和公义的上帝
中国教会强调上帝爱的属性，上帝的本质就是爱，强调上帝的爱普及全人类，“上帝不仅眷顾基督徒，也眷顾全人类”(13)。汪维藩说:“不仅上帝最根本的本性是爱，并且他的本体也就是爱（约壹4:8、16）。人因为他的爱而受造，因他的爱而蒙救赎，最终又因他的爱而归回他的爱中”，永恒之中，除了上帝的圣爱而外别无他物，“三位一体上帝之间，上帝与人及人与上帝之间，乃至众圣徒之间及众圣徒与上帝之间，除爱而外再无其他契合交融的纽带”(14)。
在上帝的诸多属性中，中国教会特别强调上帝的圣爱，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使然。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国人习惯从人伦推出天伦，从人伦的父性推出天父上帝的父性。在汪维藩看来，在上帝的父性中，上帝慈悲的形象要高于他严厉的形象:
“他更多地像那位浪子的父亲，等待离家的孩子归来，以爱的拥抱与亲吻欢迎回头的孩子，以加倍的赐予给予归回的孩子，而不去追究过去的错失与过错。”(15)
中国人更容易从慈父形象中推出“天父上帝的兼爱与厚德”(16)。汪维藩从中国传统的“厚德精神和兼爱情怀”出发，发现:
“爱是上帝最高、最本质的属性，上帝是位于存在中央的那位‘爱者’；他不只是宇宙万有所自出的那个爱的源头，也是万有都将归回的那个爱的家……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均在爱的引领、爱的保守、爱的主宰与爱的接纳之中。”(17)
他从天、地的厚德和兼爱推出上帝之“兼有、兼食、兼明、兼爱、兼恩”，即上帝的圣爱普及万民:
“地之厚德、大德，天之兼爱、兼有、兼食、兼明，无不反映三一上帝之厚恩、大恩、兼恩、普恩。接受厚恩的程度可因器皿之差异而有别，但厚恩本身不受时空所阻、所隔、所限，因其渊源与依托乃在三一上帝之完全。”(18)
汪维藩认为上帝的圣爱本身是完全的，自由的，不受时空限制的，只是因为人类自身的原因才导致接受上帝圣爱多少的差异。在这一点上，汪维藩的思想更多地受到了新正统派神学的影响，而不是福音派神学。
汪维藩还强调上帝的爱是圣爱，超越于人间之爱，二者不可等量齐观。人类的爱再伟大、再崇高也超不过“为朋友舍命”（约15:13）、“为仁人死”（罗5:7）的英烈之爱，而上帝的圣爱乃是“舍弃、舍命、作罪人赎价之爱”（约3:16-17，罗5:8，约一3:16）(19)，也就是说，作罪人赎价之爱相比为仁人死之英烈之爱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圣爱。
汪维藩认为，在上帝的圣爱中，最主要最本质的因素又是他对人的赦免与饶恕，他的圣爱并不因人的坠落而改变，神仍像造人之初那样爱人类。他说:“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虽为罪恶所污染；但在你（指上帝，笔者注）的心中，它仍为你所爱。”(20)上帝不仅有赦免之恩，也有宽容等待之恩，对罪人从不苛求，这表现在圣灵的“恩膏”润物无声，只“提醒而不申斥，引导而不催逼，抚慰而不责打，滋润而不伤害”(21)。神不是凭藉他的权力、力量、惩罚、报复来征服人，他之所以赢得人的敬拜，就是因为他的“赦免之恩”，拯救之恩，他的赦免与饶恕，是天地间真正的、最伟大的力量，征服了两千年来的亿万人(22)。
“他始终是人类的归宿与故乡，人类始终在他爱的怀抱之中。我们个人的经历不能代替历史，甚至一代人的经历也不能代替整个人类历史。”(23)
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汪维藩深受老子“弱者道之用”之智慧的影响，真正的强者往往处下，不争，以柔弱胜刚强。
汪维藩又指出，上帝不仅是兼爱的，也是公义与公平的。上帝的公义正来源于他的圣爱，“正是出于他对人的爱，他不能容忍人对人的欺压与暴虐（创6:11-13），所以圣经称他是孤儿的父，是为穷人和受欺压者伸冤的神（诗11:4-7，68:5）‘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创9:6），‘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这一公义的准则，贯穿于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中”(24)。上帝“喜爱公平，竖立公正”（诗99:4），他召唤并悦纳一个公正和公义的世界，圣经中“你的弟兄在哪里”（创4:9）所启示给我们的，正是上帝对那些“强暴者”发出的传讯、审判和惩处。汪维藩说，上帝的公义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表现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上帝的怜悯、眷顾总是在被欺凌、受屈辱的弱小民族一边，“强权与霸道可以欺凌弱小民族于一时，却不能欺凌弱者于永远；神必要亲自介入历史，施行公义的审判，在他自己所选择的时候”(25)。
（二）受苦而孤独的上帝
关于上帝受苦的观念在基督教传统中被认为是对上帝全能和全善的挑战，因此，传统基督教否认上帝受难说。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明确提出“被钉死的上帝”的概念，20世纪世界遭受深重苦难，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如巴特、布尔特曼、潘霍华等又重提上帝受苦的观念，对不动情的上帝观进行了重要修正。巴特说，“我们必须坚持人的责任……但我们更要坚持上帝的责任。而上帝正是背上了这责任”(26)；潘霍华主张，基督徒应该悟透上帝在世上“软弱无能”、“在世俗生活中受难”的救赎奥秘。加拿大华人学者许志伟先生认为，传统的上帝不能受苦的看法是希腊哲学对神学的扭曲，圣经描述的上帝明显是一位动情的上帝，而且“受苦的上帝正是对苦难的世界的一个合理与恰当的回应……一个充分和合理的神义论必然要求上帝最终对世界的苦罪负责任，而满足此要求最有力的证明，便是上帝在苦难中有份”(27)。
汪维藩正是坚持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传统，接受了巴特、潘霍华等人受苦的上帝的观点，他认为“神救赎人类的大能正是彰显在十字架的卑微与软弱之中”(28)，上帝是一位受苦而软弱的上帝，是一位充满不安与忧虑的上帝，他说:
“全部圣经乃是上帝为人类的罪孽背负重担，充满忧患的历史……整个人类历史，又同样是……一部上帝为人类的罪孽处于持续的不安与忧虑之中的历史……人类从来没有真正事奉过上帝，服事过上帝，而始终是上帝为人类忧虑，为人类操劳。
……
他是一位为人类的罪恶经受艰难劳苦，背负重担的上帝，是一位为人类的罪孽受折磨，受困扰，充满不安与忧虑的上帝。他的安息只能在人类的安息之中，人类进入历史的安息之前，他将永难进入创造之后的安息。”(29)
这里可见，汪维藩受苦的上帝观中依然贯彻着其“生生”思想，在他看来，上帝之所以受苦，之所以不安与忧虑，正在于他所创造的生灵还处在苦难、痛苦和不安之中，只有当受他所造的人类及其他生灵进入永恒的安息之所，上帝才最终完成其创造之工而得以安息。
汪维藩为受苦的上帝观所找寻到的圣经上的依据是以赛亚书43:23-24“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汪维藩指出这里的“服劳”原意为“背负重担”、“经受艰难”、“经受劳累”，“厌烦”的原意则为“忍受苦恼与折磨”，“忍受不安与忧虑”(30)。
汪维藩所看到的上帝不只是一位受苦的上帝，而且是一位孤独的上帝。他感受到，上帝的孤独在于由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悖逆、背离上帝，不知报上帝之恩；在于教会辜负上帝的辛劳，凡事不求告上帝，背离上帝的旨意；在于寻找不到知音，无人可以差遣，无人甘愿为上帝效力；还在于上帝在拯救、救赎人类的时候，无人等候和仰望上帝的到来。
“尽管上帝拥有大千世界，但大千世界却消除不了他因失去亚当而有的孤独，因失去你我而有的孤独……
教会是他的家，是他藉圣灵居住的所在。但当教会凡事不求告他，凡事将他撇在一边时，上帝便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独的人……
历史沧桑，每每有耶和华上帝亲自介入，但他又每每是独自介入，无人等候，无人应答，无人呼救，无人代求。
天地间，上帝常经受一种他自己难以理解的孤独。”(31)
汪维藩意识到，这样一位为人类背负重担，受尽折磨，充满忧患与忧虑的上帝难以为受中国传统文化所熏陶养育的中国人所接受，中国人对现实中的帝王或领袖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却不会理会超越于人类自身的上帝，更别说是一位受尽折磨，背负重担，看似无能而又孤独的上帝了(32)。汪维藩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中国人普遍缺乏宗教虔诚意识，注重实际的特点，这可能是汪维藩所担心的，基督教难以与中国文化达到深层契合的一个地方。
（三）超在与内在并贯穿于众人之间的上帝
汪维藩不仅强调上帝的内在性，也强调上帝的超越性，他认为上帝既超乎众人之上，且住在众人之内，贯乎众人之中和众人之间，他说:
“上帝不只‘超在’于历史，不只‘内在’于历史，也‘贯穿’于历史。人不只可以在‘众人之上’找到并认识他，也不只可以在‘众人之内’找到并认识他，更可以在‘众人之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中找到并认识他。”(33)
他所理解的“众人之中”或“众人之间”，是说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寻见并认识这位贯穿于历史的上帝（申29:1-6，林前10:11-12），人类历史的过程中蕴藏并凝聚有上帝的审判与拯救，忿怒与恩慈。“众人之间”，还可以从横向上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爱的关联与链索，“我们可以在约瑟与他弟兄之间不计前嫌的亲情之爱中寻见并认识爱的上帝（创45:1-2），从摩西看望弟兄的骨肉之情中寻见并认识爱的上帝（出2:11）……耶稣基督为人类经受了神的离弃（可15:34）。正是在基督与人类之间的这种大爱之中，我们寻见并认识了一位为爱人类不惜舍弃自己独生爱子的上帝（约3:16）”(34)。
汪维藩关于上帝超在与内在的思想，类似巴特辩证神学的上帝观，巴特认为上帝是超越的、主宰一切的永恒之主，但是因着他对受造物的爱，上帝又亲身参与世界，亲身将自己的爱与苦，注入与世界的关系里。
从汪维藩的上帝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所理解的“道”的影子。首先，中国人理解的道是生生不息赋予一切以生命的大道，汪维藩理解的上帝也是一位生生不已的上帝。其次，按照中国人的理解，“道”既是超越的永恒的，又内在于天地万物，汪维藩也看到了一个既超在而又内在的上帝。最后，中国人体悟的“道”是无形无象，不可名状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汪维藩对上帝的理解更多的也是体悟、感悟，他更加注重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不凭藉语言的感悟、了悟、参透和体悟，而不是用学术研究的方法对之进行确定性的描述，在他看来上帝也是“混成的”，是不可分解、不可剖析、不可名状的。或显为仁爱，或显为诚信，或显为公义，或显为忌恨（汉译为“忌邪”，如出20:5，民25:11），均因人因事而异，因时因地而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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