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辩证法的兴起

二、近代辩证法的兴起

在近代科学意识的基础上，要想解决上述问题，从逻辑上说，有三条道路可走:或者走向彻底的主观唯心论，即否认物质世界的实在性，将其归结为主体的派生物，或者走向彻底的决定论的唯物论，即将主观的东西完全归结为物质的派生物，或者考虑以某种方式将两种截然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第一种方案即彻底的主观唯心论方案，由于其主张过于荒谬，历史上未有人试行过。^[15]第二种方案则在霍布斯和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实行。他们继承了伽利略和笛卡儿的机械论，认为世界完全由同一类物质微粒所构成，一切物质现象都被归结为机械运动。霍布斯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笛卡儿将动物视为机器，拉美特利进而断言，“人是一架机器”^[16]，“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17]人的“思想原来只是感觉的一种功能，而理性的心灵也只是用来对观念进行思索和推理的感性心灵罢了”^[18]。霍尔巴赫则认为，“支配物理世界的种种运动的必然，也同样支配着道德世界的种种运动，因而在道德世界内一切都服从于定命”^[19]。这样一来，物质不再“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而是“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20]。显然，这第二条道路也并未解决问题。于是，第三条道路便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而这就是辩证法的道路。

尽管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没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在哲学史上不同的哲学家使用它时给予不同的意义”^[21]，但就其主流而言，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其内涵，那就是辩证法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概念的矛盾，涉及概念间的对立和统一问题。但在古代与近代，矛盾所指涉的内容却大不相同，而这种不同，正是由近代科学所导致的世界观念的转变所引起的。古代哲学辩证法所要解决的矛盾对立是流变的感性世界与被设想为不变的理性世界的对立。芝诺悖论最为明确地揭示了这一对立:每个人都能够明明白白地感受到的运动，理性却无以无矛盾地描述它。理性当然可以描述运动，但描述的结果却是自相矛盾。不满足于芝诺只是消极地否定矛盾的观点，后来的哲学家们便展开了对于如何能将对立的理念或概念等统一起来的方式的探索。最有成效的当属柏拉图。他在晚期的对话《巴门尼德斯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论”或“相论”，其要旨，按照陈康先生的解释，“乃是:只有一切的‘相’或范畴结合起来，始有个别事物，或说‘相’或范畴的结合构成个别事物;如若它们不结合，即无个别事物。这就是讲，个别事物非它，只是‘相’或范畴的结合，或用我们的名词讲，只是‘相’的集体或‘范畴集体’”^[22]。在《智者篇》中，柏拉图则进一步提出了一种“通种论”，探讨诸“相”或范畴的结合方式或诸范畴之间的相互推演问题。这样一种关于诸范畴或“相”之间的结合方式问题的探讨，被认为是“一切学问中最重要的”学问，一个人若是掌握了这种学问，便能够“清楚地觉察到，在每一事物分别存在的地方，有一种相到处延伸，贯穿于多种事物;各不相同的多种相被一种外在的相所包含;还有，一种相通过许多整体而使之连成一体;而多种相则完全是分立的。这就意味着知道如何区分种类，知道若干种类以何种方式能够结合，或不能结合”^[23]。这样一种各个“相”的结合方式，可称之为逻各斯，^[24]而关于这种诸范畴之结合方式的学问便是辩证法。^[25]

但近代哲学辩证法所理解的矛盾显然与古代不同。黑格尔认为近代哲学的特征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即近代思想达到了对于人主体与外部世界或思维与存在对立的意识。黑格尔这个说法大致上是不错的，但问题是近代哲学是如何达到这一自我意识的自觉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是绝对理念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这种唯心主义的神秘解释，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唯物主义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卢卡奇将近代哲学的发展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考察，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二律背反意识归结为商品生产的物化现象所造成的物化意识的决定性作用，^[26]从而给予这种精神现象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非常深刻的。但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笼统的，如何从笼统的物化意识上升到明确的哲学命题，仍是不清楚的，因而是需要进一步中介的。近代科学世界的革命性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正好能够更为切近地说明近代哲学何以能够达到自我意识的自觉，而在物化意识与近代科学的世界观念之间则不难发现其内在的关联。因此，只要我们说明了近代科学的世界观念与近代哲学对于思维与存在对立的意识之间的内在关联，便可以构建起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理解近代哲学之变化的逻辑链条。这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卢卡奇关于物化现象与物化意识内在关联的分析，而这第二个环节，便是近代科学的机械论世界观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正是伽利略、笛卡儿的机械论世界观导致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截然区分，导致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截然区分与对立，才使得各代与中世纪那里尚模糊存在的人与自然的连续性被彻底割断，将人与自然的对立清楚地摆在了思想面前，使得哲学不得不正视这一对立。

近代哲学家中，康德是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了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这一对立的关键性人物。他的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自然与自由的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都是试图把握住近代科学所造成的这一对立，并以某种方式将其在理论上予以解决。但康德的处理方式主要是一种消极的划界，即将人的各种理性能力加以划分，并划定各自的合法范围，以便并行不悖。与芝诺悖论相似，康德也提出了四个理性的二律背反，所要证明的是，理性在试图超越可能经验的范围企图对事物有所规定时，必然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而结论则是，理论理性的有效使用范围只是现象界，本体界则属于实践理性的合法领域。

近代辩证法集大成者黑格尔则试图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解决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这一对立，因而，他不像康德那样视这一对立为纯粹消极之物，而是肯定这一对立的积极意义，甚至将其视为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写道，“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总之，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如实地思维各个对象，而在于思维那个对于这些对象的思维和理解，即思维这个统一本身”，因而，“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也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27]基于这种理解，黑格尔称赞康德对于理性矛盾的发现，认为“康德这种思想认为知性的范畴所引起的理性世界的矛盾，乃是本质的，并且是必然的，这必须认为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28]。但黑格尔认为“康德对于理性的矛盾缺乏更深刻的研究，所以它只列举了四种矛盾”，但“不仅可以在那四个特别从宇宙论中提出来的对象里发现矛盾，而且可以在一切种类的对象里发现矛盾。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29]黑格尔虽然肯定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但却并不是要从中得出如康德那般限制理性的消极结论，而是要从中发现“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要发现“这种矛盾的性质构成我们后来将要指明的逻辑思维的辩证的环节”^[30]。黑格尔认为，康德把知性范畴不能达到物自身的有限性归结为主观性，并不正确。“知性范畴的有限性却并不由于其主观性，而是由于其本身性质，即可从其本身指出其有限性。”^[31]这有限性就是“知性式的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32]。“但思想并不尽是老停滞在知性的阶段，而概念也不仅仅是知性的规定”，“在辩证的阶段，这些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并且过渡到它们的反面”^[33]。通过一系列的扬弃和过渡，“思辨的阶段或肯定理性的阶段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34]在《逻辑学》中，辩证法从直接性的存在论开始，中经间接性即矛盾对立发展的本质论，最后在概念论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即感性事物或自然界的本质现在被理解为就是作为诸规定之统一的理念。^[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