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辩护

§4　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辩护

克隆人实验之所以引起一系列伦理、道德、法律方面的争论，是因为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落差。尽管如此，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及有关国际组织呼吁，应该以一种现实的态度对待克隆人争论，应该将人类克隆与克隆技术区分开来，将人类克隆的基础研究与以繁殖为目的克隆技术应用区分开来，应当看到克隆技术的发展将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利益。目前取得的普遍共识是，将克隆人的研究区分为生殖性克隆与治疗性克隆。眼下将生殖性克隆人研究付诸实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但是，进行人类早期胚胎干细胞克隆研究得到科学家的普遍赞成和支持。美国科学家已克隆出首个人类胚胎。在马萨诸塞州的细胞技术公司，科学家已在克隆出人类胚胎12天后把它焚化销毁。因为胚胎存活14天后就可被认为是人，从而可植入妇女子宫孕育，所以胚胎干细胞研究不能超过14天，否则就是非法行为。应该说，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在医疗上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诱人的美好前景。

第一，利用这种技术获得胚胎干细胞以在体外培育出与提供细胞的病人遗传特征完全相同的细胞、组织或器官，用来治疗诸如神经损伤、糖尿病、帕金森症、烧伤、脊柱受伤、中风、类风湿关节炎、癌症、白血病、老年痴呆症、心脏病和器官衰竭等疾病，这将同时解决器官移植的两大难题：排异反应和供体器官严重缺乏，这些无疑会给病人带来极大的帮助，为人类造福。

第二，用克隆来“制造”可用于移植的器官或者是创造具有插入人类基因，从而能提供在遗传上能同人类匹配的器官的动物。如需要用肝脏、肾脏、甚至心脏，将可能从经专门设计的具有人的蛋白质的克隆猪身上得到。这种猪的器官和人的免疫系统完全一样。克隆技术可以使动物成为活的药厂。科学家把基因插入实验室培养的细胞，迫使这些细胞生产贵重药物，如治疗血友病的凝血因子。然后，可以从这些细胞再克隆动物，创造在乳汁中含有药物的动物。

第三，利用这种技术可以满足一些不育夫妇的要求，对于双方都缺乏配子的夫妇来说克隆可能比采用捐献者的精子卵子更好，更容易被人接受。

由于胚胎干细胞研究将损毁胚胎，所以伦理争论不可避免。伦理学争论的难题主要表现在：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胚胎，主要来源是人工流产的胎儿和不孕症治疗后的剩余胚胎，因此如何防止研究者有意地为获得研究材料去伤害妇女和胎儿？如何获得不孕症治疗后捐献剩余胚胎的夫妇的知情同意？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帮助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无情地毁灭着自然，如像炸药、核技术等既可用来造福人类，又可用于毁灭人类。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难免给人类带来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如：“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一直被认为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负效应。克隆技术也是如此，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帮助的同时，也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的威胁：现代医疗、生育和基因等新技术已经和正在把神圣的人体推向了唯利是图的商品化市场，从血液、器官和组织，精子、卵子、子宫和婴儿，到细胞、基因和整个的肉体都被送上了明码标价的销售柜台。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人类真的可以克隆自身了，那么人类的尊严也就逐渐地流逝。

伦理学密切关注克隆技术的应用，追问其利弊、得失、祸福。任何技术的进步都有其摸索的过程，经过不断的探索，技术上的问题应该能够解决。与此同时，社会的组织结构、伦理观念及法律规范应适应科技的变化发展，科技的发展也必须和社会发展取得协调和默契。科技的发展都有利有弊，关键是如何引导。如果因某项技术有负面效应我们就不发展，那恐怕没有什么是可以发展的了，人类又如何进步呢？伦理学是人类科学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的根据，它时刻在提醒世人，要对科技的双重性保持高度的警惕。伦理学的任务不是阻碍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相反其神圣使命是为科技发展“保驾护航”。今天，为了使克隆技术只造福人类而不带来灾难，必须做到：第一，科学家应遵从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切不可急功近利。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要有严格的伦理标准和法律控制，让其朝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第二，应尽快建立一整套机构，采取必要的手段加以检查监督，最大限度地减小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或被滥用而出现的负面效应。同时充分发挥克隆技术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正面效应，应在经济实用和伦理责任之间寻找理智的平衡。第三，严禁“生殖性克隆人”的实验研究。对“克隆人”技术的思考实质上是对人类自身积淀的人性精华可能被毁于一旦的恐慌和忧虑。这不仅是由于克隆技术本身发展的局限性可能产生对人类社会的负面效应，而且因为社会本身发展的不完善性及其复杂性，客观上存在着某种技术被误用或滥用的可能性。若任其发展，则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种种祸害。有鉴于此，人类必须慎重运用克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