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的实践生成

社会风险的实践生成⁽¹⁾

潘　斌

实践活动是人之生存的基本形式，只要人进行实践活动，就必然存在社会风险。社会风险是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形成的，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悖论的现实展开，它随着人类理性能力的提升和实践领域的拓展而不断变化，社会风险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正源于实践本身的生成性特质。

一、社会风险的一般规定

早在圣经时代风险思想就已出现，“诺亚方舟”神话和基督教的救赎思想实质是对人之未来命运的悲观预期，将个体生存预设于风险境遇之中。在《说文解字》中：“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而“虫”则指极具危险性的毒蛇。在此意义上，“风”不仅具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风俗、风气、教化的涵义，也隐含了因为变化而形成的危险物之义。“险”则基本与“危”同义，其意涵有三种：（1）“险，阻难也”，即指自然现象、外在实体和不可抗拒力量所造成的困难或恐慌。（2）“险”作为主观的、与特定主体相关的困难或障碍。《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3）完全消极意义上将“险”视作为“邪恶、暴虐”，如《玉篇·阜部》：“险，恶也”，《荀子·正论》：“上幽险则下渐诈也，上偏曲则下比周矣。”传统思想强调对风险的预先观测和防范，提出“思则有备，备则无患”的风险防范思维，要求“治之于未乱，备之于未形，为之于未有，防患于未然”。《中庸》：“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²⁾

严格意义上的风险（risk）概念出现于15世纪，是西方现代性进程的话语产物，它与地理大发现、航海贸易的商业冒险密不可分。早期航海活动进入未知水域随时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但新航路的开辟又展示着无限的机遇与巨大的财富，随后为了分担航海贸易中可能遭受的各种意外损失与风险后果，早期探险者发明了保险这一产品，通过集体分担可能的损失以降低和回避风险。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及现代性制度的确立既确证了人的本质性力量，又使得人们陷入现代性的风险后果之中。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标志着工业现代性已转向自反性现代性，生活在现代性之中就是生活在现代性制度的副效应之中（吉登斯）。社会风险已不再仅仅是人之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而是凸显为现时代的基本特征。从“9·11恐怖事件”到“SARS危机”，从“5·12大地震”到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风险已给时代命名，并且在全球化浪潮的驱动下呈现一种“蝴蝶效应”向全球扩散开来，我们不仅进入了风险社会之中，而且生活在世界风险之中。

从类型学上来说，按照不同区分标准社会风险呈现为不同类别：（1）以表征形式而言，分为显性风险与隐性风险。前者是指具有显著外在特征或标志，通常能够大体预测其基本走向、危害对象与程度的风险。后者指风险并无明显的外在特征，既不能预测风险发生的大致时间，也不能预言其危害程度，甚至风险存在何处，持续时间多长都无法预料。（2）就形成根源而言，分为内生型风险与外生型风险。前者指风险归因于客观事实或社会状态本身；后者指风险从酝酿、形成到最终爆发都源于外在因素所致，改变了原本处于常态和平衡态的社会状态。（3）就激烈程度而言，分为激进的风险与温和的风险。激进的风险指可能构成严重威胁，或者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性后果。激进的风险与显性风险的区别在于，显性风险一定要以强烈的显著的外在特征表现出来，而激进的风险更强调风险后果的严重性，而并不一定要具有明显的风险表征。（4）按照作用范围而言，可分为生态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与文化风险。

实践二重性和实践方式的多元化决定了风险的复杂性和风险样式的多元化，在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风险现象背后蕴含着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特征：（1）不确定性。不确定是社会风险的最本质特征，分为两种：一是客观不确定性，即客观实在或运行状态存在多种可能性风险，至于出现何种后果并不由主体所决定；二是主观不确定性，即指主体无法对客观事件或者运行状态的可能结果做出准确的描述与精确的预测。（2）属人性，指社会风险的生成与作用对象，都与人相关，也称之“人为性”。无论生态风险，还是科技风险，包括精神危机，追根溯源都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3）二重性，指风险既可能带来巨大的威胁，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甚至灾难，但风险本身也提供了对未来拓殖的机遇，敞开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4）扩散性。风险往往并不被局限于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在条件和时机成熟的前提下会以相当快的速度传播和扩散，风险已成为不可逃避的共同境遇，相应地风险治理也应诉诸于全球性治理，致力于实现风险分配的公平正义。

二、社会风险的实践根基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³⁾社会风险是与人类实践活动相伴始终的社会现象，只要进行实践活动就必定存在风险问题，而实践就是人的生存活动的基本方式，人的生存活动也正是通过实践方式才被诠释的，在此意义上实践性被指认为社会风险的本质契合了社会风险的生成根源与形成机制，具体而言：

首先，实践活动的二重性直接规定了社会风险的可能性。实践是指人们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实践行为，既受理性所指导和制约，同时也受意志、情感与欲望的驱使而可能成为非理性行为。⁽⁴⁾实践活动作为人进入世界和创造历史的手段与方式，不仅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重复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更在科学性与价值性、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互相纠葛而又回往反复。实践活动以物质产品和社会发展确证了人的主体性力量，主体性力量的展示也标示着人对客观对象世界的改造与征服。当这种充分张扬主体性能力的实践活动缺乏合理的价值观引导时，就面临着走向两个极端的风险：一是忽视自然生态圈的整体利益，走向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风险。因为“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一方面是创造出自然界作为自己存在所不具备的新形态，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在的自然界的改变、破坏。当这种改变、破坏不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时，这种改变、破坏是合理的。但这种改变、破坏是否构成对人类的危害，则常常不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之前或实践活动中便可以认识到的”⁽⁵⁾。这种不被认识和预测到的危害实际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另一个风险就是忽视他者与社会的利益，而走向狭隘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导致社会生活与自我意识都陷入异化的风险之中。因此，实践活动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文明的同时也可能招致巨大风险，甚至毁灭由实践本身所创立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实践二重性直接规定了社会风险的可能性，社会风险的生成与展现以至风险治理，本质上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

其次，物质生产既“是人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形成社会风险的现实基础。只要人进行以获取物质资料为目的的劳动实践，就必然会面临着风险与危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首先表现为物质生产活动，这是一切历史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而当人们的实践形式主要体现于以满足基本生存为目的的物质交换实践时，人类必然会经常面临着围绕获取生活必需品而展开的生存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自然风险、为夺取生存资料而展开的部落战争与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实践所带来的风险以劳动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劳动者与劳动实践本身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以及整个社会的总体异化。人们也正是在对劳动实践风险的扬弃与超越中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变革。但即便是在朝向共产主义的历程中，只要人们还在进行物质生产，只要劳动还主要是作为谋生的手段，劳动异化就是不可避免的，感性实践的风险就成为一种历史命运。

再次，现代性的风险与困境是人的生存实践的反向确证。“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⁶⁾风险并不只是显现于以满足基本生存为目的的生命活动中，并不局限于初级的物质交换实践，更是对得到拓展和深化了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第二重确证（反向确证）。人的生存样式的现代性转变与生产形式的变革是一致的，这不仅表现在人们不断进入自然和开拓自然，将人与自然的交换关系深化、拓展并逐渐颠倒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使人从自然的依附者变为支配者和剥夺者，更表现在人们将这种关系延伸和扩展到自然以外的领域。当以物化为目的的工业实践主导了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之后，实践活动就彰显出自身的生存悖论，既将人从自然力、封建君权和神学权威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又使人重新陷入危机之中。现代性风险正是这种生存悖论的展开与阐释，它以生态风险、社会失范、人的异化和虚无主义等形式反向确证了人的实践力量。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存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⁷⁾对这种本质确证方式的解读决不能仅仅只从外在的有用性关系来理解，更应看到工业化的生存实践对个体、社会和自我三重关系的异化，看到现代性在实现人的本质同时也将人带入风险丛生的境地。

又次，现实生活世界是社会风险的生成境域。马克思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⁸⁾社会风险决非单凭意向活动就能主观地构造出来的，即便是建构论风险观也是立足于对现实可感的风险表征的预先分析。生活世界作为人之生存的意义之源，不仅具有胡塞尔所强调的超验含义，更是指通过知觉实际被给与的、被经验到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个日常生活世界的构成就是通过形式各异的感性实践活动所建构出来。在其中不仅以劳动产品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同时也以风险和危机印证了人的生存实践的悖论，生活世界本身的丰富性也正是在进步与危机、意义与风险的相互纠缠与互相映现中得以展开。因此，现实生活世界就是一个荆棘密布、风险丛生的生活境域，风险展示的地平线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要逾越的生存视界，对风险的认知水平与诊断程度反映了人的理性能力进步的程度，风险本身的呈现也正是人的感性实践的直接结果，而风险治理的根本途径也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世界，诉诸于风险预警、风险防控与风险治理的现实活动之上。现代性危机实际就是人们对生活世界的本源性与丰富性的遗忘，因而自胡塞尔以来的现代思想家呼吁以“回到生活世界”来诊断和疗救现代性，但回返现代性之路决非原路，也非一路坦途，而是在对风险的不断扬弃与超越的过程中实现理性的合理重建。

最后，实践形态的流迁导致了社会风险样式的多样化与转型。⁽⁹⁾实践形态是指人们用以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最本质的结构及最基本的方式。实践形态是历史性和具体性的，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与社会历史条件相一致的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形态，由此也规定了该历史时期主要的社会风险样式。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实践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基础与根本动力。相应地，围绕着物质生产实践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风险就成为威胁个体生存与社会生活的最大威胁，阶级冲突、阶层矛盾、社会运动以至革命斗争无不与这种社会风险息息相关。随着启蒙运动的来临，知识理性成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绝对力量，相应地知识实践就成为主要的实践形态，以工业生产、科技革命、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实践活动塑造了个体与社会生活的总体面貌。但与此同时，知识理性的风险效应就不断凸显，科技风险、生态危机、社会异化等风险已成为自启蒙以来主要的风险样式，人们“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贝克就此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将风险表达为“我饿了”，而高现代社会中人们则将风险表达为“我害怕”。但历史决非就此止步，实践形态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虚拟思维的不断成熟，虚拟交往、虚拟经济和虚拟社会也逐渐兴起，在不远的将来，虚拟实践将会在人们的实践形态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所谓虚拟实践，就是以数字化、信息化和符号化为中介来超越现实的感性实践。虚拟实践的快速性、灵活性和互动化特征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感性实践的缺憾与不足，但由此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诸如网络安全、计算机病毒、数字化犯罪、互联网欺诈等风险穿越了传统的面对面的时空境域，以不在场的、虚拟的形式对个体生活与社会运行构成了巨大风险。然而，对这种由虚拟实践活动所造成的风险，人们并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有效的治理方式，虚拟形式的风险可能成为信息时代或后工业社会最主要和最严重的风险样式。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践是人的生存活动的方式，社会生活的实践本性直接决定和塑造了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在实践活动的发展与变迁中社会风险不断得以生成和凸显，在其本质上它就是生存实践悖论的曲折展开与现实诠释。

三、社会风险的生成论特质

风险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极度显著而又危险复杂的客观实在，它并非预先设定和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生成和转化的过程中。在把握社会风险的生成论特质之前，有必要对“生成（becoming）”概念加以初步厘定。

生成性思维是整个思想史的红线与脉络，哲学思想发源之始就以生成性思维来理解世界。泰勒斯认为万物皆是由水而生成的，赫拉克利特也说“万物皆流”，“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国古代素朴唯物主义思想所主张的“五行说”就认为世间万物皆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互相转换而生成的。《周易》强调“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通过阴阳之间的互相转化既保持活力而又达致和合境界。《易传·系辞》则进一步解析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亚里士多德在《论生成与毁灭》中也明确地将生成与消灭看作为保持事物连续性的原因，他说：“生成与消灭必然出现在既能存在又不能存在的事物中。……生成与消灭的事物是连续的，移动是生成的原因。”⁽¹⁰⁾此后，黑格尔的概念生成论强调绝对理念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外化而实现自身，费尔巴哈的感性生成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等，其核心理念都在于将事物看作向未来世界敞开的、面临着无限可能性的过程。马克思提出了以现实的感性活动为基础的实践生成观。与费尔巴哈抽象的感性生成论相比，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论是真正地从人的主体活动与外在世界的统一中去理解对象的生成、社会的生成和人本质的自我实现。

从学理上而言，社会风险的生成性在于其首先是一个可能性范畴，其次才是现实性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由可能变为现实是一个运动和生成的过程。作为可能性的社会风险不是一个既成的和给定的确然事实，而是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具有构成威胁或造成伤害的几率或概率。经院哲学中的生成概念泛指任何变化，变化就是由潜能到现实的过程，发生着由低级潜能到高级实现的变化过程，也被称为运动。黑格尔说：“一个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取决于内容，这就是说，取决于现实性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合，而现实性在它的开展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¹¹⁾可能性并不一定导致现实性和必然性，作为可能性的风险仅仅表示的是一种可能状态，而风险的现实化则是一种具体的实在，它以损失、灾害、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的形式具体而客观地表现出来。正因为风险是可能的所以风险就并不必然就是现实的。可能性的风险何以现实化？黑格尔对于可能性的著名区分实则开启了分析的智慧之门。在《小逻辑》中他将可能性区分为“抽象的可能性”与“实在的可能性”。“抽象的可能性”是形式的可能性，撇开了事物的实际内容而只合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非矛盾律。诸如火星撞地球的风险、外星人入侵和毁灭地球的风险、日常生活中随时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等，尽管都合乎逻辑同一性，但由于其形式的抽象和内容规定性上的贫乏，因而也可能是无意义和荒谬不堪的风险。而“实在的可能性”则是具有自身内容的和内在根据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本质的可能性。只有具有“实在的可能性”的风险才值得作为风险研究的主题，也只有具有丰富规定性和具体内容的风险才可能构成社会生活的具体环节。可能性风险现实化的动力根源在于风险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进行矛盾运动，彼此的相互对立与互相转化而导致最终可能生成现实化的风险与危机。因此，社会风险实际上也是一个由可能性向现实性不断逼近与逐渐生成的过程，风险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科学诊断并主动调整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条件，将其引导到维护平衡和实现和谐的方面来。

从时间维度上分析，社会风险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间的回返往复中不断生成，未来的时间性的优先地位构成了风险面向未来世界拓殖的机遇。社会风险所经受时间大致分为两类：物理时间和社会时间。⁽¹²⁾从物理时间而言，社会风险生成的根源在于过去的社会事实，在于已经发生了的不合理的实践活动；风险的表征显现于当前的生活事实中；风险的后果对未来生活造成威胁与伤害。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流变中风险不断生成而又逐渐消解，人在一定意义上就生活在风险之流中。从社会时间而言，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差异入手展开的时间性分析值得借鉴。海氏区分了存在与存在者之后，认为尽管存在不在时间中，但存在者都在时间中，存在必须借时间性才能绽出、显现和在场。作为此在的人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存在物，必然要经受过去、当下和将来三种时间性存在，每一种时间性中都要分别经历三种在世的风险：分别是现身、沉沦和领悟。人的本质性存在就是在现身、沉沦与领悟的风险中回返往复不断生成的。其中，未来（将来）独具优先地位，“将来在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绽出的统一性中拥有优先地位，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是从本真的将来到时的，其情况是：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曾在将来而最先唤醒当前。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¹³⁾。正是将来（未来）的优先性使得人的存在面向未来世界开放，在承载风险的同时也获取更多的选择机遇，正是在对未来风险的拓殖中人的本质实现才更为丰富和生动。

顺此理路可以发现，社会风险的生成实际上与人的本质的提升是一致的。社会风险标识着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正是在这种不断的纠葛与冲突中人的本质才得到实现，意义得以生成。具体而言，人的本质首先是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得以生成，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¹⁴⁾由此，社会风险也首要地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危机。高清海先生从类哲学的视野也深刻地指出：“今天出现的生态、环境、能源种种危机，应当说主要是由于人性的片面性发挥而造成的，它表明人还没有真正进入‘人’的境界。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应当主要从提高人性、全面发展人性而不是限制人性，特别是必须把人的基点从主要立足于本能生命转移到类生命，去求得彻底解决。”⁽¹⁵⁾人的本质更深刻地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生成，社会风险也是在个体与社会和自我的对立中逐渐形成的。对立的根源在于生存实践被以不合理的方式进行，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异化。马克思说：“劳动是人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¹⁶⁾以异化方式进行的人的外化进程造成了人的本质的亏欠与畸形而形成社会历史发展的风险。而要解决这种矛盾，真正实现人的全部本质，只有在向着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中才可能得以生成。“历史的全部运动……是共产主义……的生成的运动。”⁽¹⁷⁾也只有在这种运动的不断生成中，才可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解，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与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可能才真正统一起来。

社会风险的生成性特质还体现在对风险的认知与理解过程中。任何实在的风险必须通过主体的理解和把握才显现其风险性，而主体对风险的理解可能会放大或者消解风险。主体对风险的理解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风险认知、风险诊断和风险治理从诠释学上而言就是一个动态的视域转换和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人经验世界的一种存在方式，人在理解过程中表现着自己与作为过去的传统、作为当下的现实和作为可能的未来之间的纠葛与关联，理解在每一时刻都汇合着历史与存在、现在与未来、主体与事实之间的变化与交融。任何理解活动本身都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一方面都带有特定的人类实践目的性，凸显着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活动者的主观意志与价值取向，都有自己的历史视界，另一方面主体又都必然要从自身的内在尺度出发去认知与把握对象，主体的既往经验、当下体验与对未来的期待都成其为理解活动的基本视角。这两方面的视角彼此之间通过不断的对立与融合而形成较为准确与深刻的理解，既增加了认识活动的丰富性与活力，也敞开了人生存的选择空间。在此意义上而言，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和理解就是一个在视域的转换和融合中不断显现和生成的过程。风险认知与风险理解必须建立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风俗之上，受其影响与制约。与此同时，主体自身的认知结构、情感意志与基本前见都会参与到对风险的理解过程中，个体的与社会的、传统的与现在、事实的与价值的、经验的与规范的多重视角之间互相转换与不断融合，从而生成对风险的认知与理解。

因此，只有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从现实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制度变迁出发，用生成性、关系性思维方式来考察社会风险，才能突破传统的实体性思维方式，真正揭示其实践性和生成性本质所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注释】

(1)本文受到华东师范大学冯契基金项目资助，同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谐社会视野中的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问题研究”（08CZX003）的部分性成果。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邹诗鹏：《实践—生存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5)张维久、刘福森：《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31页。

(9)实践形态就是指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活动的方式以及在这种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结构相统一的范畴，人类实践形态主要包含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知识生产、人的生产、交往活动、管理活动等方面。参见：赵剑英：《论实践形态的当代发展》（博士论文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

(10)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461页。

(11)【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0页。

(12)时间观念厘理与时间类型划分对于考察社会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古代的计度时间，现代的物理时间，胡塞尔所区别内时间与外时间，海德格尔的历史时间，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等思想，都开启了风险研究的时间性视域。

(13)【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63、120页。

(15)高清海：《21世纪：“人性革命”时代》，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63、12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63、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