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理(一)

第八章　儒家之理(一)　——《中庸》的解释

孔子开创了儒家的“仁道”，但由于他奉行“述而不作”的原则，我们无法看到孔子本人对“仁道”的阐释。在记述孔子言论和行为的著作《论语》里，能看到的只是孔子的“道”和“术”。“道”是孔子所主张的人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生命的方向，这通过孔子的对话具体呈现出来;“术”是达到孔子所说的“仁道”的方法。对于为什么要按照孔子的“仁道”去做?或者说，“仁道”的根据何在?这在孔子那里是没有直接答案的，后人只能根据孔子的言行结合自己的生命经验去体悟。孔子的弟子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对于子贡的这段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子只说日常性的话语不说抽象的形上话语，另一种是孔子的弟子只能理解孔子说的日常性话语，不能理解孔子说的抽象的形上话语。不论怎样理解这段话，可以明确的是，在孔子本人的话语中只是说出了“应当”，很少说“应当”的根据问题，即“是”的问题与“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孔子本人的话语只是指出了应然性的方向，而不作任何解释，特别是抽象的形上解释。这种情况就留给儒家后学一个问题，即儒家之道的“理”何在?这一问题也就是孔子所没有讲的关于应当的根据问题。从儒家后学的思想发展来看，他们一方面继承和传承孔子开创的“仁道”，没有任何一个儒家学者提出了新的“道”或超越了“仁道”;另一方面，他们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仁道”的阐释，即讲儒家“仁道”的“理”。可以说，整个儒家思想的发展都是在讲儒家之“理”的意义上展开的。

除了儒家思想内部发展的原因之外，儒家后学集中于讲“理”也与儒家和其他各个学派之间的思想交流、争鸣乃至竞争有密切关系。面对不同的思想观念或者不同的“道”，如何把自家的“道”讲出“理”，让人信服，这是各个派别共同面对的问题。孟子和告子的辩论，庄子和惠施的辩论，荀子对各家各派的评论等等都是这种思想交流和竞争的表现。比较而言，孔子言论中缺乏形上、玄远的内容，从直观和人的心理倾向上难以和老庄思想相比，这可能也是老庄的道家思想能够成为许多学派的理论基础的原因。汉代的董仲舒建立起“制度化儒家”，在理论上与他挖掘孔子思想中的“微言大义”并把孔子思想建立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有关。唐朝的韩愈提出儒家的“道统”，也是在与佛家思想的代际传承关系相比较。在这种思想竞争中，儒家后学阐释孔子思想的方向就集中在“性与天道”这一形上层面展开，也就是说，儒家后学所阐释的“仁道”之“理”是一种形上之理。因而，这些“理”是具有哲学性的，其思想成果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

按照以上理解，我们对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理解都是在“理”的意义上的，下述第八章到第十三章都是讲儒家之“理”。

《中庸》是孔子之后的儒家的第一个具有历史影响的重要文献。这个文献直接抓住了儒家发展所面对的理论问题，即阐释“仁道”之形上之“理”的问题，同时，《中庸》也抓住了儒家形上之理的核心——“性与天道”问题。正因如此，《中庸》不仅本身成为儒家形而上学的重要著作，也开启了儒家后学的思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