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的三期发展
牟宗三认为，儒学在过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先秦到东汉，第二阶段是宋、明两代。先秦是儒学的形成期，以孔、孟、荀的学说为代表，基本形成了儒学的精神面貌。汉代经学是“继承先秦儒家的学术而往前进的表现”(79)，在汉代“以学术指导政治，以政治指导经济”的政权运作机制中，经学发挥了它的作用，完成了它的使命。汉代之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期间，是中国文化的“歧出”时期，儒学在这期间衰微不显，因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无廉耻”的时期。儒学的衰弱导致了文化生命的没落，而其根源在于人的道德意识的丧失。于是，当这种状况达到极点时，必然引起有志之士对道德意识的呼唤，这便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明理学的诞生(80)。明朝亡国，满人入主中原，此后中国又进入了儒学势微、人性不彰的时期。因此，儒学必须再次承担起挽救社会文化生命的使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前两个阶段的儒学的特点和功绩在于：第一期儒学成就了汉帝国，是“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第二期则主要在于彰显“绝对的主体性”，因此是“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81)第二期儒学较于第一期儒学，“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因此，牟宗三认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必须克服和弥补第二期儒学的不足，而使之“有类于第一期之形态”(82)。
现代新儒家反对西化派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民主自由对于儒家来说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它也是儒家精神所蕴涵的成分。牟宗三指出：“中国从清末民国初即要求现代化，而有人以为传统儒家的学问对现代化是个绊脚石。因此，似乎一讲现代化，就得反传统文化，就得打倒孔家店。事实上，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我们说儒家这个学问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担负起它的责任，即是表明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亦即从儒家的‘内在目的’就要发出这个东西，要求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是‘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是‘实现’的问题。”(83)那么“现代化”是什么呢？牟宗三认为，现代化的形式、内容“即是民主政治、事功、科学等”(84)。在民主与科学的关系中，牟认为后者是“材质条件”，前者是“形式条件”，后者只有在前者作为前提条件下才能充分实现。他批评“一般人只从科技的层面去了解现代化”，指出“现代化之所以为现代化的关键不在科学，而是在民主；民主政治所涵摄的自由、平等、人权运动，才是现代化的本质意义之所在。”(85)唐君毅则说，“我们把民主精神，寻根到社会人文概念去理解，则中国莫有西方式之人权观念、个人自由之观念，亦无碍中国过去之有自由，无碍于民主精神存于中国之人文精神中。中国人自有不必同于近代之个人自由人权之概念，而反极权专制之政治的其他人文概念，以维护人民之自由，以表现中国之民主精神。”(86)因此，“中国今后之民主制度之建立，则系于直接由中国过去之重整全之人文修养之精神，与儒家之重全面社会人文之精神，以开拓出此后之分途发展之人文世界，并求各种人文领域中之社会团体组织之有力。此一方是融摄西方民主制度于中国政治，一方亦即中国文化政治自身当有之一发展。”(87)但是，如何能从儒学中开出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呢？牟认为，儒家之道尽管极高明，但由于它只是以道德形式表现，所以只能成就个人精神、主观精神，不能成就绝对精神、客观精神。这就需要借助西方的“名数”之学对传统儒学进行两个转进：一是将其传统的道德形式转至国家政制形式，二是将其传统的天下观念转至国家观念。儒学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和内容的转变，即可创发政制，建立国家，然后政治现代化就可望实现了(88)。儒家思想形态的这种转进，在不同的书中牟先生给予不同的称谓。在《政道与治道》中，牟称儒家的道德理性是“理性的作用表现”，而称西方理性为“理性的架构表现”，欲实现民主的、科学的现代化，就要转儒家的“理性的作用表现”为“理性的架构表现”。在《历史哲学》中，牟称儒家“圆而神”的精神为“综合的尽理精神”，称西方学术表现的精神为“分解的尽理精神”，儒学必须从“综合的尽理精神”中转出“分解的尽理精神”来。总之，牟先生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就是要从儒家思想的内在要求出发，继承儒家以道德宗教（道德形而上学）为内容的“道统”，开出融纳西方学术精神的“学统”，完善包含西方民主政治的“政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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