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制度的变迁与哲学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

二、学位制度的变迁与哲学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

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出两个阶段。期间的分水岭是198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之前可视为我国学位制度实施的摸索准备阶段，这之后便是学位制度的实施阶段。

（一）学位制度的摸索准备阶段（1949—1981年）

新中国第一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是在1954—1957年间。随着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的完成，国内各项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工作中，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的作用日益显现。建立和实行学位制度，是国家鼓励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1956年，学位、学衔、工程技术专家等级及荣誉称号等条例起草案委员会，将《关于学位、学衔和荣誉称号等条例（草案）起草工作报告》及其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和学衔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上报中央审批。学位条例（草案）规定，我国学位分为硕士、博士两级，并按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22个学科门类授予。学位的管理和授予由国务院学位和学衔委员会负责。

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展。在这个主要牵涉到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后，原本国家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宏观政策，重新返回到意识形态斗争上。因而，旨在培养知识分子、鼓励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学位制度，被搁置了起来；进而在1958年，在高校中展开了一场“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教育方针大讨论，主题是以政治正确的“红”为主，还是以专业知识的“专”为主。“红专”辩论同样在哲学高等教育界激起了波澜。

1958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哲学系究竟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朱谦之提出：有两类理论家或哲学家，一类是从实际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善于解决当前实践中的问题；另一类是从大学哲学系培养出来的，应当是知识面广、多才多艺的专家。搞哲学研究的人，应当在学识上融会贯通，能够分析、回答重大问题。冯友兰对此表示赞同，在文章《树立一个对立面》^[70]中，他写道，首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但一个社会里有确定有一定的分工，既有专搞或多搞实际工作的人，又有专搞或多搞理论工作的人。分工本身是必要和不可否认的。其次，专搞或多搞理论工作的人需要有地方来培养。综合大学的哲学系正式培养这种人的场所。其三，不应混同学问、修养问题和岗位、职业问题。就学问、修养来说，都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哲学系的人必须能到工厂和农村做思想教育或理论宣传工作。但就职业分工来说，哲学系的人既然需要专搞或多搞理论，就应当系统地学习理论、钻研经典、掌握文献资料等，为将来担任理论工作打下基础。

但反对的观点从“维护”党的教育方针出发，对朱谦之、冯友兰的观点提出异议和批评。有人认为，哲学系培养的是思想教育工作者，而不是什么职业哲学家（当时的氛围是，一提“职业哲学家”，准是要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有人认为，哲学家的培养模式，应当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式相一致，即“实践—理论—实践”，应当先是实际工作者，再回到实际工作上。总之，一提“哲学家”，特别是“职业哲学家”，他们就以为是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就是钻进“象牙塔”，脱离实际，搞教条主义^[71]。在那个年代，注重于专业知识水平划分的学位制度的搁置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其后，随着意识形态工作的松紧变化，在1961年和1966年，国家也曾两次重提颁授学位的议案，但最终都没摆脱搁浅的命运。虽然在这一阶段，学位制度并没有在现实中推行，但我国的高等教育还是在有序进行，并逐年扩大规模。只不过当时高校毕业时只授予毕业证书，而无相关的学位证书。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国家也先后颁布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1953年）、《关于今年招收四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1957年）、《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63年）等文件，对研究生培养工作进行了规制。现实中，自1950年起便开始了新中国的研究生教育^[72]，规模虽不大，但每年都有招收新生。具体到高等教育中的哲学研究生培养，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复旦大学哲学系在“文化大革命”前都有过培养三年制研究生的记录。直到1965年后，研究生招生才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本科教育一样，研究生毕业同样只有毕业证书，而无学位证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各类学校停课，高等教育陷入瘫痪。1967年1月，教育部向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提交了《关于废除研究生制度及研究生分配问题的报告》，宣告了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废止。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就为建立我国自己的学位制度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在总结过去拟订学位条例的经验，并对高等教育现状做了深入调查后，1979年12月拟订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后经各方反复论证和修改，l980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该方案，并在五届全国人大十三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实施日期为1981年1月1日。随后，人大委员会又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以辅助学位条例的实施。

《学位条例》共20条，对制定学位制度的目的、学位的类型、授予机构、管理机构等作了全面的设定。制度学位制度的目的是：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科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条例规定，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3级。授予机构分别是：学士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和博士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全国的学位工作管理机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及相关科目，由国务院批准公布。在《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规定了学位按九种学科科门类进行授予，分别是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二）学位制度的全面实施阶段（1982年至今）

相关制度确定后，学位授予工作也同时展开。由于高考已在1977年底恢复，1977年和1978年入学的高等学校本科学生有35万多人，他们于1982年初和夏季毕业；全国各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已经按照学位条例的标准，授予了这一批本科生新中国的第一批学位。“文化大革命”后首批大学生中，有32万多人获学士学位。1981年，全国共批准229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当年授硕士学位8 665人。1982年我国开始招收首批博士学位研究生。从1982年至1984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等8个授予单位共授博士18人^[73]。

随着学位制度的建立，哲学高等教育业蓬勃发展起来。本科教育在“文化大革命”后废止了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于1977年通过高考招收了首批本科生，1982年这批本科生毕业，其中的成绩优秀者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1978年，高校开始招收哲学研究生，经过3年的学习，于1981年毕业，17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共有224名硕士研究生，他们通过答辩，获得了学位。

198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首批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专业和指导教师名单。^[74]

首批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专业和指导教师名单

（续表）

1982年，新中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入学，其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了新中国第一批哲学博士研究生，他们是陈来、刘笑敢、王东。前两位导师为张岱年，攻读中国哲学史方向。王东师从黄枬森，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中国第一批哲学博士研究生中还有复旦大学哲学系招收的谢遐龄、陈奎德，导师为全增嘏，攻读外国哲学史方向学位。3年后，新中国首批哲学博士诞生，这些博士基本上都留系任教，时至今日，陈来等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中坚力量。这表明，新中国学位制度收获到人才培养的硕果。

学位制度自1981年确立以来，期间曾对学位制度具体条款作过一些修改。例如细化了学位方向，增加了学位种类（诸如工商管理硕士等），同时也取消了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年龄限制等，这些都是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摸索经验、完善学位制度的努力。总的来说，1980年颁布的学位条例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直运作延续至今，为国家建设培育了各领域的人才无数。以下仅将学位制度施行以来高等教育中历年培养的哲学硕士、博士及相应的授予单位的大致情况做一统计。由于缺乏相关材料，授予哲学学士数量暂未统计，但哲学学位的发展概况从对硕博学位情况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轮廓了。

1981—2009年历年哲学硕士、博士授予人数和授予机构统计表　　　　（单位：人）^①

1981—2009年哲学硕士、博士授予人数趋势

1981—2009年哲学硕士、博士授予机构趋势图

从数据可以看出，哲学学位授予情况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调整时期。整个80年代，硕士学位授予人数的平均值为每年150人，各年人数略有波动，峰值在1989年的299人。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平均每年5人，呈逐年增长趋势。峰值同样是在1989年，为26人。授予机构数量各年有波动，从1981年的17个增长到1989年的27个。硕士人数与博士人数比例保持在30∶1。总体上看，整个80年代的哲学硕博学位授予呈平稳推进的趋势。“文化大革命”前全国高校中有十几个哲学系，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其中师资较强、办学质量较高的院系的硕博学位授予工作，在学位制度实施后得到了恢复和初步发展。但总体发展不快，到80年代末也只有个位数的增加。体现在硕博授予人数的规模上便是增长缓慢并有波动。其原因是一批老专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或以后相继逝世或退休，中青年专家的培养被“文化大革命”打断，因此全国能指导硕士、博士学位的导师总人数总体上呈先降后增。先降的原因是老专家数量减少，后增是经过5年培养，补充了一批中青年专家，但总体上是保持平稳，没有显著增长。

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稳定发展时期。90年代的10年中，授予哲学硕士人数在每年平均240人左右，较80年代增加了60％。授予博士学位人数每年平均在50人左右，较80年代实现了10倍增长。硕博比例为5∶1。但10年中授予机构数量仍维持在20余个。这一时期国家的哲学高等教育取得了稳步发展，体现在师资上，是“文化大革命”后培养的研究生已经踏上了教育岗位，成为了学士、硕士、博士导师，相应地获得哲学学位的人数有一定的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哲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在实用倾向的导向作用下受到了冲击，高校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对哲学学科表现出疏离现象，因此，虽然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增加，入学率实现了翻番，但相对而言获得哲学硕博学位的总人数并没有显著的增长。当然，获得博士学位人数还是有提高的，硕博比例有较大降低，这表明随着哲学研究生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哲学研究的志向，通过获得博士学位来巩固自己的专业水准。同时，哲学高等教育具有正高和副高职称师资的增长也为此提供了保证。

其三是21世纪至今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哲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量激增，硕士学位获得人数平均每年940人，总体较20世纪90年代翻了4倍，2008年比2000年增加了6倍；博士学位获得人数平均每年近300人，总体较90年代翻了6倍，2008年比2000年增加了近3倍。硕博比例为进一步降低到3∶1。但授予机构仅增加了10个，增长率为60％。这一学位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中增加了一个导师指导学生的数量，实现了研究生的扩招。同时也允许在国家公费培养限额外，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师资和教学条件招收计划外的自费研究生。这些自费生经过论文答辩，同样可以取得相应学位。这导致了各培养单位在招收生源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把招生和创收联系了起来，充分调动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使得这一时期内的研究生数量快速增长，获得学位人数也相应得到了提升。应该承认，研究生的扩招，在某些高校中降低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但一些综合性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培养还是保持了高质量。从宏观上看，扩招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科生就业形势的压力，提高了国民素质，提升了国民学历，缩小了与国外受教育水平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