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必然性

三、法治的必然性

（一）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韩非子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四个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社会情况和治国之道，所以，如果当今的君主用古代的制度——礼治、德治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和民众，就如同“守株待兔”一样可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¹⁵⁾，是愚人的行为，“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¹⁶⁾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不能遵循古制，应该随时势变化而制定新的制度。时代变了，社会条件变了，国家的法制也应当相应地改变。“世异则事异”⁽¹⁷⁾，“事异则备变”。⁽¹⁸⁾“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¹⁹⁾即治理国家没有固定的办法，结合实际情况来制定法律，法制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变化才能治理好国家，君主才能建功立业。

韩非子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²⁰⁾，德治和人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以“气力”服人的霸道时代已经到来。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进一步用大量的篇幅论述儒家、墨家主张的德治是不适宜当今的社会现状的，“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²¹⁾古代和现今的社会是不同的，所以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也应当不同，如果以宽缓的德治来治理当今的乱世之民众，就像不用鞭子、嚼子和缰绳去驾驭烈马一样，是根本不行的。当今社会如此混乱的原因就在于君主采纳了儒家、墨家思想，“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²²⁾

韩非子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方面论述了法治是乱世的救世良药，其中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治理国家没有固定的方法，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二是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治国之道有不同的要求，礼治和德治在当今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以实力服人才是时代的特色。三是在当今的乱世，法治才是适应社会的最佳选择。

（二）法治是顺应人性的必然选择

如果把荀子的人性观概括为教化人性观，那么，韩非子的人性观可以概括为功利主义人性观。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是不能通过后天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的，根本不会像荀子所说的可以“化性起伪”，也反对荀子的“明礼义以化之”⁽²³⁾的思想，否定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而主张“法治”。韩非子认为儒家的德治、礼治、人治是不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空想，“凡治天下，必因人性。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²⁴⁾，顺应人好利恶害本性的治国之道才是行得通的，并且是君主治国的不二法门。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实行严刑峻法，赏罚并用，而礼义道德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得出结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厚德不足以止乱”。⁽²⁵⁾可见，人性论包含了韩非子对法律起源的认识。

韩非子用当今之世“人民众而财货寡”的“人口论”论证了“好利恶害”的人性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程度的暴露，比较圆满地解释了德治、人治、礼治为何可以行于古代，而在“当今之世”是行不通的这一问题。在《韩非子·五蠹》中，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古代物质供给丰富，人口少，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就小，德治在这种“民不争”、“民自治”的古代社会是可行的。而“当今之世”，“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十分剧烈，人的“自为心”与“好利恶害”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对于当今之世，“禁暴”、“止乱”、制止争夺才是当务之急，法治是最佳的选择，而德治、人治、礼治因为失去了其所适应的社会环境，所以就失去了其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