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讲会运动与明清学术转型

第七节　徽州讲会运动与明清学术转型

在中国学术史上，徽州府是以其新安理学及皖南朴学著称的，而16—17世纪正处于这两个学术高峰之间。新安理学至元末明初便趋于衰退，只汪克宽、赵汸、朱升寥寥数学者而已。15世纪程敏政之后，新安理学便似乎彻底衰弱了，程敏政的心学倾向本身也许说明了新安理学的衰弱^[209]。16—17世纪徽州府的讲会活动是在心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从湛若水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徽讲学始，徽州府的学者便积极地作出响应，如黟县李见韦，婺源洪垣、方瓘、谢显等学者。他们建立书院讲堂，创办各种讲会，实开徽州讲学风气之先，稍后则邀请王门弟子如邹守益、王畿、钱绪山、刘邦采等人入徽讲学。邹守益与谢显（一墩）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讲学则确定了新安六邑大会的基本规模。16世纪60年代，罗汝芳任宁国府知府，又与王畿合力促成徽、宁、池、饶四府大会。耿定向在这一时期的讲学则给后来徽州讲学留下一批讲学的组织人才。70年代，因受张居正禁讲学政策之抑制，讲学风潮一度低落。但张居正死后，徽州讲会活动在时任休宁知县的耿定向弟子祝世禄和另一位耿门弟子婺源学者潘士藻的倡议下再度复兴。建还古书院，创白岳之会，促成绩溪县首次承办六邑大会，即此期之成果。进入17世纪，受东林讲学之影响，徽州讲会活动中出现了如余懋衡、汪应蛟等对于王学末流“性无善无恶”论抱批评态度的学者。他们的讲学活动在当时乃是对东林讲学的一种呼应，并相应地出现回归程朱之学的愿望，这一思潮对清初讲学学者汪佑等人影响甚大。由于受天启六年魏忠贤的打击，以及此后时局的动荡之影响，明末的徽州讲学一直不振。崇祯一朝中，尽管新安六邑大会恢复，但讲会风气已成明日黄花，凋零至极。清初程朱之学的提倡，徽州学者重兴讲会，然此时却是以旧瓶装新酒，所讲再非明代之阳明学，学术宗旨在徽州大规模转向。

17世纪之后，徽州即出现了如江永、汪绂等朴学先驱，清代学术由宋学转入汉学，而理学之讲学亦遂销声匿迹，实现又一次的学术转向。16—17世纪的讲会活动，其宗旨由心学渐变朱子学，而清初提倡讲学、复兴讲会的学者皆为朱子学学者。从杨泗祥、汪佑，到后来的施璜、吴曰慎，都是笃守程朱矩矱的学者。那么，由清初的徽州之朱子学能否开出后来的皖派朴学，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也牵涉到对中国明清以来学术嬗变大方向的估计。对于本节来说，需要解决的是17世纪后期徽州府的朱子学讲学是否能开出后来的徽派朴学，其最直截了当的问题意识就是：徽派朴学的先驱与这一时期的讲学会有没有联系？很遗憾，像江永和汪绂这样的朴学先驱都没有在17世纪末甚至18世纪初声势渐微的讲会中出现。他们的学问便似乎是天赋一般。诚然，如前文所引，吴景贤即言曾参与休宁讲学的金声之学术可开出桐城古文和皖南朴学，而江永、汪绂等考证学前驱皆崇信朱子学，或亦可证明清初之徽州的朱子学者与后来之朴学的某种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并不具有必然性，它并不能确证清初之朱子学讲学能生发出后来之皖派朴学。我们需要寻找一些具体的线索，来说明清初徽州的朱子学讲会中有后来考据学的精神。只有这样，才可能将明清学术转型在徽州地区的具体展开呈现在人们面前，以下是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讲学者间的一些学术倾向及活动，或可能提示出清初学术传承的一条脉络。

1．吴尧询之礼学。尧询字考言，号五咸，休宁霞槎塘里人，师杨起元^[210]，尝“斟定《家礼》善本”^[211]，以心学门人而从事于朱子之书之考证。

2．吴侃、吴巘受范王孙之《诗》学。范王孙“精《毛诗》，博宗今古上下汉魏唐宋及昭代诸名儒而集其成”。吴侃、吴巘为吴尧询子，“读父书，步父步”，复与范王孙“结《毛诗》社，称石交”^[212]。

3．吴曰慎之以史证《易》。吴曰慎《周易爻征》二卷，因经会史，“非独邃于易，亦精于史”^[213]。

4．吴曰慎之讲易会。癸亥（1683年）之夏，吴曰慎讲《易》于石林，其弟子程二交、侄咨臣随侍^[214]。

5．吴曰慎之“穷经”论。吴曰慎《周易本义爻征·序》：“圣人观会通以行典礼，而道之变动在六爻，若征之往迹，则尤显而易见，殆亦‘穷经致用’之方也。”^[215]

6．还古三狂士之疑古。还古三狂士为夏京三、邵季万、王于晋，“相征逐不信古今原有三代以上人，及其读书，则一一必读三代以上书，而出其文辞，一一必据三代以上位置而呼秦役、汉奔、唐叱、宋尚不屑”^[216]。

7．潘继善与江永。继善字取大，号本庵，婺源人，施璜弟子。雍正丙午（1726年）副贡，所著有《圣学辑要》、《读经史笔记》、《音律节律考》^[217]。《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九“经史笔记”条：“是书皆偶拈经史之文，为之论说。”又卷九八“圣学辑要一卷”条：“前有江永序。”

这七条资料所列举的都是清初的讲学者，代表着经学研究、怀疑精神和经史会通等思想，而这正是考据学所具备的根本性特征。吴曰慎的穷经致用，正反映明末清初思想界比较普遍的一种思潮。吴尧询的礼学，也许还局限于对传说为朱熹所撰的《家礼》的考订，还谈不上能称为江永擅长的礼学的渊源。但是，元末明初徽州《春秋》学的兴盛，似乎也并不是所有的《春秋》学者都是汪克宽或者赵汸的弟子。风气的潜移默化，是否是合适的解释呢？在所有的学者中，唯有潘继善是与江永有直接的接触的。潘继善本人也许是一个由讲学学者向考据学者转变的典型，因为很少有理学家会去做音律的考订的。至于吴曰慎讲《易》石林的行为，说明了清初讲经会的流行。本来讲学者的讲学向来是以《四书》为中心的，直至明末，经学的重视使一些讲会中出现过讲经的情况。例如，东林书院曾邀请钱一本到书院讲《易》，另一位东林学者吴桂森（1565—1632年）就以为“五经不可不讲”，“约为经会”^[218]。王汎森先生非常重视讲经会的出现，认为讲经会既可以视为“宋明理学典范的延续”，亦可视为“经典考据学的前驱”，但需要对其相关的程度作出评判^[219]。吴尧询的礼学、吴侃的《诗》学、吴徽仲的《易》学，与江永的十三经研究的区别，也许可以说同样是一个在性理和训诂之间偏重程度的不同。江永为潘继善的《圣学辑要》作序一事说明他还是一个朱子学学者，或者至少是一个批着朱子学外衣的考据学者。在考据学尚未占据着学术界显赫地位的时候，考据学者是以朱子学为巢穴的。江永“尤服膺朱子，取诸家阳儒阴释者辨而正之”^[220]，另一前驱汪绂“治经则博综疏义，穷理则剖析精微，而皆折衷于朱子”^[221]。也正因为考据学仍然是处于朱子学的襁褓中，所以，同样博学的两个徽州考据学者会有不同的待遇。江永可以名动天下，而汪绂则只能以画碗和作幕为生。需要指出的是，汪绂是汪应蛟的玄孙。还古三狂生的思想是否对徽州的学人产生过影响，没法去估计。但是，三人对于汉儒的不屑，起码并不与皖派朴学相冲突，因为与吴派迷信汉学不同，皖派更多地强调怀疑精神并由此走向实事求是。所以，在资料中笔者仍然将其列出。尽管这样的比附也许是捕风捉影。但是，学术风气本来就是潜移默化的，学术史研究有时也的确未必能做到拥有非常精确的史料。无论如何，在这些讲学者的行动、思想和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与后来兴起的考据学派之精神有其神契之处。

因此，清初的朱子学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培植了考据学的种子。退一步讲，从外部环境来看，16—17世纪徽州讲会活动所作出的贡献是：它维持了二百年间徽州地区浓厚的学术氛围，使徽州府在商贾成风、徽商风行天下的环境中没有失去其“东南邹鲁”的地位。尽管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来，16—17世纪的徽州学术不是最辉煌的。但是，16—17世纪异常活跃的徽州讲会之风，的确在新安理学与徽派朴学间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新安理学与皖派朴学之间，16—17世纪的讲学对于徽州的地域学术作出的是一种及时、必要而且有效的弥补。

【注释】

[1]藤井宏著，傅衣凌、黄焕宗译：《新安商人的研究》，《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138。

[2]姚邦藻：《徽州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相关的徽州书院研究，可参见刘秉铮：《漫话徽州书院与学术之关系》，《中国典籍和文化》1997年第2期；胡成业：《绩溪书院考略》，《’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李琳琦：《徽州书院略论》，《’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琳琦：《清代徽州书院的教学和经营管理特色》，《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孙成冈：《论明清徽州的书院》，《史学集刊》2001年第2期；李琳琦：《明清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科举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4]周德昌主编《中国教育史·明清分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102）在“明清时期书院的教学管理制度”一节下列出“明清书院的讲会制度”一小节，认为讲会是“书院讲学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

[5]李琳琦：《徽州书院略论》，《’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453。

[6]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805—806。郭齐家在《中国古代的学校与书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页113）一书中亦谈及讲会乃“超出书院的范围而成为地区性学术讨论会”。

[7]吕妙芬：《阳明学讲会》，《新史学》九卷二期，1998年6月，页68。

[8]周汝登：《与陶石梁》，《东越证学录》卷九。

[9]道光《休宁县志》卷二十一，艺文·纪述。

[10]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十二，外集。

[11]邹守益：《寄题祁门全交馆》，《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八，杂著。

[12]嘉靖《徽州府志》卷九，学校，福山书院条。

[13]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诗。

[14]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六，建置·学校；卷六十七，艺文·序记。

[15]乾隆《歙县志》卷二，建置志·学校。

[16]湛若水：《斗山书院讲章》，《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讲章。

[17]湛若水：《宿斗山书院诗》，《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诗。

[18]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五，艺文二。

[19]嘉庆十七年修、道光五年续修《黟县志》卷六人物·儒行：“李希士，字圣始，七都人。……与邹守益、湛若水创中天书院以讲学，自号见苇。”

[20]洪垣，字峻之，婺源县官源人，学者称觉山先生。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官至温州府知府。敢谏，明世宗尝称其“言官一人”。四十一岁致仕，优游林下四十六年，年八十七卒。其学以忘已为大，以慎独为功，以中正为矩矱。其生卒年并未见明确记载，仅据丁未年四十一岁致仕推定。所著存《觉山史说》二卷、《觉山先生绪言》二卷。参见康熙《婺源县志》卷九，人物·儒林；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觉山先生史说二卷条。

[21]方纯仁，字时勉，婺源平盈人。领嘉靖甲午（1534年）乡荐，授邹县知县，历郧阳府同知。其学务赅博，天文兵、律之说皆能通究。所著有《原人》、《原性》篇及《律吕折衷》等书。参见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一之四，人物志·文苑。

[22]方瓘，字时素，号明谷。初从甘泉于南都，甘泉即命其为诸生向导。甘泉北上及归家，皆从之而往，以学为急，遂不复仕。卒年四十五岁，不喜著述，其《正学存稿》为其门人所辑。参见黄宗羲：《甘泉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九；嘉靖《徽州府志》卷十五，儒林。

[23]祝世禄，《启洪峻之》，《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尺牍卷一。按，史桂芳，字景实，号惺堂，饶州府鄱阳人。

[24]湛若水：《奠徽州方时素文》，《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十，祭文。

[25]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三，人物志·儒林。谢显，字惟仁，祁门人，所著有《一墩稿》。一墩盖其号，后人亦多称为谢一墩。据道光《祁门县志》卷三十五艺文志·书目，谢显有《一墩稿》和《圣谕演易说》、《文集》。据焦竑《澹园集》续集卷二《神交馆集序》，谢显之弟谢惟直曾集其父凤山先生及兄一墩、皆山等人语为《神交馆集》。

[26]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八，记。

[27]邹守益：《书祁门同志会约》，《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答问。

[28]同治《祁门县志》卷十八，学校志·书院。

[29]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八，艺文。

[30]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三，人物志·儒林。

[31]焦竑：《觉山先生绪言序》，《觉山先生绪言》卷首。

[32]钟彩钧：《湛甘泉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期（2001年9月），页373。

[33]黄宗羲：《甘泉学案·叙》，《明儒学案》卷三十七。

[34]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答问。

[35]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八杂著《寄题祁门全交馆》：“嘉靖乙酉（1549年），谢子显率其弟铉，偕江生山、韩生一之不远千里冒盛暑以入复古，切磋两月而未能别。”

[36]游震得，字汝潜，号蛟漳，婺源人，嘉靖十一年（1538年）进士，学者称让溪先生，著有《让溪甲乙集》。

[37]建初山房即建初寺，在休宁，六邑大会轮休宁时常在此举行。岩镇在歙县，畲华瑞《岩镇志草》元集《原始》：“歙城附郡之东郭，自县治而西二十里曰岩镇。……居六邑之都会，为九达之通囗。鳞次万家，规方十里，阀闾蝉联，百昌辐辏，则自有明嘉隆之际始也。”

[38]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答问。

[39]邹守益：《斗山书院六邑会簿》，《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答问。

[40]潘士藻：《书六邑白岳会籍》，《闇然堂遗集》卷四，书。

[41]邹德溥，字汝光，号泗山，万历癸未（1583年）进士。

[42]祝世禄：《与邹汝光》，《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尺牍卷三。

[43]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县人，王守仁弟子。嘉靖五年（1526年）会试中式，不廷试而归。

[44]王畿：《水西会约题词》，《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语录。

[45]王畿：《斗山会语》，《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语录。

[46]嘉靖间无丁丑年，钱穆先生及陈来先生皆以为当作乙丑（1565年）。参见钱穆先生：《王龙溪略历及语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辑，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及前引陈来先生文。笔者以为当作丁巳年（1557年），其原因如下：一、从字形言，“丁巳”二字，较“乙丑”更易误作为“丁丑”。二、《福田山房六邑会籍》文中有“斗山相别以来，于今复八九”，钱穆先生及陈来先生都据此指认“斗山相别”之事指资料1《书进修会籍》中所载之新安福田山房之会（1557年），而八九年之后即应为乙丑年（1565年）。然所指既为福田山房之会，则似乎应当说“福田山房相别”而不会说“斗山相别”。因此，怀疑其所言之斗山相别，实指此前曾会于斗山一事，只是记载不明，难以揣度，似乎可定作为嘉靖己酉年（1549年）《水西会约题词》所言及之过齐云山一事。三、资料4《建初山房会籍申约》内言“与绪山钱子更年莅会”，稍后又说“甲子（1564年）与诸君相会”。甲子（1564年）既已赴会，则次年乙丑（1565年）极可能应为钱绪山赴会之年，似无龙溪更赴徽州之理。四、资料1和资料2所记之福田山房会，王畿在暮春出发，四月十八日参加福田山房大会，十余日方解，则会散之日，已近五月。五月端阳（初五）遂从齐云趋会星源（婺源），参加洪垣等人的婺源讲会。时间上颇为吻合。以上四点依据，也都只是理证，没有别的资料的依托，所以也不能说便成定案，谨书于此以请益于方家。

[47]王畿：《颖宾书院会纪》，《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五，语录。

[48]嘉庆《绩溪县志》卷五，学校志·乡学。

[49]乾隆《绩溪县志》卷三，乡学，颖滨书院条。

[50]光绪《吉安府志》卷五十三，杂志·逸事一。

[51]据说，是罗汝芳（近溪）和王畿共同筹办了徽、宁、池、饶四府大会。参见乾隆《绩溪县志》卷三乡学“颖滨书院”条及本章第六节。

[52]王畿、钱德洪曾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和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两赴吉安府参加青原大会。见释笑峰撰、施闰章补辑：《青原志略》卷三，书院“钱绪山惜阴会语”。

[53]张寰，字允清，号石川，昆山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累官通政司参议。

[54]夏子羽：《史惺堂先生年谱》，《皇明史惺堂先生遗稿十一卷尝惺先生经补说一卷》附录，嘉靖三十三年癸丑条、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条。

[55]李春芳，字子实，号石麓，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累官礼部尚书参赞机务。

[56]赵贞吉，字梦静，号大洲，内江人，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历官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57]韦庆远：《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

[58]John　Meskill认为嘉靖十六、十七年禁讲学之不力，乃是由于在政府核心内没有人能占据它足够长的时间来执行这一政策，“在正德（1506—1521年）、嘉靖（1522—1566年）年间，主要官员的任期比除明初三十五年之外明代其他任何时代都短”。但是，“一五七九年的禁讲学，正如书院的被毁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比一五三七至一五三八年间的禁讲更强烈和更确定的指向。即使此后复兴，其禁书院的效果仍然遗留。一个最直接的效果是书院创建速度的下降”。在万历年间（1573—1619年）平均每年所建的书院为4．7所，而此前嘉靖年间（1522—1566年）和隆庆年间（1567—1572年）的年平均建书院分别为8所和10所。实际上在张居正当政年间，即万历初十年间（1573—1582年），书院的创建速度更低。如广东一地在其间所建的公办书院为5所，私办书院为0所，比此前的嘉靖年间和稍后的万历十年后要少很多。参见John　Meskill，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Charles　O．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王洪瑞、吴宏岐对于河南书院的研究也表明1571至1600年这三十年是相对处于低潮的阶段，参见其所著《明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十七卷第四号（2002年12月）。

[59]傅应桢：《复复古书院记》，康熙《安福县志》卷五，词翰志。

[60]耿定向：《与直指》，《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五。

[61]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五《与吴伯恒》：“近相爱者书来相勉慎勿讲学，盖惧时忌。”

[62]李国钧先生《中国书院史》认为当时“下层舆论倾向于保护书院”（页581）。John　Meskill的研究亦表明禁书院的政策是张居正的个人政策，甚至在他禁书院期间，神宗还表彰过一些书院。参见John　Meskill，“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Charles　O．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p．168。

[63]史桂芳：《阖府大会录序》，《皇明史惺堂先生遗稿十一卷尝惺先生经补说一卷》卷一。

[64]夏子羽：《史惺堂先生年谱》，史桂芳《皇明史惺堂先生遗稿十一卷尝惺先生经补说一卷》附录，万历六年戊寅年条。

[65]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九，学校志，庙学下·书院附，宛陵精舍条。

[66]《神宗实录》卷一一七：“万历九年（1581年）十月戊申，稽查应天等府书院先后共六十四处，或改公署，或给原主，或行毁废。其紫阳、崇政（当为正）、金山、石门、天泉五书院存留如故。”需要指出的是，“应天府”及“六十四”并不是万历初年毁书院的区限。徽州紫阳书院和南京崇正书院之未毁，前者以崇祀朱熹故，后者则因创建者耿定向为张居正之亲信。

[67]康熙《婺源县志》卷十二，艺文《福山书院石林庵记》。

[68]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一，“斗山文会录”条。

[69]罗大纮《紫原文集》卷八《玄潭重建真君阁及修文恭雪浪阁纪事疏》：“毗陵唐太史、会稽钱绪山、王龙溪，虔州何善士、黄洛村诸老或五年或十年必一再至矣。”关于罗近溪的讲学游历，可参见其门人杨起元撰：《明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明德夫子罗近溪先生墓志铭》，《近溪罗子全集》附集；程玉瑛：《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诗文事迹编年》。

[70]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页284。

[71]前引陈来先生对于讲学会的研究数言当时“文化的同质性”，以此对地域文化的概念提出挑战。但是，笔者始终以为从游学成风的嘉、隆年间，到稍后的万历时代的学术，有着收缩的趋势。从下文将言及的方学渐与邹守益之孙的冲突、金凤仪作为主教对朱王之争只能作拆中的处理、周海门讲学徽州时诸生中有人明白地表示异议以及高攀龙不愿赴徽州讲学等事件来看，晚明学术因为具有较大的分歧，学者对于讲会宗旨的支配能力大不如前。至于说不同地区的学者仍然进行交往，的确是事实。但是，交往的地域同样有着收缩。距离过远的地区间讲学者的交往多是通过信札、宦游等途径得以实现。

[72]江右学者对于本地讲学风格的强调和对于江左学风的排斥，在刘元卿和王时槐那里就表现得比较明显。参见吕妙芬：《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五十六期（2002年5月），页298、315、323。

[73]祝世禄，字延之，号无功，饶州府德兴县暖水人。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时方弱冠，为举人。屡试不第，谕选黄陂教谕。万历己丑（1589年）中进士，焦竑榜。钱德洪、王畿讲学江右时，世禄即参加讲会。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耿定向督学南畿。祝世禄与管志道、潘士藻、焦竑、方学渐等人同师耿定向。参见《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诗卷一《樵窝吟》，尺牍卷一《复傅汝贞》、《寄儿侄》，尺牍卷二《启在伦先生》；程文泽：《环碧斋稿序》、《环碧斋稿跋》，祝世禄：《环碧斋稿》；孙以刚：《德兴出土明祝世禄撰文的两通墓志》，《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74]潘士藻，字去华，号雪松，徽州府婺源桃溪人，十八岁补邑诸生，隆庆四年（1570年）登乡试，万历十一年（1583年）成进士，授温州推官。万历十五年（1587年），为福建道御史，未及三月，以上修省疏而左迁为广东照磨，后仕至尚宝少卿。参见邹元标：《邹南皋先生集选》卷六《奉直大夫协正庶尹尚宝司少卿雪松潘公墓表》。

[75]焦竑，字弱侯，号漪园，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第一。

[76]潘士藻《闇然堂遗集》卷四《书六邑白岳会籍》：“丙寅（1566年）我师天台耿先生大集郡人于斗山，教铎所振，声施至今。”

[77]耿定向本人的思想充满矛盾。他的思想既倾向于王艮、罗近溪，但却又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他不信佛，亦不辟佛；他相信无善无恶是为至善，但对于无善无恶抱着深深的警惕。他的思想中的矛盾，使得他的弟子们的思想极不统一。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之《耿天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8]邹元标：《答祝无功》，《邹南皋先生集选》卷三。

[79]邵庶：《还古书院碑记》，道光《休宁县志》卷二十一，艺文·纪述。

[80]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三，建置·院宇制考。

[81]邵庶，字明仲，号翼庭，休宁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82]祝世禄：《建还古书院碑记》，道光《休宁县志》卷二十一，艺文·纪述。

[83]邵庶：《还古书院碑记》，道光《休宁县志》卷二十一，艺文·纪述。

[84]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三，建置·院宇制考。

[85]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会纪。

[86]祝世禄：《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尺牍卷四。

[87]邹元标《愿学集》卷五下《黟县中天书院记》：“黟故新安岩邑，建馆以学，则自韩子梦鹏、李子希士、汪子宗讯实纲纪之。给谏德兴祝公石林至而颜之曰中天书院，时为阳月，节届中天。”

[88]祝世禄《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尺牍卷二《与绩溪会中友》：“是会也，一佞屡分末席。今者羁于官，方不能越境从事，然神爽已飞越登源、石镜之间矣……薄具聊当会中一饷。”

[89]祝世禄《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尺牍卷三《复毕次公》：“适祁阊轮会，不佞羁于官方，义不敢越境，而友生归道令兄尘谈圆透，人人意惬。”同书卷三《寄祁阊会会友》：“伏闻雅会，神爽飞越，极欲分半席与大家印可一番，而郡尊人有严命，不敢擅离。”

[90]潘士藻：《叙交》，《闇然堂遗集》卷一，说。

[9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

[92]邹元标：《闇然堂遗集序》，《闇然堂遗集》。

[93]转引自鄢烈山、朱建国：《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页80。按袁中道《珂雪斋前集》（续修四库全书影万历四十六年刻本）卷六《潘去华尚宝传》则言：“公修乾骨立，目如炬光，开口见舌，潇然自得，大有仙人之致。”

[94]邹元标：《奉直大夫协正庶尹尚宝司少卿雪松潘公墓表》，《邹南皋先生集选》卷六。

[95]潘士藻：《书六邑白岳会籍》，《闇然堂遗集》卷四，书。

[96]道光《徽州府志》卷八，职官志·名宦。

[97]潘士藻：《书六邑白岳会籍》，《闇然堂遗集》卷四，书。

[98]祝世禄：《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诗卷二。

[99]焦竑：《尚宝司少卿潘君士藻墓志铭》，《献征录》卷七十七。

[100]祝世禄：《建还古书院碑记》，道光《休宁县志》卷二十一，艺文·纪述。

[101]周汝登：《新安会语》，《周海门先生文录》卷三。

[102]汪应蛟：《汪子中诠》（清刊本）附录。

[103]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会纪。焦竑《澹园集》卷四十八《古城问答》：“籍计之，得二千有奇。”《还古书院志》卷十五艺文《还古会籍序》：“癸卯（1603年）会于还古者几千人。”

[104]周汝登：《新安会语》，《周海门先生文录》卷三。

[105]潘士藻：《赠郡中同志》，《闇然堂遗集》卷四，山居草。

[106]祝世禄：《启耿在伦先生》，《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尺牍卷一。

[107]祝世禄：《与李本宁》，《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尺牍卷三。

[108]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会纪，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休宁大会条。

[109]施璜：《还古书院会讲序》，《还古书院志》卷十五，艺文二。

[110]黄声谐：《洛闽源流录序》，张夏：《洛闽源流录》。

[111]余懋衡，字持国，号少原，婺源沱川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

[112]汪应蛟，字潜夫，号登源（或作登原），婺源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得罪客氏，以老黜。

[113]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吉水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

[114]冯从吾，字仲好，长安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

[115]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八三，尚书余懋衡条。

[116]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党と复社》，京都同朋舍1996年版。

[117]史孟麟，字际明，号玉池，宜兴人，顾宪成门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仕至太常少卿。

[118]张夏：《洛闽源流录》卷十二，汪应蛟条。

[119]冯从吾：《答邹南皋先生》，《少墟集》卷十五。

[120]邹元标：《答新安会中诸友》，《愿学集》卷二。

[121]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六，建置三·学校。

[122]汪应蛟：《婺源县重建紫阳书院记》，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六十七，艺文·序记。

[123]汪应蛟：《汪子中诠》（清刊本）附录。

[124]潘之祥，字伯和，桃溪人，万历戊戌（1598年）进士。

[125]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六，建置三·学校；卷六十七，艺文·序记。

[126]余懋衡：《北乡富教堂记》，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六十七，艺文·序记。

[127]康熙《婺源县志》卷九，建置·宫室。

[128]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二十二，人物三·名臣。

[129]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一，“斗山文会录”条。

[130]吴肇新：《重建富教堂记》，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六十七，艺文志·序记。

[131]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八十三，尚书余懋衡条。

[132]余懋衡：《辟佛论》，《关中集》卷二。

[13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六，“汪子中诠”条。“中诠”之名，主不偏意。

[134]方学渐，字达卿，号本庵，师耿定向，曾与东林讲学，学者称明善先生。

[135]毕懋康，字孟侯，号东郊，歙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

[136]民国《歙县志》卷二，营建志·学校。

[137]毕懋良：《斗山祀程朱三夫子记》，民国《歙县志》卷十五，艺文志。

[138]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五会规，《崇实会约》。

[139]张夏：《洛闽源流录》卷十九。

[140]陈二典：《紫阳书院会讲序》，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八，艺文。

[141]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理学传，邹守益条。

[142]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会纪，天启元年辛酉十月休宁大会条。

[143]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会纪。

[144]陈二典：《紫阳书院会讲序》，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八，艺文。

[145]将近百年的朱子学讲会在一节中进行处理，与前面一百年中的细分似乎比重失调。而以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其下限，又似乎与本章最初的16—17世纪的时限有些冲突。但是，这样处理的理由是：一、讲会作为明代盛行的一种讲学形式，是在心学的号召下流行的，朱子学学者沿用它作为讲学的组织形式。所以对于明代中后期的讲会的形成和发展有必要详述，而于清初的朱子学讲会则可以将重点转移到其学术内容上去。二、以雍正王朝的最后一年（1735年）为本节可能叙述的最终年限是因为接下来学术史进入到了人们所熟知的“乾嘉时代”。对于徽州学术而言，所谓的皖派或徽派朴学的开创者江永在乾隆元年（1736年）征入京师，与吴绂、方苞等游，名动天下。徽派朴学的发达渐在眼前，势不能不改变当地之学风。而实际上，还古大会以及紫阳大会的记录分别至雍正五年（1727年）和雍正元年（1723年）终结。此外，明崇祯一朝（1628—1644年）的讲学并不十分发达，因此虽然这一时期的讲会未必是完完全全的朱子学讲会，但当时的讲学者中有不少是清初讲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所以把明末和清初并在一起加以叙述。

[146]汪先岸，字登于，号二无，休宁人。

[147]汪康瑶，字淡衷，号鹤屿，休宁人。

[148]吴侃，字怀英，休宁人。

[149]胡匏更：《紫阳书院会讲序》，《紫阳书院志》卷十八，艺文。

[150]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三，建置·历年沿革。

[151]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四，艺文。

[152]金声，初名成光，字正希，一字子骏，号赤壁。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他是明末的制义文大师，精通散体古文、历算及佛学、西学。古文与归有光齐名，历算受徐光启推重，有经世之志。崇祯三年（1630年）他回徽州。曾于次年参加还古书院讲会。明亡后积极抗清，兵败就义。吴景贤称其讲学提出“戒惧”、“慎独”诸义，独坚践履，力矫当时“顿悟派”的流弊，种下了清代学风的种子，对于安徽的桐城文章、皖南朴学，都有先导之功。参见吴景贤：《金正希之抗清运动》、《金正希之地方自卫》、《金正希之学术研究》、《金正希之思想研究》，分见于《学风》五卷第一期、第六期、第八期、第九期。然而，读金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清乾隆己卯金书补刊本）九卷，其固精于佛学、历学、古文、制义，然于西学之了解尚属隔膜，参见卷六《城南叶氏六续族谱序》。其于儒学，亦为心学一脉，颇崇信阳明、近溪诸人。

[153]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三建置·历年沿革：“历辛、壬、癸、甲（1631—1634年），金太史正希驾言旋归，笃志圣学，复倡富室输助为士子聚讲费。”复可参见金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六《还古书院会序》。

[154]嘉庆十七年修、道光五年续修《黟县志》卷六，人物·儒行。

[155]金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六《友善会序》（癸酉，1633年）：“求真师友则必不厌多师多友。……若桃源友善会诸君子吾固日望之矣。”

[156]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九，传末。

[157]金声：《与程希吕》（戊辰，1628年），《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三；《与冯渐卿》（庚辰，1640年）《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四。但在《与冯渐卿》中他又对王龙溪“不得中行而与，必也狂狷”一语之弊，剔抉甚力，谓“则龙溪之学，其于文成，虽欲不如五霸为三王罪人不可得矣”。

[158]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会纪。

[159]按，徽州府紫阳书院有三。一在婺源县，已见前述。另外两所在府城。但是这两所的并时存在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故此后的方志皆言府城有二紫阳书院。其渊源如下：宋代嘉定十五年（1222年）县令彭方建文公祠，后即祠建书院，理宗赐名为紫阳。后毁复无常，其位置亦迁徙无常。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知府张芹迁建于紫阳山阿，所谓名实相符，而旧址皆废，故自明正德年间始至清乾隆五十五年以前所言之府城紫阳书院，皆指此而已。清乾隆五十五年邑人曹文埴倡议于县学后文公祠建书院，名为古紫阳书院。这样，才有两个紫阳书院并存的情形。参见民国《歙县志》卷二，营建志·学校·紫阳书院。

[160]汪晋征，字符尹，号涵斋，休宁人，汪康谣子，亦清初徽州讲学学者。

[161]汪晋征：《还古书院祀朱文公议》，道光《休宁县志》卷二十一，艺文·纪述。

[162]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七，传，杨瑞呈先生条。

[163]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二，列传，杨处士条。

[164]陈二典：《紫阳书院会讲序》，《紫阳书院志》卷十八，艺文。

[165]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九，传末。

[166]吴巘，字少游，号安道叟，吴侃之弟，休宁人。金伊人，名维嘉，伊人为其字。汪岩瞻，名仕，号溯舟，岩瞻为其字，休宁人。

[167]汪佑，字启我，号星溪，休宁人。

[168]施璜，字虹玉，号诚斋，休宁人。

[169]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71。

[170]吴曰慎，字徽仲，号敬庵，歙县人。

[171]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二，列传，施处士条。

[172]高世泰，字汇旃，晚号石屋遗民，无锡人，崇祯丁丑（1637年）进士。

[173]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吴曰慎与施璜及无锡张夏同受业于高世泰之门，康熙《东林书院志》有传。按江藩误将“吴曰慎”作“吴慎”，学者已察其非，参见樊克政：《吴徽仲名“曰慎”辨》，《学术集林》卷四，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174]汪恒，字于常，歙县人，崇祯丁丑（1637年）弃举子业，以讲学为事。

[175]汪学圣，字惕若，号石樵，休宁人。

[176]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八，艺文。

[177]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六，会纪。

[178]胡匏更：《紫阳书院会讲序》，《紫阳书院志》卷十八，艺文。

[179]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五，会规·紫阳讲堂会约。

[180]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五，艺文。

[181]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六，艺文。

[182]同上。

[183]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四，艺文。

[184]清代书院时用汉儒精舍之名，正是学者崇信汉儒经传的表现；明人书院常名讲舍，亦是讲会流行之表现。当然，清代考据学并非就不重义理，而是考据的重视使原本高谈性理的风气有所变化。

[185]吕妙芬：《阳明学讲会》，《新史学》九卷二期（1998年），页46—47。

[186]关于徽州府六邑大会的创始，另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16世纪60年代的绩溪县讲学学者周绅主张的陈白沙创立说。乾隆《绩溪县志》卷三乡学“颖滨书院”条有周绅所撰《讲学会序》。序中说：“近代讲学，创自陈白沙，躬诣紫阳，聚六邑人士每岁一会，定有规条。”但周绅的说法未必可信。新安六邑大会若初创于白沙（1431—1500年），则势必在1500年以前，而从徽州地区大量的书院创建于嘉靖年间，以及随王阳明、湛若水的学术传播而讲会始于嘉靖年间广为流行这一大趋势看来，新安六邑大会形成于白沙的说法，在时间上略显早了一些。周绅所指，极可能只是一种很随意的集会，绝不可能如后来的六邑大会一样有完善的规制。二是清初讲学学者汪佑所持的正德乙亥说。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会纪：“星溪汪先生曰：新安大会，自正德乙亥（1515年）至天启辛酉（1621年），历百有七年。”殆指大会始于正德十年（1515年）知府熊桂的讲学。《紫阳书院志》卷十六会纪亦记载：“明武宗正德十年乙亥（1515年），大会于紫阳书院。主教太守世芳熊公（桂，江西新建人）。先是书院新成，拔七校之士四十人肄业其中。”所附按语云：“明代建书院，诸生肄业于其中者实繁有徒，谓之课艺；其坐皋比主讲席，诸学者环列以听，乃谓之讲会。明世郡邑大夫取士入书院者不独熊（桂）、郑（玉）二公也，而二公则课士之外，躬自开讲焉。故纪之。”可见熊桂在正德十年的讲学，以及郑玉在嘉靖三年的讲学，主要目的是为了督促府、县七学中生员的课艺，虽与课艺有差别，但与以友辅仁的讲会还是有差别的。这种性质的讲学能否认作为讲会，从而作为新安六邑大会的源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讲会的精神实质是友道，而不是师道；切磋的目的是修德而不是修举业。所以，正德乙亥的讲学不能算是一典型的讲会，更不能作为新安六邑大会的源头。

[187]《还古书院志》卷十一会纪：“怀英吴先生曰：我邑会后，轮婺司事。会籍特浼心园翟先生将去。不意婺不克举，又以所订会籍秘之笥中，至国届末造，频年饥馑，各邑会赀磬如，并还古所积尽耗去蠹宵小，而心学之朋后先凋零，故六邑学会停息。”

[188]潘士藻《闇然堂遗集》卷四书《书六邑白岳会籍》：“六邑各举于季秋。”但亦有例外的，如前述天启元年（1621年）休宁还古书院的新安六邑大会就是在十月举行。

[189]吴云岫：《东山书院考》，同治《祁门县志》卷十八，学校志·书院。

[190]邹守益：《斗山书院六邑会簿》，《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答问。

[191]祝世禄：《与华阳会会友》，《环碧斋诗三卷尺牍五卷》尺牍卷三。

[192]同治《祁门县志》卷十八，学校志·书院。

[193]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五《答邹南皋先生》：“今岁徽州大会，汪登源、余少原诸公以书托贵门人江汝修跋涉数千里见召。”

[194]焦竑：《古城答问》，《澹园集》卷四十八。

[195]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九，传，何圣初先生条。

[196]嘉庆十七年修、道光五年续修《黟县志》卷六，人物·儒行。

[197]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九，传，王乐然先生条。

[198]金声：《王氏家规引》，《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八。

[199]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九，传，杨伊溪先生条。徐卓《休宁碎事》卷八引《棣辉堂集》：“杨湄，字文在，号伊溪，芳溪人。工书法，沉潜理学。尝与族弟期召、文焕、灿三士千辈迎施诚斋、汪默庵讲学于殿元祠、世寿堂、聿修堂。盍族月讲，亲仁会复振。……著有《枝轩集》。”

[200]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九，传，吴带河先生条、吴伯恭先生条。

[201]胡匏更，名，字蕊明，歙县人，诸生。

[202]施璜：《紫阳书院志》卷十二，列传，胡文学条。

[203]胡匏更：《紫阳书院会讲序》，《紫阳书院志》卷十八，艺文。

[204]邹元标：《南皋邹先生会语合编二卷讲义合编二卷》会语下。

[205]陈履祥，字文台，祁门人，万历中贡，师罗汝芳，讲学宣城、南京之间，于徽州讲学影响相对较小。

[206]嘉靖《宁国府志》卷二十八，人物志·儒林，施宏猷条。

[207]嘉靖《宁国府志》卷二十八，人物志·儒林，汪有源条。

[208]嘉庆《绩溪县志》卷四十六儒林刘织条：“刘织，字章甫，青阳人。从乡先正吴邦治讲学。……时九华山阳明书院为六郡之会，织往往为之主。”

[209]程敏政著《道一编》，谓朱、陆始异而终同。程曈见而叹曰：今日以朱子为同，他日必有斥朱子为异者，乃为《闲辟录》。参见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一之三，人物志·儒林程曈条。

[210]施璜：《还古书院志》卷九，传，吴五咸先生条。杨起元，号复所，罗汝芳门人。

[211]金声：《在是集序》，《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六。

[212]同上。

[213]路德：《周易本义爻征序》，吴曰慎：《周易本义爻征》。

[214]吴曰慎：《序》，《周易本义爻征》。

[215]同上。

[216]金声：《夏京三文序》，《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六。

[217]光绪《徽州府志》卷十一之三，人物志·儒林。《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九，“音律节略考二卷”条。

[218]华贞元：《吴觐华先生传》，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九，列传三。

[219]王汎森：《清初的讲经会》，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六十八本第三分册，页504。

[220]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一之三，人物志·儒林，江永条。

[221]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一之三，人物志·儒林，汪绂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