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与社会矛盾

第一节　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与社会矛盾

一、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

东汉末年，中小地主和个体农民的土地不断地被兼并而集中到豪强士族的手里，豪强士族的势力在经济、政治上的权利也日益扩大，其一家独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逐渐地扩张和膨胀起来，并且不断地得到加强与巩固。他们不仅操纵着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大权，而且还直接地把持着读书的各种特权，垄断了举荐人才的通官之路。这一批世世代代既控制着经济、政治大权，又掌握着读书、举荐做官特权的封建贵族既是东汉末年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的始作俑者，也是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前身。

东汉晚期所出现的政治危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控制中央的外戚势力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相互勾结或者相互倾轧，因而其危机的频率也随着他们的力量的相互消长或者相互交替而波动。从和帝开始，皇帝都是幼年时继位，母后临朝。事实上，外戚势力不仅操控着中央的最高统治机构，而且还派遣他们自己的子弟、亲戚、党羽和宾客到全国各地去做官，进而不断地编织并掌控自己的统治网络。如此一来，他们既可以大量地搜刮社会财富，还能不断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皇帝长大以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同外戚势力发生实质上的矛盾与冲突，为了夺取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对于中央统治机构实际上的操控权，他又不得不依靠自己身边最亲近的宦官们去发动政变，以消灭尾大不掉的外戚势力。但是。每当这种政变获得成功而清除了外戚的势力之后，宦官集团也因此而实际上控制了中央最高的统治机构，这又造成了新的尾大不掉的宦官集团。正是如此的循环往复，外戚势力和宦官集团就这样交替着掌握国家最高机构实际上的统治权力。

在桓帝的时候，宦官集团的专政再度引起了豪强地主和一般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极端不满。豪强地主和一般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再度联合起来，不断地向宦官集团展开猛烈的抨击。当时在太学里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其中大多数都属于豪强地主的子弟，他们在太学里既议论朝政，也品评人物，因而在朝中形成一股所谓的“清议”势力。而在全国各地，这批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又大多与散布在各郡县的实力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特权人物在地方上不仅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也同样掌握着品评人物，选拔人才的各种权力，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地方各郡县的实力派，其能量甚至能够直接地与中央政府相对抗。由于这些分散在全国各郡县的实力派都属于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党人”。公元166年，桓帝曾经下诏各郡县全力搜捕这些“党人”，结果共收执李膺等两百余人。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将他们放归所谓的“田里”，并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党锢”。灵帝继位以后，外戚窦武为大将军，与太傅陈蕃同掌政权，这才又重新起用了一些“党人”。但是，由于窦武、陈蕃两人所计划的“政变”诛杀宦官不成，反而被宦官所杀害，灵帝又在宦官们的挟持下下诏各州郡县，严格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以及五服以内的亲属等，都必须免官禁锢。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党锢”。“党锢”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最终结果，却标志着东汉末期从中央政府到全国各郡县的地方政权，其腐败的程度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二、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

在东汉末年，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已经发展到足以引起农民采取“直接行动”的这种尖锐化的程度。虽然也有些知识分子曾经在这种急风暴雨的前夜提出了不少改良社会的具体办法，但是，这种改良本身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尽管后来农民的直接行动最终汇集为黄巾军的农民大起义没有成功，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其政权也随之迅速地土崩瓦解。

两汉时期，官方哲学已经成为“谶纬”化了的儒家思想，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经过一系列的“谶纬”改造之后，原来的儒家思想在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宗教”，孔子也因此而演变成为这一宗教的“教主”。虽然作为这种宗教教义的“今文经学”通过“古文经学”艰苦卓绝的批判和斗争之后，信仰“谶纬”迷信的那些守旧思潮才逐渐地被削弱，孔子本人也才因此而从“神”还原为“人”。但是，在当时的下层社会中又兴起了以老子为教主的被称之为“黄老道”的另外一种新的宗教。这种新产生出来的宗教不仅在民间已经广为流行，甚至在深宫之中也曾有所谓的“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襄楷传》)。其实，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道教”的原始(最初的)形态。事实上，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农民大起义就是以这种“原始道教”为其组织形式和思想武器的。对于这一历史事实，三国时期的鱼豢(读唤)在他的《典略》一文中就说过:“初，熹平(汉灵帝年号)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汉灵帝的另一年号)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脩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这里所说的张脩为天师道首领，曾在巴郡组织农民起义，但应该是指汉中的张鲁(对于这一问题，虽有不同意见，但是由于这些意见并不影响我们对“道教”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因而不必予以深究)。这就是说，东汉末期农民起义的三路大军都是以宗教组织(“太平道”)及其思想“太平经”为其号召，并且都是采用“宗教的形式”组织起来反抗统治者的统治。所以，他们都为剥削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史书蔑称为“妖贼”。

第一，关于骆曜和他竭力推行的所谓“缅匿法”，由于没有任何可以供我们参考或者是进行研究的资料，所以不得不略而不论。

第二，关于“黄巾军”农民起义的最高统帅张角这个人的生平及其经历，《后汉书·皇甫嵩传》这样叙述说:“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遗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由此可见，张角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与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农民起义根本不同。赤眉绿林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张角领导的起义却既反贪官也反皇帝。张角不仅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而且还制订了一个全国性的起义计划，其政治目标就是直接推翻东汉王朝。张角还声称自己本来就是代表“黄天”的，因此，起义军都头戴黄巾，故而称为“黄巾军”。

第三，对于以汉中张鲁为代表的那一路农民起义军，《三国志》这样记载:“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非思想家、文学家和创制了天象仪与地动仪的天文学家张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脩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成都刘璋与汉中张鲁之仇就源于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踞巴、汉垂三十年。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汉宁王。”(《三国志·张鲁传》)在这里，按照道教的说法，张陵(世称张道陵)应该是道教的创始人，因而被称之为“天师”。他临死的时候，将其道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张衡，张鲁则是张衡的儿子。其实，张鲁在汉中所设立的所谓“义舍”，其实就是一种免费的旅馆。在这种旅馆中，不但住宿免费，而且还提供免费的米、肉等食物，甚至路过之人也可以随便进去享用这些食物，吃饱为止。在这里，“义舍”提供免费住宿，免费米、免费肉等，都称之为“义”，叫做“义舍”、“义米”、“义肉”之类，它们既包含有道德价值的评价，也反映了农民在起义过程中追求和期待着那种“苟富贵，无相忘”的原始共产主义。张鲁自称“师君”，其身份已经十分明确:他本人既是宗教领域的教主，也是政治上的领袖。他不仅在辖区内实行“政教合一”(“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的社会组织形式，对于犯法之人的处罚，也要赦免三次之后，才可罪罚(“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而且还要求自己的信徒以及辖区内的老百姓都要学习《老子》，表明了张鲁政权尊崇的是道家的思想价值观。直至建安二十年，汉中被曹操占领，才宣告了汉末农民大起义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