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人性论是什么

第二节　颜李学派的人性论与伦理观

在人性论问题上，颜元肯定“生之谓性”的命题(见《四书正误》卷六)，他反对理学家轻视“气质之性”的观点，而倾向于自然人性论。他说:“诸儒多以水喻性，以土喻气，以浊喻恶，将天地予人至尊至贵至有用之气质，反似为性之累然。然不知若无气质，理将安附?若去此气质，则性反为两间无作用之虚理矣。”(《存性编》卷一《棉桃喻性》)不难看出，颜元认为所谓“气质之性”，也就是人的自然之性，是人生存的基础，也是人伦道德的根基。对此，颜元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

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则无性矣，舍性亦无形矣。失性者，据形求之，尽性者，于形尽之。贼其形，则贼其性矣。(《存人编》卷一)

这里所谓的“形”即人的气质之形，包括人的感官及其感情欲望，简言之，也就是人的形体。颜元认为，“性”既不能离开“形”而独立存在，同时也没有不表现“性”的“形”，这种观点，他称之为“形神不二”。

朱熹为贬低气质之性而抬高义理之性，用了许多譬喻。例如，朱熹以罩灯纸喻气质，以灯光喻性，认为“拆去了纸便是光”。颜元驳斥说:“此纸原是罩灯火者，欲灯火明，必拆去纸。气质则不然，气质拘此性，即从此气质明此性，还用此气质发用此性，何为拆去，且何以拆去?”(《存性编》卷一《性理评》)这里仍然强调义理之性不能离开气质之性，扩而言之，在他看来，人如果离开了人的自然属性，也就不存在有道德属性。这种观点带有自然人性论的特色。

又例如，朱熹以水清喻天地之性，以水浊喻气质之性，意谓天地之性纯善，而气质之性驳杂不纯。颜元反驳说:“水流未远而浊，是水出泉即遇易污之土，水全无与也，水亦无如何也。人之性……引蔽习染，人与有责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伦?”(同上)这里用人性与物性的不同来批评朱熹的比喻失当，指出了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区别所在。在颜元看来，人的气质之性，即人的自然之性并不能等同于其他事物的本性，因为人的自然之性中包含有思想和欲望，这是其他事物所没有的。正因为人性中有思想和欲望，所以人们经过教育和引导即可弃恶从善，因而人的气质之性与所谓义理之性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依存的。

在程朱的人性论体系中，把义理之性与天理相联系，把气质之性与物欲相联系;因此，他们人性论的归宿就是“存天理，去人欲”。与此不同，颜元的人性论则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对人的欲望加以肯定。他说:“六行尤在人情物理用功。离人情物理则无所用功，离人情物理用功则非儒。”(《习斋记余》卷四《给高阳孙衷渊书》)这里所说的“人情物理”即指人的自然生理要求。颜元写道:“人为万物之灵，而独无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致性也。”(《存人编》卷一《第一唤》)颜元本人曾亲自受过《朱子家礼》之害，因此他对禁欲主义的说教有一种切肤的痛恨。他曾指出这种禁欲与佛道、妖邪杂教没有什么两样，他指出从韩愈到程朱再到王守仁，虽号称“大君子”而实际上都有和佛道相通的不尽人情之处。

颜元写有《存人编》《人论》，褒扬人的价值，显露出与理学家不同的伦理观点。在《人论》中，颜元把由天地万物到人的出现描述为一个自然过程，在这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中，人是天地的产物，又是万物中最贵重者。人产生于自然，秉赋了天地的精华，与自然有着某种一致性，故称之为“肖子”;与此同时，人贵于万物之处，在于人能够役使万物、改造自然，使自然能为人所用，这就有功于自然，故称之为“孝子”，这就是颜元在《人论》中阐述的“肖子—孝子”论。这种文化人类观有质朴的合理性，但它缺乏实证科学的论证，因此学术价值不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颜元借用的宗法语言(天地、父母、孝子)背后，表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他所论的“人”，虽然还不是历史的人，但却含有天下人人平等的意味;他强调人有功于天地的独特价值，提出“天地仅因人而著号”，肯定了人的作用，这是一篇关于“人”的颂歌。

李塨继承了颜元在人性论与伦理观方面的观点，进一步阐述颜元的论旨。在理欲论方面，李塨和师说一致，主张情欲的正当合理性，他点名批评了王守仁的“格去物欲”之说，指出不能把“形色天性”与“私欲”混为一谈(见《大学辨》卷三)。

颜李学派强调“理在欲中”，是以“理在事中”的哲学观作为基础的。颜元通过对“理”的字义剖析来说明“理在事中”。他说:“理者，木中纹理也，其中原有条理，故谚云:‘顺条顺理’。”(《四书正误》卷六)李塨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说:“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理虚字也，可为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论语传注问》)这里把理当作事物的原则，否定理学家将“理”作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东西。

李塨不仅阐述“理在事中”，还从历史的进化中阐明“道在事中”。他说:世上刚有人类的时候，浑浑沌沌，后来有了夫妇、父子、兄弟、朋友的人伦分别，在此之后又有了君臣，即使是诛取禽兽、茹毛饮血这些事情也有先后的次序，这就形成了“礼”。而和上述活动相适应的前呼后应、鼓舞相从就形成了“乐”，于是射、御也随之出现，又由于统计、记录等的需要，书册也出现了。久而久之，上述因社会生活需要而出现的仪式规矩制度化，“其伦为人所共由，其物为人所共习，犹逵衢然，故曰‘道’。伦物，实事也;道，虚名也”(《恕谷后集》卷十二《原道》)。这样的看法阐发了道产生的历史过程，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演进当作道产生的基础和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