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比较的观点看中国传统价值和思维方式

从中西比较的观点看中国传统价值和思维方式

□朱志方

一、引言

中西文化的比较长期以来是中国学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相对来说，中国学者比西方学者更关心这个问题。但如何进行比较，人们各有不同的看法。“文化”概念过于广泛，它几乎是无所不包的。按列维-施特劳斯的说法，凡是不属于自然的东西，都属于文化。在我看来，一个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它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这里不对这个论题进行论证，而在这个前提下看一看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

二、价值体系

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技术来?我们找过多种原因，主要是社会制度、思维方式、生活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李约瑟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它的英文题目叫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个问题就是他提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除了大家都谈到的因素之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价值体系的特点。当我们说到价值时，我们多数人想到的是道德伦理规范。中国的圣贤们提出的道德概念是非常丰富的。如仁、义、礼、智、廉、耻、勤、忠、孝、节、友、温、良、恭、俭、让，等等。这只是一些道德要求，或者说，只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说到价值，在历史上出现并约束或指导人的行动的价值，不仅西方有，而且其他文明国家也有。有时，我们会说，我们重伦理，西方重知识。但是，伦理学在西方也很重要，西方人也重伦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很成体系，现在政治哲学(伦理学)是西方的显学。西方的政治哲学和伦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展到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麦金泰尔的《追寻美德》。中国也重知识。《论语》第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学什么，当然是学知识。孔子的学校一定是要传授六艺的，当时的知识都要学习。在孔子看来，最了不起的人是生而知之的人。

因此，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文化中有哪些价值，而是这些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价值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我们的先辈也常说有的时候“忠孝不能两全”，在家庭伦理占主流的文化中，汉代名将霍去病的豪言壮语“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受到高度赞扬。因此，对于人们所追求的各种价值，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如何，这是一种文化中的根本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中有一些因素是不利于中国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的。皇帝和国君始终有最高的价值，然后是那些皇帝所任命的官员。其他的东西，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化的其他方面，在这些东西面前，都显得太渺小。被看重的文化领域，是那些能够有助于皇帝或国王统治的学说或工具。所以，“四书”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其他的文本。于是中国人的第一选择是做皇帝，做皇帝的机会太少，第二选择是做官。当然，皇家的人是有机会做皇帝的，于是，不断地有宫廷政变，国王、皇帝、王位皇位继承人或争夺者，被杀掉的数不胜数。于是才有“不幸生在帝王家”之说。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并不比平民有更多的人身安全。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10个人有10个不同的、可以追求的最重要的人生目标，那么，最理想的安排是这10个人各追求一个，于是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如果10个人都去追求一个目标，结果会是怎样呢?结果由于资源的严重匮乏，这10个人只能凭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的价值体系的一个缺陷，是权力中心，价值序列是单一的。而西方有多个平行的价值体系。比如说，科学、艺术、学术、政治，这几个领域里的顶尖人物可以说同等重要。现在我们都知道牛顿、爱因斯坦，但我们很少人能说出牛顿时代的英国国王是谁。艺术大师、文学天才、思想家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而在中国古代，隶卒优娼是最低贱的，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军人和表演艺术家。西方各行各业的一流大师，不仅受到社会的极大尊重，而且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它比中国更早地发展成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

李约瑟问题的部分答案是，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科学，是因为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科学的地位过低。只有那些皇帝需要的，才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如天文学。而普通的技术，不论是农业技术、手工艺，还是后来的手工业技术，都是极不受重视的。皇帝当然需要粮食、铁器等，但是，那些手工艺人受到的是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摧残。也许，这也与我们的老祖宗的教训分不开。孔子看不起种田的人。《论语》第十三章《子路》篇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段话读起来真是令人不是滋味。孔子要是一个普通人也就罢了，可他是至圣先师啊。樊迟想学点养花种田的技术，孔子先生不会也就罢了，何必说想学点实用技术的人是“小人”呢?也许有人会解释说，小人并不是贬低，而是什么什么。但至少不是大人吧，不是君子吧?何况，樊迟是孔子的学生，他要是没志向，可以当面教育，让他有远大抱负，像《大学》说的那样治国平天下，何必等樊迟走了在背后说，这个小人哪。

自儒学成为思想正统，孔子的书是读书人都要读的。科举制度完善之后，读书的内容不外四书五经。于是中国所有的读书人，中国所有有条件读书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是中国最聪明的人，都去读四书五经，都准备去做官。至于懂技术的人、各行手艺人，只不过是待诏而已。有文化的人都只关心四书五经，再就是会写点诗，有的还会画点画(这种技能只不过是陪衬，不是必须的，也不必下太多工夫，至多是个人爱好而已)，怎么可能有科学技术呢?

到清朝后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中国的对外战争一次又一次失败。不论怎样看待当时的中国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形态，有一点是连清皇室也承认的:中国之所以挨打，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而导致工业落后，国力衰弱。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李约瑟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太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价值体系的缺陷。大家会说，我们不是有四大发明吗?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有多大的贡献!造纸术和印刷术使现代文明成为可能，火药是火箭的祖宗，指南针也许就是古代的制导系统。还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吗?奥运期间举办了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以官方名义提出用“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取代旧版四大发明。关于四大发明，重庆《时代信报》2008年8月1日发表了一组文章加以讨论。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赵丰说，我们口中念念不忘的四大发明，其实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并非熟知自己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所提出，所以要把四大发明改一改。奇怪的是，外国人说四大发明，你就跟着改成另一种四大发明，为什么不可以是五大发明、八大发明?外国人是如何提出来的?据说，传统的四大发明是约400年前，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不过只提出了三个，即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他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后来，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日本人没有可与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相比的卓越的发明。此后，这四大发明的说法便在中国和世界流传并得到认可。

对此，我想做几点评论。第一，培根到底是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印刷术再加上之前已经发明的造纸术，使思想和科学技术能够大规模地学习和传播，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发明，有了这些东西，有了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新的思想会不断出现，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发明会不断产生。这一点从现在的数字网络技术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博物馆和科协的领导要搞什么新版四大发明，眼光还不如四百年前的培根。第二，就是价值问题了，西方人如此重视这四大发明，而四大发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只不过是一种作坊技术而已，为士大夫所不为，读书人所耻于为。在清朝以前的历史文献中，有哪一个文献说这四大发明中某一个可以和四书五经相提并论呢?尽管四大发明是汉朝之后的事，即使在战国之前，恐怕它们也进不了诸子百家，更不用说与儒家并驾齐驱了。这样一些技术发明的创造者，在心理价值和经济价值上的追求都不能得到实现，中国最聪明的那批读书人当然不会把他们的聪明才智浪费在这些“雕虫小技”上。第三，四大发明还只是技术，它们并没有科学做支撑，比如火药，没有化学，是不可能明白为什么硝石、硫磺、木炭的粉末混在一起点燃后会产生猛烈的爆炸。硝石的化学成分主要是硝酸钾，硝酸钾是氧化剂，加热时释放氧气。而硫和炭容易被氧化，所以把硫磺、木炭、硝石混合在一起燃烧，就会发生迅猛的氧化还原反应，在反应中放出高热和产生大量气体。如果混合物包裹在纸、布或充塞在陶罐、石孔里，燃烧时由于体积突然膨胀，就会发生爆炸，这就是黑火药燃烧爆炸的原理。

中国传统文化对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农业和工业技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不会重视科学了。这样的蠢人西方也有。早在19世纪，法拉第发明电的时候，英国政府的一名官员怀疑地问他:“电有什么用?”法拉第回答:“先生，有一天，你会向它征税。”在当时，研究电是不会带来收益的，但西方各国政府还是拿出大量的经费来支持毫无用处的科学研究。今天，科学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已经不用回答了。

三、思维方式

中国和西方，都寻求世界中的理，如果人世和自然有同一个理，那是再好不过的。如果有少许几个理能把万事万物统摄起来，那也是再好不过的。这是中国和西方都追求的简单性原则。

中国人之寻求理，举几个例子来说。首先看看乾隆皇帝在少年读书时写的一段文字。清朝对皇子的教育极为严格，要学习骑射、满文，同样重要的是学习汉语经典，儒家正统。皇帝的小儿子们个个都天不亮就到书房在老师的训导下读书学习。乾隆皇帝也是一样。这个人自称十全武功，写过四万多首诗，不过好的诗几乎没有。但作为一代皇帝，还是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功绩。他19岁时(1729年)就写过一篇《读书以明理为先》的文章。文章说:

夫天地之间，万事万物莫不有理。理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是故日月星辰之朔望躔度，阴阳寒暑四时之推迁往来，皆天地之气也，而有乾健于穆不已之理主宰乎其中。山川河岳，百谷草木之丽乎地以生者，亦莫不赖坤元载厚之理以为之根柢。人性之仁义礼智，赋乎天之正理也，因之而见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及变化为万有不齐之事。由是观之，天下事物孰有外于理哉。故圣人之教人讲学，亦曰明理而已矣。盖理者，道也。道之者，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传在圣贤，而赖学者讲习讨论之功以明之。六经之书，言理之至要也，学者用力乎明理之功以观六经，则思过半矣。

所谓明理者，明其所当然与其所以然。所当然者，父子当亲，君臣当义，夫妇当别，长幼当序，朋友当信之谓也。所以然者，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忠;夫之所以率，妇之所以从;长之所以爱，幼之所以恭;朋友之所以贵善辅仁之谓也。知所当然，然后信之笃，而不误于歧趋。知其所以然，然后喻之深而不能以自已。

夏不能不雨，冬不能不寒，于其常也。而民犹有怨咨者，非怨雨寒也。力耕桑而不得饱食暖衣，斯其艰也……治人者岂不可不思其艰乎?思其艰当图其易。而易不易图也，必也生众食寡，为疾用舒。⁽¹⁾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里面都有一个理，知道了这个(或这些)理，就知道了一切，就可以内圣外王。西方古代与中国古代一样，也寻求这样的理，也寻求对万事万物的统一的说明。早期的时候，有水、土、气、火等不同的说法，以为万事万物都是由(比如说)水演变生成。后来逐步抽象，如逻各斯、奴斯、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原子，等等。但是这些探讨都失败了。到18世纪，西方正处于启蒙运动的高峰时期，实验自然科学已经粗具规模。西方人认识到，不同的事物类别有不同的理，不同的理是具体的。精神世界、社会世界和自然界并不是同一个理。而1729年的乾隆，思想还停留在古代的水平，中国学者也都还停留在古代的水平。

正是从这种比较古老的观点看，日月运行、万物生长变化、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都是同一个理，这个理也就是道。西方后来也保留了这种对至理的追求，其最后表现是物理主义和新原子论。如果万事万物都由原子组成，如果人体也是由原子组成，如果思想和精神只是人体的一种属性，那么，所有的事物，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思想的，可以由物理学来说明。这就是当代心灵哲学中的还原论的物理主义。不过，有两点要强调，第一，它是建立在细致的、经过严格的实验检验的物理学定律上的。第二，物理主义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功能主义就是反对还原论的物理主义的。但多数人承认基本的物理限定:其他理论不一定能从物理学定理推导出来，但都不可违背物理学原则。

乾隆所代表的传统思维方式在概念上转圈，没有作进一步的学术努力。我们要问，这种理，这种道，是一个还是许多个?如果是一个，我们必须说明，这个理如何能够同时说明天体运行和君臣之义。乾隆的有些话很有意思的:夏天不能不下雨，冬天不能不冷。科学或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回答为什么这样。夏天为什么会下雨?这当然要找到夏天雨水多的原因和规律，但是说夏天之所以下雨，是因为它必须下雨，这等于没说。我们问，夏天为什么必须下雨，也许回答是，不下雨老天爷不高兴。而且，下雨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可惜，对自然现象的这种简单概括也太不准确。

西方的实验科学在16—17世纪兴起，对自然界中的事物做分类的细致的研究。它们不再囿于空洞的哲学或神学观念，而是具体地考察某一领域的某类事物的最基本的结构和结构关系，它们生长或变化的基本规律。西方人通过假说、实验、定量表达这一系列手段来研究自然和社会，从而去发现不同类别的事物的各不相同的具体的理或道。但中国没有采取这种手段，而主要是靠体悟。这种方法对于人生哲学也许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也在逐步地实验化)，但对于研究自然却不适当。一个典型的对比可以说是拉瓦锡使用天平研究燃烧现象和王阳明格竹子。

《大学》提出了一套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发展道路。当然，这只是对个别精英说的，多数人是做不了这样的功夫的。如果人人都治国平天下，谁来养活他们?这里面，诚心正意是态度问题，而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是法门，治国平天下是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个努力就是要格物致知。如何格物?1492年前后，王阳明痴迷于朱熹的思想方式。朱熹说:理在一棵树或一根草上面也有体现。于是王阳明和他的一个朋友决定用格物致知的方法来研究他父亲官衙里的一丛竹子。王阳明的朋友格了三天竹子后放弃了。王阳明认为他的朋友不够努力，于是他自己连续做了七天，最后精疲力竭，病倒了。

竹子在中国有特殊的文化意义，这是西方没有的。有些画家特别喜欢画竹子，一些文人往往以竹子自喻。竹子挺拔、修长、坚强、虚心。但也有反面形象，毛泽东曾引用过“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王阳明是怎么格竹子的?就是坐在竹子面前发呆。如果要知道竹子怎么生长，知道其中的生物学原理，那就要种竹子，对竹子的结构作生物化学研究。如果要知道竹子的用途，要做另外一些实验。如果要知道做人、做官的大道理，坐在竹子面前是没有用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王阳明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常说，到17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还领先于西方，只是以后才落后了。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古希腊人已经有了欧几里得几何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阿基米德静力学这些东西。古希腊人已经在提出科学假说并进行检验，他们已经知道地是圆的而不是天圆地方。他们观察到，在晴朗天气，帆船在外海向陆地航行时，陆地上的人最先看到的是帆，然后才是船体。他们猜测，月食是地球投在月亮上的影子。

西方文化史上，不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都经历了多次的范式转换。范式这个概念，是库恩在讨论科学知识问题时提出来的，后来被应用到许多领域，可以说被应用到所有的文化领域，包括经济学领域。在西方科学史上，牛顿物理学、哥白尼天文学、拉瓦锡氧化理论、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等，都是范式的转换。在西方学术界，学生既是教师的学术的继承者，也是批评者。所以不断有学术的创新。在哲学领域和思想领域，这样的创新尤其多。在政治领域，到乾隆时代，已经有了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洛克的《政府论》(1690)，不久之后有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朕即国家”、“君权神授”论遭到破产。

西方和中国一样有理论和实践，都是既有抽象理论，也有具体的理论，还有实践技术。区别在于，西方科学基本上是假说演绎逻辑。提出科学假说——按照演绎逻辑的规则推导出可以检验的结论或预测;设计实验进行检验。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中微子的假说检验。爱因斯坦提出质量和能量可以相互转化。放射性原子核发射出粒子，带走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来自何处?科学家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由原子核内的一小部分质量转化而来的。由于在发射粒子的过程中，一部分质量转化成了能量，所以放射使原子核失去一点点质量。原子发射出来的粒子带有多少能量，是可以测出来的。在研究核衰变发射β粒子所带的能量时，物理学家发现，它们所带的能量往往不够大，不足以解释原子核所损失的质量:在实验室里，有一部分能量不见了。这个问题是在1922年提出来的，它对能量守恒定律造成了威胁，玻尔甚至准备放弃能量守恒定律。但泡利相信能量守恒定律是对的。1931年，他得出一个假定:有一种未知的粒子在核衰变过程中随同β粒子一起发射出来。这种粒子很小很小，不带电荷，也没有质量，但当它以光速飞出原子核时，它是带有能量的。后来费米给这种粒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中微子”。中微子的假设能很好解释核衰变时能量的损失现象，也能很好地解释粒子的自旋。但是，这还不够，物理学家还希望找到更确切的证据。

质子在转化成中子的过程中产生一个中子，一个正电子和一个中微子。但这样的核反应只有在恒星上才大量存在。要使质子转化成中子，需要很高的温度才行。太阳是一种我们可以探测的理想的中微子源。太阳的中心温度高达1500万度，太阳中心的核反应产生出大量的中微子，它们几乎不与物质进行相互作用，因为它可毫无困难穿透一切物质。据说，它可以在固体铅内穿过100光年路程后，才有一半的机会被吸收。

用什么办法探测到从太阳发射出来的中微子呢?我们不能像拿盆子接雨水那样把它们接住。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利用氯37，它占氯原子总数的1/4。氯37的原子核有17个质子和20个中子。如果其中一个中子吸收一个中微子，它就变成一个质子并发射出一个电子。于是这个核就有18个质子和19个中子，而有18个质子和19个中子的原子核是氩37。这就是说，一个氯37的一个中子吸收一个中微子就变成了氩37。

如果采用一批含有氯而不含氩的物质，让它们接受来自太阳中微子的照射。如果中微子存在，那么不久之后，那些物质里就会生出氩来。氩与氯的化学性质不同，是不难检测出来的。但是，在地球的表面，来自太阳的粒子多得很，它们会变出很多新花样来。美国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容器，安装在南达科他州的一个深矿井内，容器装有38万公升的四氯。由于矿井很深，厚厚的土层挡住了来自太阳的其他粒子，只有中微子才能进入容器。容器要放好几个月，积累起来的氩37才能达到能探测到的数量。然后还要在容器中通过22小时的氦气，让它把氩带出，这样才便于测量氦气中微量的氩。1968年，中微子的存在终于得到证实。

这就是说，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有严密的逻辑联系。因此，如果理论一再与实验结果相矛盾，就可能被否定并代之以新假说或新理论，于是就有可能经常发生范式的转换。而中国的学术，也有一套基本原理，这就是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这套原理被用来说明天文、地理、天气、社会、历史，也被用来说明人的生理。它也是医学的基本理论。这就表明它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联系，而是一种体悟关系。所以西方讲可行性或可构造性，而中国讲感悟。中医即使受到相同的训练，水平高低仍然差别很大，而西医不同。西医的训练是学会一系列规定动作，第一步，第二步，直到最后一步。按照他们的训练方法做下来，一般人都能学会。而中医没有那么多技术规范，虽然训练很多，但还是靠自己的体验。这样，同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徒弟，会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人与人之间悟性相差很大。如果你骨折了，稍微严重一点，西医的医生就会把骨折的地方割开，按照解剖学上学到的骨头的原形把它接上，必要时还会加上钉子。中医可能做法完全不同。不是过于粉碎性的，医生摸一摸，捏一捏，就接好了。这是各有优缺点的。西医的骨科医生都会开刀接骨，病人基本都能康复。但治疗过程相对长一些。中医的高手和低手差别就大了。高手接骨很快就好，病人几乎没有痛苦，要是遇上低手，很有可能把人弄残了。西医严谨，医生却没有多少自我发挥的余地。中医像艺术一样，却容易给江湖骗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西医同西方的其他科学一样，是逻辑性的;而中医与中国的其他学术，如哲学、天文、伦理、艺术融合在一起，更有艺术性。

西方文化中的主流群体，很早就认识到不同类的事物有不同的理，不同的结构和规律。与西方文化的其他部分相配合，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工。不论在生产上、技术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是如此。当代美国哲学家H.普特南就讲语言分工。通过分工，每个人只专注于一类事物或一个细节，然后进行交流和交换，从而使整体群体很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