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问题研究中的“去人化”倾向

如前所述，创新问题研究和自然技术创新中普遍存在着“去人化”倾向。“去人化”就是没有或者否认活动中人的主体地位的一种社会倾向[1]。这种倾向是工业社会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一切向钱看”的产物，严重地腐蚀了人的心灵，导致了工业社会走入了“死胡同”。在我国是“一切向钱看”观念搅乱了国民的思想，造成不择手段地捞钱成为许多人的一种时尚，于是假冒伪劣毒产品、食品、药品等行为充斥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已经到了无法容忍和承受的程度。而且“去化人”倾向广泛地存在于各类（个）学科之中。

第一，自然科技领域的“去人化”倾向。

许多人认为：自然科技是研究自然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问题，而且唯自然“科学主义”者宣扬“自然科技独自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难题”。这完全是一种“胡说”。因为自然科技的研发与应用都是人的一种目的性行为，撇开人和人的科技活动哪里有自然科技成果及其应用。而且科技成果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或者操作原理和程序，都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客观存在，如图书馆、资料室的图书或资料都是以文字、纸张、电子、网络等物质载体而存在，它们“能够独自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人们只要买回图书或资料放在家里，让它“独自解决人类所遇到的难题”，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然科技是财神爷”！实际上这是一种现代迷信。

第二，经济学领域的“去人化”倾向。

人们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物质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的学问。“经济活动规律”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活动的结果，这是不容混淆的两个概念。因为“经济活动规律”是一些“抽象概念化的区域亦即被箱格化的学科区域”。正如E·莫兰指出的，“抽象的专业化，就是说把一个对象从它的背景和它的总体中提取出来，舍弃它与它的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交流，把它插入一个抽象概念化的区域亦即被箱格化的科学区域”。“比如经济学，是在数学上最先进的社会科学，但是又是从社会的和人类角度来说最落后的科学，因为它在抽象中除去了与经济活动密不可分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生态的条件。”“因此，它把人造机器的和决定论的逻辑应用于生物和人类的复杂事物中。它还可能蒙蔽人而导致消除所有不能量化和不能测量的东西，因此从人身上消除了人性，亦即情感、爱情、痛苦和幸福。”[2]

显然，经济学领域的“去人化”倾向，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将“研究对象从它的背景和它的总体中提取出来，舍弃它与它的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交流”。本来经济活动与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而“经济活动规律”是人的经济活动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应用是要有一定的环境要求，其规律本身的存在对环境没有严格的要求，而应用经济规律不能“舍弃它与它的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交流”；二是将人的经济活动混同于其他动物的活动。正因为是“人”的经济活动，它就与“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生态的条件”是密不可分的，而传统的经济学所指的环境仅仅是自然的、物质的条件。如今在引进人才或调动人的积极性上只关注于物质条件（尽管这是必要的和基本的），就是将人视为一般动物了；三是经济学研究追求量化或公式化的形式来表述，尽管这是科学研究工作先进性的一种体现。然而目前在经济学（包括低碳经济学）研究领域一味追求量化，没有数学公式的文章难以发表，没有数学模型的经济学硕士、博士生毕业论文很难通过。我们认为，量化只是一种要求，绝不是唯一的。因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活动中的许多重要影响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是难以量化的，如精神状态、人格魅力、信心和决心等精神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当一定的物质条件得到基本解决后，工作的成败或者成就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精神因素。1984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在当前政府为建立企业所做的努力中，应该把哪些条件列为首要的呢？可能不是资本、法律和规章，因为这二者都是死的东西，是完全无效的，使资本和法规运转起来的是精神。因此，就有效性来确定这三个因素的分量，则精神占十分之五，法规占十分之四，而资本只占十分之一。”显然，科技知识和物质设备、资本、法规等这些“死的东西”要“运转起来”，只能依靠生活于社会关系和谐中的人及其人文精神的充分发挥。至于只“研究物质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经济关系，割裂了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的现实状况。显然，传统的经济学即物质经济学是一种片面经济学，类似于动物式的“片面生产”一样。

第三，社会科技领域的“去人化”倾向。

许多人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现象”并合称为“人文社会科学”。还有学者提出“完全等同”论，认为“‘社会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完全等同于‘社会发展’”。这样，就混淆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科学的研究对象，为“社会实体”论无视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留下了空间。人与社会（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有密切联系，但决不能“完全等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与“关系的承担者”（人），犹如二物之间的距离（空间关系）与物不能等同一样。同时研究人（类）自身与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也不是一回事。某个人会成为“关系”的承担者，也是生存（活）于“关系”之中，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当“关系”一旦形成，“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语）。原苏联的系统学家A ·N·乌约莫夫在《系统方法和一般系统论》一书中指出：“性质是表明事物特性而不形成新事物者”，而“关系是它一旦在事物间确立了就形成新事物”。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指出：“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各种事实具有质的不同”，后者“存在于构成社会的个人意识之外”。所以，个人不能与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完全等同”。显然，“等同”论就为所谓的以“顾全大局”为名而不让广大民众共享发展成果或者不关注民生，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疾苦制造了“理论依据”。这是当前许多领导者只抓政绩工程，不关注和改善民生的症结之所在。大概正基于此，习近平才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

第四，低碳发展问题研究中的“去人化”倾向。

刚刚兴起的低碳经济问题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之一。然而，当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去人化”。如2003年，英国政府率先提出的“低碳经济”概念，强调了“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但是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即将“低碳经济”仅仅定义为“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自然）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物质）经济产出”。随后，许多学者只研究排碳量与其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或人均消费量）、人口规模（或人口数量，尤其是15～64岁人口占其总数的比例）、高碳技术使用量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一些数学模型或恒等式。然而，碳排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技术使用量都是外在于人（或人的活动）的客观存在而不是指人的低碳活动（低碳发展）。可能有人会说，研究碳排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就是研究低碳活动。其实不然。因为他们研究的“碳排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同“人的活动”的本质特征即“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化发展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其实，“碳排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只会出现在人的活动之中。而且，无论是节能减排还是防止污染、积极治理污染都是人的活动，其成效主要是取决于人们转变思想观念，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而这些根本因素是难以用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型反映出来的。早在1896年，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累尼乌斯就提出“化石燃料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导致全球变暖”假说。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近50年来的气候变化主要是人为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造成的。而且所谓的“低碳经济”仅仅局限于实体（物质）经济领域，我们主张用“低碳发展”（即低碳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取代“低碳经济”概念。[3]

因此，“去人化”倾向是工业社会以物为本的片面发展观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已经由工业（高碳）社会进入低碳社会的今天，我们要自觉地落实“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1]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188页。

[2]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9－30页。

[3] 详见周晓春、田幸、陈文化：《低碳发展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