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适应性为杠杆对个人和谐比例的微观调控

上面提出了个人和谐的途径在于创造与稳定的比例达到黄金分割。问题好像解决了，其实不然，仔细分析起来，个人在实践过程中很难把握。因为创造和稳定是两个相反的方面，增大创造力必然降低稳定性。第五章提出，可以用适应性作为杠杆，调节稳定和创造，使其达到和谐比例。因为适应性是一个从适应到不适应的范围，越是偏向于适应，越有利于稳定，而越偏向于不适应，越有利于创造。

可是个人如何把握呢？人不是机器，不可能预先设定0.618的黄金分割比后，就能够自动找到适应性的黄金分割点，然后按此运行就达到和谐了，这不可能。因为人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包含着多个方面，从而形成多种复杂关系。为了理清这些关系，借用艺术家丰子恺（1942）的观点，将人的生活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指衣食，精神生活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我们可根据人对这三种生活的适应性方式划分成两种调节策略。一是单一适应性调节策略，二是多样适应性调节策略。

1、单一适应性调节策略

单一适应性是指在生活中适应性比较单一，即一件事做完再做另一件事，没有过多交叉，也就是物质生活时专心物质生活，等到不适应了又专注精神生活，再不适应就遁入空门，脱掉一切世俗生活，专心宗教，过灵魂生活。但是人的欲望永无止境，单一适应性很难把握和谐的比例。尤其是一些想象力和审美感极高的人，适应性本身就很低，一旦对自己所专注的事情不在再适应，很容易失去和谐，要么遁入空门，要么走上不归路。

李叔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极富创造力，又名满天下的艺术家和佛教律学大师，在其人生和艺术顶峰时期，遁入空门，无人能够理解，其行为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难解之谜之一（另外两个，一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二是周作人附逆）（陈戎，2008）。可是，即使灵魂生活也没有让他感到满足，“悲欣交集”就是李叔同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四个字，这大概可以理解为他对自己整个生命的感叹和深刻总结，其表达出来的信息中充满了浓浓的遗憾和不如意。

纵观李叔同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不适应成为理解他一切行为的一把钥匙。对于李叔同出家，他的学生、艺术家丰子恺（1942）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容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到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方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可见正是这种不满足、不适应，使得李叔同先舍弃了物质生活，又舍弃了精神生活，最后进入灵魂生活。但是他满足了佛教的灵魂生活吗？也许没有，由于他的不适应性，可以说连灵魂生活也不满足。从他生命最后时刻所发出的感叹，“悲欣交集”四个字来看，他并不满意，而且还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所以一个人要是永远不适应，不管他是在一层楼、二层楼，还是在三层楼，都不会满足，也就很难达到最终的和谐。相反，如果适应性很强，在一层就感到很满意、很满足，他就不会到二层，虽然也能达到和谐，但毕竟是低层次的和谐。由此不难看出，适应性就成为达到和谐的关键。生活中采用单一适应性调节策略的人，如果他的人生欲望很强，审美感和想象力都很高，就不容易达到最终的和谐。

2、多样适应性调节策略

多样适应性调节是指在生活中多种事情同时做，有些方面适应得多一些，有些方面适应性少些，这样一来，适应性强的方面，安于现状，获得稳定，而适应性差的方面，则追求自己的创造，求得自我实现。这实际上就是选择和放弃的智慧，为了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就必须放弃更多的东西，适应更多的东西，只有适应生活中的大部分，才能稳定下来，有充足精力完成自己选择的目标。否则什么都不适应，永远稳定不下来，就不可能有大的创造。相反，什么都适应，适应性极强，倒是容易稳定，可又不会有创造，自然无法达到和谐。

下面以王阳明、苏东坡、庄子和冰心四位历史人物为例，来看多样适应性调节是如何在个人和谐中发挥调节作用的。

（1）王阳明

明代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在他57岁辞世之前的弥留之际，当随从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只说了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与李叔同的遗言“悲欣交集”形成鲜明对照。透过这八个字，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颗光明、伟大的心灵，更敬佩他那将创造与稳定配合适当的和谐人生。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采取的正是多样适应性调节策略。

王阳明最大的不适应体现在思想上，他从小就有成圣成贤的思想。而当时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是朱熹，他提出“格物致知”，要想成圣成贤就必须求天下万物之理，理求多了自然就会达到最高境界。然而，王阳明对此很不适应，他感到圣贤并非是指知识的多少，而是道德境界的高低。可道德境界怎么能从外界的各种物上去求呢？他觉得朱熹的方法不对，从16岁“格竹子”算起，经过整整20多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新路，随后的20年时间，又不断完善并构建了自己的心学体系。这一理论对中国后世，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不适应的结果，导致了重大创造。

与不适应相对的是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大量适应。王阳明从小练武，到年近50岁时还能拉弓放箭，且能箭不虚发，三箭皆中靶心，这让想看他洋相的宦官大为惊讶。年轻时还经常玩“聚果核列阵”以排兵布阵的游戏，这为他后来带兵打仗打下了良好基础。

他对道家思想有深入研究，其投入的程度比废寝忘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新婚之夜居然还在外面散步，见一道观，便进去向里面的道士请教，由于话很投机，竟然在道观待了一宿，这可把家里人急坏了，正在大家到处寻找他时，第二天王阳明自个儿回来了，众人问明缘由，真是哭笑不得。

王阳明对佛教，尤其是禅学有精深造诣，他听说虎跑寺有一个僧人名气很大，闭关三年，不语不视，觉得不可思议，便登门拜访。见了和尚，果然如泥塑一般，岿然不动。王阳明想测试一下他，大喝道：“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和尚大惊，便睁开眼同他交谈起来。阳明问他家里情况，和尚说老母还在。阳明又问：“思念母亲吗？”和尚叹到“无法不想啊！”阳明随即给他讲了一番爱亲本性的道理，和尚听得眼泪汪汪，哭谢过阳明后，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对道家和佛家的深入研究，并未导致王阳明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大多数方面的适应。在他那个时代，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和随后的做官，是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也是一个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由之路，他虽然不喜欢考试，但要适应那个社会就不得不考。经多次落榜，终于在28岁考中进士。他在仕途的每个位子上都认认真真，尤其是在平乱和剿匪中，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立下大功，但却反遭诬陷。然而，无论是朝廷嘉奖，还是小人诬陷，他都淡然处置，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

可见王阳明一生中既有适应，也有不适应。不适应的方面给他带来麻烦和灾难，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创造，在思想上达到了一个高峰；适应的方面让他生活和事业能够安顿下来，成就了他多彩和谐的人生。

（2）苏东坡

苏东坡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他在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达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游国恩等，1985，第51页）。但从大的人生格局看，苏东坡可谓悲剧命运。他却将这一悲剧演绎得波澜壮阔、斑斓多彩，达到了一种人生高层次和谐，令人仰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和谐人生的获得，来自于他所采取的多样适应性调节策略。

在政治上，苏东坡既反对王安石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又不满司马光为首的因循守旧派，这就是他的不适应，真可谓“一肚皮不合时宜”，在新旧两党夹缝中受尽了挤压和迫害，故而他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他知道自己的麻烦来源于说话和诗词文章，但是照样不改，就是不适应，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自嘲这是“不可救药”。这种不适应同样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他不满足前人仅把词当成表现卿卿我我的言情小调，而是给词注入了高尚的精神和气度不凡的魂魄，让人感到从未有过的博大和荡气回肠，开创了豪放派词先河，达到了宋词的高峰。这些是他不适应带来的创造。

可他在不适应的同时，又有很多适应。借用丰子恺理解李叔同时采用的人生三层楼比喻，我们来看，苏东坡的和谐人生是如何做到的。与李叔同最大的不同，苏东坡同时住在三层楼上，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交替进行，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

在长期的地方官任上，他很适应，他本着仁政爱民的标准，每到一处，都切实地为百姓做一些好事，政绩是很突出的（陈迩冬等，1983）。直到今天，要是有机会去杭州西湖游览，导游定会向你将“苏堤”的历史娓娓道来，你会由衷钦佩，苏东坡原来不仅诗、词写得好，政绩也不错嘛！

在物质生活上，苏东坡也非常适应，他从小就热爱生活，兴趣广泛，观察小鸟等小动物是他的一大爱好，十岁时就用诗句生动地描写了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他一生不仅喜欢美食，而且也乐意自己做菜。根据记载，苏东坡在黄州时认为这里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于是，他告诉人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不知道现在餐馆里“东坡肘子”的制作方法是否与此有关。他做鱼的方法，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净，擦上点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白葱，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罗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乘热端到桌上吃。被流放海南岛期间，他自己动手制作墨，结果用火不当，差点把房子烧了。他还自己采草药，为人治病，在他的医学笔记中，就提到用荨麻治风湿的方法，荨麻含有荨麻素和黄酮素，像毒藤一样，皮肤碰到就肿痛。他说把荨麻敷在风湿初起的关节上，浑身其他关节的疼痛都可以停止。

最能体现苏东坡适应性强的是因“乌台案”而坐牢的经历。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仍了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一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躺下也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的走了。”

“事情是这样，我刚受弹劾时，有几个人想尽办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的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立即回奏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

大难不死的苏东坡被发配黄州，当团练副使，其实就是被流放和软禁，他仍然是该吃则吃，该喝则喝，该睡则睡，不为烦心事所困扰，显示出极强的适应性。一天夜里与朋友喝酒，很晚才回家，书童已睡熟，鼾声如雷，怎么也叫不醒，苏东坡干脆跑到江边溜达。夜晚的天空极美，他一时兴起，作了一首词《临江仙》，感叹到：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谣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写了这首告别词，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他大惊，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县境。他立刻到苏东坡家查看，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大作，仍在酣睡。这事也传到了京都，甚至皇帝也知道了。

在精神生活上，苏东坡同样显示出极强的适应性。他有一次对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这是他的简单。由于这种简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掩，更不会见风使舵，因此得罪过一些人，从而给自己招致麻烦。而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又体现了巨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他并不把精神生活与灵魂生活分开，而是将儒、释、道三家思想糅合起来。他推崇孔孟，有志于“尊主泽民”、“致君尧舜”，怀有经世治国的抱负，所以他一生为官，并有不俗的政绩。可他又非常欣赏道家的出世思想，他甚至将辞官归田的陶渊明当成自己的前世，他自幼喜读《庄子》，热衷于道教的养生之术，至老不衰，直到他人生末日，一直想求得“道士丹”，不过他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并未入迷。在中年经历了牢狱之苦、死里逃生后，苏东坡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灵的真正安宁。用丰子恺的话说，就是灵魂生活。他接纳了佛教，自称“居士”，也确实精通禅学，喜与僧人来往。然而他并没有从此就舍弃其他，遁入空门，专心过一种宗教式的灵魂生活。对此，林语堂（2000，地163页）在《苏东坡传》中，有一段比较恰当的分析：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可见，是思想上的包容与适应，让苏东坡在各种思想之间达到了和谐。从而使他在政治上对国对民，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生活上对自己的险恶处境，以老庄思想为主导；在深度思考人生意义时，则接受佛家思想观念。这些思想在苏东坡身上和谐地统一起来，使他始终没有忘记国家和百姓，也使他在困境中没有消沉，铸就了中华文学史上又一高峰，成为人生高层次和谐的典范。

（3）庄子

庄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一生贫困，曾一度靠编织草鞋为生，还当过漆树林的护林员，住的是破屋子，经常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去见魏王时穿的就是一身破衣烂衫，鞋子都是脱帮的，不得不用带子绑了。一次家中断粮，庄子去向监河侯借，却被取笑说等秋后打下了粮食再借给他。面对这些物质生活上的贫困，以及精神上的刺激，庄子坦然接受，其最高境界表现在当他妻子死后，其好友惠子前去吊唁，不但没见他哭，反而见他“箕踞敲盆而歌”。这是他把人的生死看成如同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一样正常，对这种自然变化十分适应。活着的人之所以对死去的人感到悲痛，其根源是期望人不死，这就违反了自然法则。他倡导“天人合一”，就是要增加人对万事万物的理解，便可以减少由感情造成的痛苦，这是对自然的高度适应。

正是这种对生活现状的适应，才使庄子有充足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对贫困适应截然不同，在学术上，在对自己目标的追求上，庄子表现得极不适应。他不满足于前人的思想、理论，不适应前人对事物的观察和描述，而是用毕生精力写出了有独到见解和创造的《庄子》一书，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语言、文学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说的话，你创造的语言能够成为成语，那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薄薄一本《庄子》为中文提供了200多条成语，被中华书局《古今成语辞典》收录的就达170条之多（亦歌，2005）！《庄子》一书共32篇文章，仅鲁迅就曾经引用过31篇。

庄子很好地运用适应性这一杠杆，把适应与不适应和谐搭配起来，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另一份智慧！

（4）冰心

冰心，人民给她的评价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就是说，冰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她把一生都献给了孩子、祖国和人民，献给全社会和全人类。她是与二十世纪同龄的人（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一生都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早年参加“五四”运动，晚年又受“文革”冲击。她能经受住各种磨难，在文学和社会活动上取得如此成就，与她的多样适应性调节策略不无关系。

在文学上她追求创造，永不满足，一直跟上时代的脚步，坚持写作了七十五年。她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她的写作历程，显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时期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轨迹。她开创了多种“冰心体”文学样式，进行了文学现代化扎扎实实的实践。她是我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她的译作如黎巴嫩凯罗·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印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及戏剧集多种，都是公认的文学翻译精品，1995年曾因此获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签署授予国家级雪松勋章。她的文学影响超越国界，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得到海内外读者的赞赏（http://baike.baidu.com/view/1718.htm）。

在生活上，她却显示出极强的适应性。冰心的女儿吴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抗战期间她们一家住在重庆郊外歌乐山上的情景：

我记得抗日战争期间，我家住在四川省歌乐山时，妈妈常穿的是阴丹士林的蓝布大褂。那时，我十岁左右的哥哥正是淘气的时候。他弹弓打得极准，当时歌乐山住宅门上新钉的搪瓷白底蓝字的门牌号，就是他弹射的目标；因此有许多人来我家告状，找上门来的陌生人，常把去开门的妈妈当成我们家的保姆。

我们家里虽然总有帮忙的女工，妈妈也还是天天忙着干家务。她最喜欢做的就是收拾房间，或把茶具餐具等洗得干干净净；插花也是她的爱好之一，在歌乐山时，她经常采些野花，插在各种别致的花瓶里。

冰心除了操持家务，管教孩子，还得侍候病人。1942年春，丈夫吴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冰心陪他去山下高滩岩的中央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病人康复了，而冰心却差点累得吐血（顾坤琰，2008）。

可见，冰心首先适应作为女人、妻子、母亲的角色，安稳好了一个家庭，才将自己其他精力投入到心爱的文学创作。有了这样创造与稳定的恰当搭配，她才能收获和谐人生。又是因为有和谐人生，她才能经受得住“文革”冲击，家被抄了，进了“牛棚”，在烈日之下，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年届70的老人，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可文革以后，冰心却又迎来了奇迹般的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病痛不能令她放下手中的笔。她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当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之独特，都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发表的《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都是用正直、坦诚、热切的拳拳之心，说出真实的话语，显示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这就是和谐的力量与奇迹在一个女性身上的充分体现。

所以，稳定占0.618的黄金分割，首先是要适应生活中的大部分，让生命安定下来，才可能留下更多精力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才有利于创造，更有利于和谐。同时，和谐的生活，也才能够更好地抵御各种难以预料的磨难与痛苦。相比较而言，采用多样适应性调节策略要比单一适应性调节策略更容易把握，更容易达到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