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改革中的另一类现象已经和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些相互依赖程度高，以往长期保持供货关系的企业，由牌价转市价后，交易关系变得紧张以至破裂。作为对这种问题的防御性反应，不少相互依赖程度高的企业之间开始谋求建立稳定性强、有长期意义的交易关系。例如，加工企业与原材料供应企业联合投资建设原材料生产基地，企业之间通过有保障的长期供货合同建立长期协作关系，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按照交易技术结构性质建立松紧程度不等的联合关系，并组成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等[1]。
这种现象用交易技术结构与体制组织相容原理是不难解释的。按照这一原理，为了防止处于有利地位的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交易适合于采用三方、两方纵向中间性体制，资产专用性很强、且重复发生的交易适合于采用企业体制[2]。不过，这里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当对资产专用性强的交易活动的计划控制解除以后，如何转向适宜的体制形式？显然，这里所面临的是与资产专用性较弱或者等于零的交易体制转换很不相同的问题。
我们需要对资产专用性强的交易活动采取计划体制给出恰当的评价。可以肯定，计划体制对这类交易活动起到了稳定作用，能够有效防止处于有利地位的一方“要挟”另一方。但对计划体制的这个“优点”不能过高估计。计划体制下的短缺所导致的交易活动不稳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等待、排队、强制替代等，是有关经济文献经常提及的。计划体制下的条块分割也经常人为阻隔合理的经济联系，人们曾经指出的诸如两个具有确定的技术联系的工厂，由于分属不同系统而舍近求远建立供求关系之类的事实，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因此，相对于资产专用性强的交易来说，传统计划体制仍然是不均衡的，由更有效率的体制取而代之是必要的。
然而，价格改革的理论中多少忽视了资产专用性强的交易体制转换的特殊性。这一理论缺陷体现于对改革“市场取向”的某种误解上。许多论者谈到价格改革时只是简单地强调由计划价向市场价的转轨，似乎并未考虑到由于交易技术结构的差别而对新体制的不同要求。理论上的这种缺陷在实践中的反映就是试图对资产专用性强的交易也直接采取市场体制，于是发生了交易关系紧张乃至破裂的问题。
实践中的另一种倾向是主要来自企业的培育和发展纵向中间性体制组织的努力。它们往往是在“吃”了交易关系紧张的“亏”以后才作出这种努力的。这些情况所提出的问题是：在资产专用性强的交易场合，是否存在着更有效的体制转换方式？
这种交易场合体制转换的首要含义是，企业应当获得自主从事这类交易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产权条件。在此前提下，由指令性计划调拨转为国家合同订货，再由国家合同订货转为企业之间直接签订的长期供货合同或其他更有效的组织协调形式，可能是一种风险较小的过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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