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文·布林特 (37)著 张莹 杜薛唯 (38)译
主流的社会学分析和公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正走向知识经济。这一概念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包括“知识产业”、“信息经济”、“后工业社会”，甚至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从大意上看，这些名称涉及的论题都差不多。在新经济中，知识削弱了资本和劳动力的重要性，一跃成为生产中的关键因素。根据后工业社会先驱理论家Daniel Bell所说，“如果说资本和劳动力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性特征，那么就后工业社会而言，则是知识和信息”(Bell，1973:xiii)。这个“知识部门”有别于旧的钢铁生产制造部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包含科学工业和专业服务行业。新经济依赖于“知识工作者”，即专业人员和具有专业背景的管理者。因此，大学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它不仅培养“知识工作者”，更与新经济的动力产业密不可分。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Fritz Machlup(1962)首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知识产业在高度发展的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测算得出，早在1958年，在美国调整后的GNP中，“知识产业”占到了29％之多。1963年，Clark Kerr在哈佛大学的Godkin讲座中率先普及了Machlup的观点。Kerr特别使用了工业隐喻来描述研究型大学、超人类学家和激进学生的重要性。后来的几年里，包括Peter F.Drucker(1969)、Alvin Toffler(1970)以及Robert Reich(1991)等许多畅销作家在内的关于经济和社会倾向的作品中，都出现了知识经济的概念。由于知识经济明确了国家关心教育这一重要特征，因此它成为许多政客的著作和演讲中的主要内容，包括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宫发言人Newt Gingrich(Gingrich，1995)和美国总统Bill Clinton(Clinton，1997)。
随着诸多宣传者的推波助澜，“知识产业”和“后现代社会”的理念已经彻底渗入了公众话语，这点不足为奇。如Novell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最近观察到的，他所雇佣的群体都是知识工作者，而知识工作者这样一个阶层有着特殊的外表和品位。Schmidt认为，他们喜欢在流行户外活动的美国西部同其他知识工作者相邻而居(National Public Radio，1997)。1997年，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首位“知识学教授”，这使哲学系颇为懊恼。依照当时的惯例，他的方向必须同对知识产品创新保持关注的组织进程有关(Nonaka，1995)。
但是知识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理念远没有渗透到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大部分社会科学家继续谈论着工业社会或发达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有些还甚至对“知识经济”的说法做出了直接批评(Ginzberg，1976; Collins，1979;Applebaum and Albin，1990)。社会科学家们的谨慎出于许多理由。首先，存在着关于此概念的不同说法。尤其是关于知识经济发展的特征的说法大相径庭。在社会学家们看来，许多理论家似乎更多地将“知识工作者”这个术语当作状态术语，而非分析术语。几乎没有理论家对作为经济资源的知识的测定做出严密的表述。最近甚至有反对知识经济这个概念的倾向。一些所谓的“知识产业”(如教育和政府)的动力在此概念出现后的几年里渐渐趋缓(Rubin and Huber，1986)，许多社会科学家最近对服务业的不确定劳动力和二元经济更感兴趣(Applebaum and Albin，1990;Christopherson，1990)。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重建知识经济的概念，洞悉其内涵，摒弃一些社会和政治偏见、理想主义的夸张之词、自相矛盾的概念化和分析上的缺陷等，正是这些导致了社会科学家们对此概念的质疑。
文章的第一部分将回顾知识经济的历史，着眼于位于该概念中心和边缘的四类主要思想。第二部分尝试重建知识经济的概念。我认为有必要在以下理论涉及的三个知识概念中做出基本选择:①认为知识可以是任何试图在他人头脑中留下印象的东西;②认为知识只在直接涉及产品创新时才具有重要意义;③认为知识是大学里产生和传播的思想之可实证体系。我认为第三点最实用地概括出了知识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应该将知识部门概念化为“科学专业知识”(SPK，scientific-professional knowledge)经济。尽管此概念遭遇了一些重大异议，但是我将说明，这种概念化能减少早期理论中无关成分和政治偏好的影响。在这些异议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教育劳动力需求中，同这些工作者带给市场的知识相比，教育证书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有必要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和与此不可分割的知识看作生产的动力，而将普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看作知识生产的共同作用力和各种组织的受雇者。
我将证明，尽管SPK经济在大经济中占了相当可观的部分，但远远谈不上占有主导地位。我会对大部分早期理论中的一些趋势做出批评，它们将知识经济的规模和影响不是看成线性增长，就是看成“S曲线”增长。我认为关于知识经济的有意义的概念必须具备更现实的分部门动态意义，而不是像之前大部分关于SPK经济的理想主义研究那样，只是简单地关注线性增长的影响。我认为要对经济中这一增长的部分做出充分的社会科学领会，对知识经济中特殊工业增长的结构性影响(包括不同SPK工业中提高生产率的潜能、同服务需求相关的人口改变，以及大学、政府和公司之间合法的环境影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最后，我对SPK经济中的五大分部门进行了区分，指出专业人员受雇的分部门不同，使他们在工作中所面对的条件和机会大不相同。文章的结论部分，我将用重建的知识经济概念来论述为何同专业主导息息相关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大体上依然没有实现。
一、比较“知识经济”的不同看法
关于“知识经济”的观点有三大分支。尽管主要的几种看法互有交叉，但是要想重建“知识经济”的概念，必须从“知识在经济生产中的影响力”的不同思考方式中做出一个基本选择。第一种看法源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Fritz Machlup的著作(Machlup，1962)。Machlup的著作基于信息中心产业这样一个概念，该产业的目的是在他人头脑中留下印象，不管是什么印象。这个关于“知识”的定义显然是非常宽泛的。第二种看法源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J.K.Galbraith的著作，关注大型企业中的控制组织和应变管理(Galbraith，1967)。20世纪80年代，管理咨询家Peter Drucker和他的团队彻底修正了这一传统，转而关注智力是如何应用于成熟企业的不断革新和持续增长的。该修正就作为生产因素的知识而言，促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唯一称得上“知识”的，只能是与产品发展直接相关的“知识”(Drucker，1993)。第三种看法源自更古老的弗朗西斯·培根和圣西蒙的乌托邦主义作品，分析那些特别利用科学和专业知识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者的产业。此传统的核心理念是，大学中传播的知识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一派的理论家们认为不应特别关注知识的形式，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关注知识的形式。事实上，还存在着三个不同的侧重点。第一个也与Galbraith(1967)有关，重在关注成熟企业中行使控制和管理应变的那些受过高级培训的管理者、工程师和规划者的“技术结构”。第二个与哈佛大学社会学家Daniel Bell有关，重在关注高科技产业和非盈利性服务(特别是卫生、教育和政府)。第三个与纽约大学经济学家Thomas M.S tanback(1979)和他的合作者们有关，重在关注“生产者服务”，即金融、会计、广告、管理咨询以及其他商业服务。
1.Machlup学派:作为信息的知识
Machlup将知识定义为“任何有效地在自己或是他人头脑中创造、改变或坚定某种有意义的理解、认识、判断或意识的人类(或涉及人类的)活动”(Machlup，1962:30)。在此定义中，知识未必重要(甚至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在某人的头脑中留下印象就可以了。因此，对于Machlup来说，存在着多种知识，智力知识只是其中的一种。除了与大学通识教育相关的“智力知识”外，还有与职业、商业、工艺和生产工作、政治及家务相关的“实践知识”;供闲聊和消遣用的知识(比如从流行媒介中获得的信息);精神知识;甚至“不想要的知识”(指意外获得的、兴趣之外的知识)(Machlup，1962:21－2)。这个综合性的定义同“美国主要部门知识生产和分配”调查的结果非常接近，该调查将知识分为:①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在职培训、教会教育、军队教育和正式教育机构的教育);②研究与开发;③传媒;④信息机器;⑤专业服务(39)。
Machlup并没有对此知识定义从一而终。他承认在写作关于“知识产业中的专业服务产业”的章节时带着“些许辩解性的语气”，并且一些服务产业的适用性“值得商榷”(Machlup，1962:323)。他认为，以“建议”形式存在的信息配备在专业公司的“全部行为”中占了“很大一部分”(Machlup，1962:323)，但这是缺乏严谨的经验证据的。因此，在他的框架中，工程和建筑公司被单独当作咨询性的(因此也是以信息为基础的)，但显然有些公司实质上是从事真正的房屋建造(40)。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政府也被纳入“知识经济”的范畴，因为“规则和秩序的制定和传播，对于那些受其指挥的人而言，相当于头脑中的知识生产”(Machlup，1962: 325)。因此，Machlup把原可以连贯一致的定义不连贯地应用到了现代经济中特殊的专业知识生产的作用中。从这个方面来看，Machlup无法完全判定信息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无法反对专业知识的重要性(41)。
Porat和Rubin的八卷书籍《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Porat，1977;Rubin，1977)继承了Machlup提出的关于知识的基本概念，但是将它重新贴上了“信息”的标签。Porat还挑战了一些Machlup的测算法则(42)。1981年出版的OECD研究根据Porat的法则测算发现，整个产业化世界的“信息经济”增长惊人。OECD估算第一信息部门的规模在澳大利亚GNP中占到了14.8％，在美国和法国GNP中占到了24.8％(OECD，1981)。
作为回应，Machlup雄心勃勃地计划了八卷修订过的书籍，在1983年去世前完成了前三卷。1986年，Machlup的两个助手M ichealR.Rubin和Mary Taylor Huber出版了一卷概要，内容包括通过运用1972年以来的数据对Porat和Machlup的方法进行的比较，以及运用Machlup在1980年间的惯例所作的时间列表(Rubin and Huber，1986)。至此，经济学家们对Machlup“知识经济”的研究热情渐渐衰退。在那些年间，高等教育增长缓慢，许多人意识到“知识经济”可能并不像Machlup等人想象的那样会成为经济的火箭加速器。Rubin和Huber(1986)承认，相比于GNP的其他部分，“知识经济”在1958年到1980年间的“增长率并不太高”。事实上，根据他们的测算，Machlup认为的“知识产业”自1972年以来就一直在调整后的GNP中保持34％的水平(Rubin and Huber，1986:19)。
尽管如此，一些经济学家仍然使用Machlup的方法来研究知识经济。Applebaum和Albin在他们的著作中(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处(OTA)，1987; Applebaum和Albin，1990)使用了“信息和知识密集”标准对公司和产业进行了分类。该分类法虽然只是部分基于Machlup的分类标准，但它还是描绘了一幅同Machlup的知识产业非常相似的“信息知识部门”的景象。
2.Galbraith，Drucker和Nonaka:成熟企业中的合理化控制和应变管理
这一思想强调知识在成熟资本企业中就合理化控制和应变管理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这种观点并非简单地基于技术知识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因为该类应用或多或少与工业革命的意义相同。钢铁生产作为最早的大工业之一，是先进的冶金和机械工程知识的产物。相同地，制药业生产的药丸也是生物化学有效地运用胶囊封装知识后的产物。因此，沿着这些方向进行的发展很难彻底突破历史，也很难作为重要的新经济部门兴起的依据。
因此，Galbraith(1967)着重研究成熟企业的营销和策划活动是如何使企业变得比以往更“以知识为中心”的。由于企业需要控制不确定因素、发展用于持续增长的生产力，工程师、管理者和其他受过教育的工作者(“技术结构”)代替了作为企业生命核心身份的企业家和其他相关人员。这种发展强化了专业协会和研究型大学(“科学和教育机构”)的重要性。Galbraith理论的一个难点在于，此意义下的“知识型”企业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公司将经济和工程原理融入组织管理、市场营销和策划，这是一项技术性的发展，或多或少同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管理革命”有雷同之处，表明Fredrick Taylor为提高生产力所做的分工设计已经延伸到了公司的其他功能中(Chandler，1977)。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Galbraith思想发生了根本改变，管理学理论家们开始讨论处于“技术前沿”的公司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因为它们开发了用于自觉革新的工具。根据Peter Drucker的观点，“知识被应用于知识本身”(Drucker，1993: 20)。他的追随者，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描述了“知识创造组织”这一过程是如何在日本实现的。在日本，项目团队就“消费者至上”的方针达成了默契。比如，本田的指导方针就是“人的空间最大化，机器的空间最小化”(man-maximum，machine-minimum)，引领了“高个男孩”(tall-boy)轿车的开发，该设计在汽车工业中已经变成一种标准(Nonaka，1995)。许多公司开始对现有技术的新应用进行系统性的思考。据说一些最为“以知识为中心”的公司已经对此做出了更全面、更有组织性的尝试(例如，Gates，1995)。
3.Bell:非盈利性服务与高科技产业
在各种关于知识经济概念的见解中，Bell(1973)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社会学家们最为熟知的。当然，这个术语传播广泛，以至于经常背离Bell的初衷。Bell的著作意在描述一种社会发展中可能的长期轨迹。因此，与其说它是对实际发展状况的一种描述，不如说它是一种推测;与其说它是经济理论，不如说它是社会理论。Bell设想了一系列未来的可能性，包括以下内容:工作可能从“人与自然的斗争”转变为“人与人的游戏”。科学可能成为社会中相对自治的力量，甚至可以“抑制”企业追逐利益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科学和技术专业人员所形成的新阶级可能会成为文化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妇女可能会因为她们越来越多地受雇于服务部门高层而成为社会中更重要的部分。
Bell对后工业社会的再现显示了他早期声援社会主义的印记。由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因此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发展出种种新的可能性。对于后工业社会来说，有两种经济变化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种与日益增长的非盈利性服务有关。Bell认为，由于社会的发展，它们从依赖农业和矿业(第一产业部门)转向依赖制造业(第二产业部门)，并最终转为依赖服务业。进一步而言，服务业的增长模式是追随人口和财富轨迹的。产业中心从与产品和物流相关的服务(如运输和维修)转向个人服务(如饭店、宾馆、旅游和娱乐)，最后变成提供“美好生活”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尤其是卫生、高等教育、消遣和政府。Bell所强调的第二点是以理论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他认为，应该将科学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重要的改造力量，它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为生活带来了全新的产业。“各种新产业……聚合物与塑料，电子学与光学，化学与人工合成材料，航天与通讯等，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Bell，1973;197－8)。然而，由于很多产业一开始就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Bell强调了一个新元素:将理论知识的中心作为革新之源(Bell，1973:xix，14，20ff)。“与19世纪出现的产业不同，大多数新兴科学产业(计算机、电子学、光学、聚合物等)主要依靠理论工作，而不是生产”(Bell，1973:185)。随着理论知识重要性的提高，新兴智力技术既用于解决组织问题，又用于解决机械问题。
4.Stanback，Noyelle和Sassen:生产者服务
虽然Stanback的著作主要分析服务型经济而非知识部门，但是他仍在知识经济发展的理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双重角色。他是1970年代知识经济方面颇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同时也对1980年代的知识经济复兴作出了间接贡献。作为批评家，Stanback说明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服务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并且以数据表明在消费者支出中以服务代替产品的倾向并不明显。相反地，他认为商品和服务在许多方面具有互补性。比如，购买一艘小艇可能就与购买维修服务和航行课程相关。他也首先观察到，纳税人的阻力和人口变化阻碍了知识经济中政府和高等教育这两大关键产业的增长。
作为知识经济概念复兴的贡献者，Stanback认为“生产者服务”是服务部门和大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Stanback，1979;Stanback et al.，1981)。他用“生产者服务”这个说法指那些在解决公司需求方面有用的服务，包括融资、招引人才、处理法律问题或是引进新技术等。这些需求通常是最终产出的“中间产品”，但也有可能成为企业的最终产出。公司的规模和增长都助长了对生产者服务的需要，这与Galbraith的理论不谋而合。
比起小型企业，大型企业需要以一种更专业的方式来实现某些功能。这些功能包括管理、沟通和控制、员工筛选、选择和评估、员工培训，合同谈判与市场营销等。当企业在处理应变时(包括企业内外的产品开发、调研、战略部署、招商引资等)，服务功能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规模越大，对这些功能的要求就更专业(Stanback etal.，1981:55)。
随着市场更大、更细分化以及为这些市场服务的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使得生产者服务得以快速增长。“高度细分化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产品和服务，为小而专业的商店和服务企业创造了新的空间……这些生产者服务企业使得各种诸如会计、法律和养老金、采购等功能得以实现‘外包’”(Stanback et al.，1981:63)(43)。
这个学派中的其他作者，特别是Thierry Noyelle(Thierry Noyelle and Dutka，1988;Noyelle，1990)和Saskia Sassen(Sassen，1991，1994)同样具有城市经济的研究背景。Noyelle和Sassen将Stanback的分析延伸到了全球范围，认为在1980和1990年代的城市和全球经济中，Bell所说的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不如金融和商业服务。作者们将商业服务纳入生产者服务范畴中，如公司法律、广告、会计和管理咨询;同时还有各种辅助服务，比如设计、保洁、安保和仓储等(Sassen，1994:55)。于是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规模和市场需求大大地促进了此类服务的强度(Sassen，1994:55)。尽管Stanback反对“后工业社会”的说法(Sassen，1979:98－100)，但是Sassen将Stanback所强调的日渐重要的生产者服务同Bell等人所强调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在后工业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结合在了一起。
城市经济学家们及Machlup和他的追随者们是最具学者气质的，少有空想主义的夸大。他们谨慎地对不同服务产业的增长原因和动态进行了区别。同时，他们也清楚这种新经济的负面特征。比如，Sassen以Stancack为榜样，认为跨国公司和生产者服务的增长为这些企业的决策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比起制造业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时期，低工资的工作更多了”(Sassen，1991:217)。他们还提出了引人入胜的、严谨的经验说明，表明生产者服务的增长在城市经济的康乐和其他服务以及城市中心相互关系方面的连锁反应。
二、主要的争议
现有的知识经济理论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问题。也许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知识究竟是经济资源还是产品这个定义不能达成共识。因此，必须在主要的定义中做出一个选择。然而，这绝不是唯一的难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多数知识经济理论家都使用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暗示的表达方式，包括政治偏向和误导性的地位主张。更有甚者，这些理论经常被幻想为推动力，夸大同大经济相关的知识部门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无法认识到知识部门产业增长和组织背后的动力。
要对“知识经济”的概念重新定义，首先要通过三个步骤来解决现有的争议:
(1)必须从现有的理论中对三个主要的“知识”概念做出选择。我认为知识的概念应当是:在高等的、大学水平的教育中产生和传播的思想实证体系。必须结合几种思想来理解为何此类知识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2)应当消除现有理论中无关的政治和地位因素。我列举了这些因素，并且在认同实践知识和专业科学知识是经济相关的条件下，主张两者之间的差异。
(3)必须论证科学和专业知识应当被视为生产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劳动力被赋予的特权形式。
1.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知识”定义中做出选择
在知识经济的各种理论中，知识被定义为“各种能留下印象的信息”(Machlup)，“对理解和过程的组织，意在获得持续的生产革新”(Drucker and Nonaka)，以及“在高等教育中产生和传播的、与经济相关的思想体系”(Galbraith，Belld and Stanback)。如果用以上任何一个定义来对企业和产业进行严格分类，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知识部门格局。因此，必须在三种主要定义中做出选择。
比起各种“制造印象”的信息或是一些“前沿”企业中的自我意识与持续革新，社会科学家们对科学和专业知识所扮演的角色更感兴趣。这里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话题与社会学家们长期关注的发达社会阶级构成紧密相关。科学和专业知识是否在经济生产中创造了一个新阶级?如果是，那么这个阶级的相关前景如何?这个阶级或它的观点是如何改变资本主义的?
尽管这个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基于社会学家们所关心的知识经济的不同方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他方法在逻辑基础上也面临着质疑。从社会学家看来，Machlup和他的追随者囊括了太多与“知识”毫无关联的产业。广播与电视可能在观众的头脑中留下印象，但它们基本上不靠那种通过有组织的研究程序进行证实的知识。家庭教育和一些信息机器的生产(如钟和台秤)也有类似情况。Drucker和Nonaka的观点得以洞悉企业中新的、持续的革新进程。这些也许是某些创新公司的智能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这也是值得管理学家们关注的话题。然而，如果要作为知识经济和它的社会效应方面的适用理论，这显然是一个太过于专业化的、狭隘的角度。
在回顾了知识经济的观点之后，我进而关注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和传播的知识所起到的经济作用。我称之为“科学专业知识”(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SPK)。这个概念与Galbraith、Bell和Stanback的用法是一致的，与Machlup，Drucker和Nonaka的用法则不同。
当然，这些理论家中，没人能够提供一幅“知识密集型”产业或是这些产业中对教育劳动力的需求的主要来源的全景图。只有将Galbraith、Bell和Stanback著作中的思想进行整合，并将其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得到一种基本原理，以此关注成长中的、在大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科学专业知识”。
遵循这个方法，在SPK经济中，可以看到有5种独立的增长来源。
(1)拥有广泛而高度细分市场的大公司从智能技术中获取利润，此类技术能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操作和管理技术的创造和实现，需要Galbraith提到的“技术结构”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完成。
(2)Stanback所强调的发展，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为公司内外提供了专业意见。
(3)此外，如Bell和其他人所强调的，一些依赖高新科技的产业(以当今最重要的计算机软件和生物技术产业为例)大量雇佣科学家和工程师来保证公司在高速变化的时期保持竞争力。
(4)如Bell所强调的，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五大部门(健康、教育和娱乐)中的服务部门因其作为一种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而变得重要起来。
(5)在更多元和高度发展的经济中，随着私营部门和公民对安全与个人资产的关注与日俱增，政府在制定规章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扮演了新的角色。这同样依赖于各种专业知识。总的来说，这些力量汇成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的潮流。
2.消除无关的政治和地位因素
知识经济理论从最开始就带有不言而喻的政治和社会目的。就像政治预测和社会假定一样，这些目的会使理论陷入窘境。
Machulup作为一个极具天赋的政治家而为世人铭记，他提出了围绕知识经济这个概念的社会魔力的意义，帮助制定了主要位于第三经济部门中的新工人联合的框架。将“知识”这个长期以来与文化和道德相关的术语纳入经济分析的一般领域，以此帮助创造了围绕“知识经济”这个概念的社会魔力的含义，而这点是另一个术语“信息产业”所无法做到的。更进一步说，Machlup把专业服务和政府归纳为知识产业的一部分，以此创造出一个重要的政治联盟，该联盟联合了私营部门的主要通信产业以及整个非盈利性部门和政府部门。
无关的政治目的也使一些理论家形成了偏见。Bell将科学、卫生和教育(而不是管理和生产者服务)置于他的后现代社会中心附近，强调科学界和商业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此隐晦地表达他希望通过发展自由的专家政治来引导后工业社会的形成。Bell用知识工作者来挑战商务人士的竞争前提，Drucker和Nonaka则以此使商业获得合法性。在他们看来，大公司不再追求利润，转而依靠知识与革新保证持续进步，进而满足公众利益。这样的话，Drucker就有可能提出，处于主导地位的企业预示着“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自由主义者Galbraith在他的著作中将这两个主题进行了结合:通过接触各种受过教育的专家，重构狭隘的经济展望，希望从科学和教育机构的代表中产生自由主义政治领导人。
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将“知识”这个术语作为一个状态标签来使用。如果我们承认医药、技术、高学历教育和金融都是知识产业，工作于其中的专业人员都属于知识阶层，那么约定俗成就可以成为了解社会现实的基本法则。“知识工作者”这个术语现在被那些科学技术专家们以及将他们理想化的人们当作理想的状态术语。显然，在后工业社会前沿，一个被称为“知识工作者”的人要比“专业工作者”更有社会魅力，虽然他们都受雇于产业，以平凡的方式为GNP作出贡献。
因此，有必要对理论家们倾向于给专业人员贴上像“知识工作者”这样带有敬意的标签的情况进行分析。首先，这个标签并没有精确描述:所有的工作者都具有经济价值和实践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都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工作者”。其次，相比于其他工作者而言，这个标签使专业人员的身份和能力过于普通化。典型的专业人员的样本是牛市中的全球投资银行家、“空中飞人”般忙碌的大学教师、或是一个快速起步的公司中的软件工程师，而不是城市拥挤的教室中的教师、兼职会计，或者是没有晋升机会的工程师。
我并不像早先的理论家们那样给予科学和专业知识太多的特殊地位。相反，我支持John Dewey(1966)的看法，我认为所有工作者都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这种知识在他们的工作表现有很大作用，进而对生产力作出贡献。最起码，工人们凭经验就可以减少时间，然后去做其他事情(44)(社会学家关于知识的讨论，见Schtz，1962;Berger and Luckmann，1967;Giddens，1984:第二章)。进一步说，各种组织同样需要实践知识来实现互利。从组织层面上来分析，这些实践知识经济是通过设置工作的前提、通过有选择的方式进行沟通、设置报告的流程等方式实现的，同时它们还依赖于有限的问题解决方式的调查研究(March and Simon，1958)。
那么，到底是什么将实践知识从高等教育传播的知识类型中区别开来?从Dewey开始，产生了不少在科学和专业方面具有与众不同的“高级”知识的人。在高等教育中传播的知识具有如下特征:①比其他形式的知识更具逻辑相关性;②在框架的合理性和推论性上更具组织性;③覆盖范围更广;④头脑中必须保存的信息量更复杂;⑤需要更多精练的判断;⑥更具产生抽象概念和命题的能力，以此用于研究其他问题;⑦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研究方式和分析工具的基础上。
这里最主要的难点在于不同形式的“高级”知识同时拥有其中一点或更多的特质，但未必具有所有特质。并且，这些不同的原则根据极其不同的品质来互相区分，每一种品质又可能赋予它们一种“高级”知识的形式，至少是相关术语。因此，自然科学中的知识(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中的知识)可能具备了上述的全部7种特征，但它主要在数学形式的层面，与其他形式的“高级”知识还是有区别的。更具有历史社会科学性的知识与许多其他形式的“高级”知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抽象概念和命题用以研究新问题。在法律与文学中，精练而专业的“案例”表述形式显然是最重要的定义特征之一。一些其他领域也包含着核心属性的混合。实际上，大学学习的不同领域可以只用一种特质进行联合:它们并非独立的、封闭实体;相反，能够通过探究现有的知识和方法来产生新的知识(45)。我所使用的科学专业知识这个术语包括:①能够用来扩大知识基础、解决新问题或是开发新应用的分析原则和方法(有些情况下是科学理论);②旨在提高和利用这些原理与方法的持续大量的研究。基本上，工作的精神需求显然也是一项重要的组织因素。不是每个人都有把握学术研究原理的能力，这些原理要么本身要求很高，要么需要结合学术研究和调查设置获得。正因如此，教育文凭机制和职业资格证书可以用来加强科学专业课程和产业之间的联系，而产业依赖于拥有大学学位的人。
可以将科学和专业知识理解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实践知识，同时，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在一些特定产业(比如卫生保健和法律服务)中的主导因素。至少，我们可以说，科学和专业知识部门中的公司和组织极其依赖受过科学和专业培训的专业人员来完成核心任务，并保持竞争力。
3.知识何时成为生产的核心因素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专业人员?应该认为他们带来了经济生产的核心资源呢，还是应该将他们视为一个特权劳动者阶层，他们的劳动力最终还是从属于那些拥有并控制组织的人。这个问题击中了知识经济概念的要害，因为只有第一种看法强调了知识凭其本身的能力成为了一个生产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问题在于应当将知识视为资本还是劳动力。
不应该将专业人员同所有者和管理者相混淆。只有当他们在专业企业中成为独立的小商人或是合伙人的时候才能被称为所有者。只有当他们用相当可观的工作时间(一般意味着半数以上的工作时间)扮演管理者的角色的时候才能被称为管理者。否则，尽管他们拥有一些特权，他们仍然是劳动者。
支领薪俸的专业人员从属于各种行政决策。在行政决策中，“知识”并非必不可少，相反，市场环境、政策和远见常常扮演更具决定性的角色。最重要的行政决策必须与新的主动权和资源配置相关。此外，专业人员的劳动力能够通过管理者变得合理化。比如专业人员可能被告知需要会见多少客户，可以或不可以使用哪些程序，能获得何种类型的支持员工，以及可以分派给这些支持员工何种工作。
尽管多数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是劳动者，但是科学和专业知识同时也可以成为生产中的主要资源。这两者并不矛盾。因此，某些产业可以被精确定义为“以知识为中心”的产业。SPK产业中的专业人员有点类似于职业运动队中的专业运动员。专业运动员需要被告知何时训练、训练多久、什么技术是能用的，什么技术又是不能用的等。因此，不管拥有什么特权，他们都是劳动者。同时，这个运动队的运作离不开各种资源(如高水平的运动能力)，正是劳动者将这些资源带入工作。那么，问题在于，何种如此依赖科学和专业知识的产业能够被称为“知识密集型”或“以知识为中心”的产业?
知识经济的理论常常忽视了工业成长和成熟的历史维度。保险或汽车产业算知识密集型的吗?多数理论家可能会说它们的知识密集度比计算机产业略逊一筹。然而，人寿保险的概念以及保险合同所依赖的精算研究都基于那个时代的智能创新(Clough，1946:Ch.3)。当然，那时最了不起的技术突破是内燃机。我们将计算机产业视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反映了近年来该产业的快速增长和动荡，以及该产业持续生产更新产品(McLauglin，1999)。这些是市场因素，不是生产的本质因素。多年以后，正如上一辈人见证了保险和汽车产业的标准化一样，我们应该会看到，将看到计算机软件产业的标准化。计算机软件将不再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而只是另一种“现货供应”的标准产品。因此，许多工业将被排除在SPK部门之外，因为它们的技术和产品稳定性极高，容易预测和程式化。因此铁路业不是SPK部门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曾经是。同理，许多其他制造、运输和服务行业也是如此。相对地，电信和制药仍是正规的知识产业，因为它们保持着积极的研究和产品开发，尽管它们的主要组织重点在于同高度稳定的产品和技术相关的生产、市场和客户服务。
根据这个观测结果，只有以下三类产业算得上是“以知识为中心”的。第一类是以更新速度为重要因素的产业。技术的快速变化(如目前的互联网产业)或是相关事件的快速变化，以及一些易变因素都成为了决策的要素(如安保产业)。第二类产业中，常常从不稳定和不可测的环境中产生影响专业分析的新问题(比如政治和司法界)。第三类产业的主要活动是向客户提供服务，而服务提供者持有用于提供服务的必要知识(比如医疗、教育和法律服务产业)。就像产品制造业一样，如果服务完全变得标准化和商业化，那么它们就不再是SPK经济中的一部分了(这种情况在服务业比较少见，因为这些服务部分基于了解客户的特殊问题)(46)。
因此，我们应该将产业和专业职业看作是相互交叉的配置。只有一部分产业会基于快速变革的技术或事件，或是基于需要高层次培训的、尚未商品化的专业服务。类似地，只有一部分专业人员和管理者会主要参与涉及科学和专业知识有关的创造和分析活动(而多数人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时间，只能参与日常事务)(47)。这两种配置，尤其是这两种配置间的交叉作用，都与所讨论的科学和专业知识部门有关。这个交叉配置可能是SPK经济的真正核心部分。然而，将此核心从现有数据中独立出来是很困难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次以产业为基础的分析。在此分析中，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的雇员在整个劳动力中的比例就是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最佳衡量标准。
三、重建科学和专业知识经济
只要采取以下预备步骤，就能描述和分析SPK部门的结构。重建科学和专业知识经济包含了以下步骤。
(1)必须对SPK部门的规模做出清晰的描述，包括知识经济过去与其他经济部门相关的增长率的评估。
(2)必须阐明SPK部门增长中主要的结构性力量。
(3)必须说明分部门的类型，以帮助解释SPK经济中受雇的专业人员在机遇和工作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异。
这种重建带来了一些具体的帮助。我对SPK规模的描述(前一段落中论及的第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基于Galbraith、Bell和Stanback的研究，但不同的是，该描述提供了一种工业分类的新标准，提供了一种对SPK部门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方面的新的经验证据。通过研究组成机构的互相关系以及同供应、需求和生产力有关的动力，我对SPK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力量进行了分析，该分析充分延伸了Stanback等人(1981)所做的开拓性工作。而此前对知识部门的研究几乎都没有充分论及上述三点。
1.科学和专业知识部门的规模
现有的理论深受空想主义者愿望之害，站在了演化浪潮的风口浪尖上。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认为知识经济日趋重要，因此对知识经济增长规模和影响的分析几乎都基于过于简单的线性或S型曲线模式。在Machlup著名的测算(1958年，知识产业占调整后GNP的29％)之后，对于知识产业贡献的新测算超过了35％，并且预测在新千年时，这个比例会达到50％(见Burck，1964;Marschak，1968; Drucker，1969)。结果证明，这些数字过于乐观了(Rubin and Huber，1986)。在同样的精神下，Bell将他大部分“知识和技术规模”的研究建立于信息和技术变革的逻辑斯蒂增长(logistic growth)模型上(Bell，1973:188－212)。就连那些对知识经济这个概念最为谨慎的新城市经济学家们，都不可避免地夸大了知识型产业的重要性(如Sassen，1991:60)。
2.评估知识部门的规模
高比例的学士学位雇员不再是形式知识经济分类的标准。这是因为美国的学士学位已经成为许多无需更高层次培训的工作的敲门砖。比如，耐用品制造业和零售业就在过去25年中雇用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Applebaum and Albin，1990: 61)。
对知识部门规模更合理的评估只包括那些大量雇用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的专业人员的产业。在以下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数据中(1972～1996)，我将SPK部门定义为，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的劳动力大于5％的那些三位数标准产业分类(three-digit SIC)中的产业(48)。在构建“科学专业知识经济”(scientific-professional knowledge economy，SPKE)时，我将产业定义为适用于此分类的产业。SPKE包括:农业服务、大众传媒、化学、塑料、制药、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科学仪器、银行、会计、咨询和其他商业服务、医疗卫生、教育、法律服务、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及宗教组织(49)。表1提供了1973～1996年间，在上述产业中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的雇员的比例评估。请注意那些评估的标准误差对那些数量小于50的产业来说还是非常大的。
SPK部门在美国经济的所有雇用人员中占了大约36％。事实上，每种产业都可能被认为是部分的知识产业(50)。但是，绝大多数产业却不是知识产业，包括了农业、矿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客户售后维修服务(如餐饮业)。大约85％拥有高学位的工作者受雇于SPK产业。剩下的15％则分散在180个非SPK的三位数产业。
表1“科学专业知识经济”(SPKE)中的三位数标准产业分类(Three-Digit SIC)
续表
注:该样本不包括少于20人雇员的产业。以下样本中少于20人雇员的产业拥有高学历的比例大于5％:非商业教育和科学研究(44.4％)，政府行政和立法机关(33.3％)，科学仪器(25％)，农业化学(25％)，导弹和太空探测(18.8％)，图书和文具(12.5％)，博物馆和美术馆(11.1％)。
来源:综合社会调查(GSS)，1972～1996。
表2 作为GDP一部分的工业生产总值，1959～1994年(有选择的年份)
注:标准工业分类(SIC)在1980年有所改变。1959～1977年的比例归于1970年的标准工业分类(SIC)，1987年和1994年的数据归于1980年的标准工业分类(SIC)。
来源:根据Yuskavage(1996:151)改编。
3.评估科学专业知识部门的增长
SPK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快?我们需要学者式的审慎，而不是空想主义的预言。最后，尽管知识经济确实是宏观经济中正在增长的一部分，但是它远非国民生产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知识经济的概念才是有用的。
通过观察正规知识经济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在过去对GDP的贡献的变化，就能获知其重要性。在表2中，我将SPK部门产业集中在一起，并比较了它们在1959至1994(可获得数据的最后年份)年间对GDP所作的贡献。由于在三位数SIC中没有可用的数据，我必须使用两位数的SIC产业数据(Yuskavage，1996)。
以1994年的通用货币计算，GDP从1959年的5000多亿美元增长到1994年的近7万亿美元。在这35年中，表1中的主要产业组的规模无一缩减。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服务部门为GDP所做的贡献持续快速增长，正规知识经济服务业尤其显得生机勃勃。商业服务在GDP中的比例从1959年的3％增长到了1994年的8％。作为配套设施，卫生、法律、教育和社会服务在GDP中的比例从3％增长到了近9％。卫生产业对GDP的贡献翻了三番，而法律服务的增长则超过两倍。
总的来说，SPKE的规模仍要比其他经济小，但它显然正在快速增长。然而，该部门并没有包括所有快速增长的产业。在1977到1994年间，据记录有9个产业在实际总生产中占有5％或者更多的份额。其中三个产业，即农业服务、安保与商务代理及社会服务，属于我前面所定义的SPKE的范畴。而其他快速增长的产业包括了煤矿业、橡胶与塑胶制品、运输服务及电影(Yuskavage，1996:135)。
或者，有人会认为主要出口产业应当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但主要出口产业中只有半数属于SPK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属于服务部门的大型出口产业有:运输(收入有171亿元)、旅游观光(141亿元)、保险(71.5亿元)、许可证协议(50亿元)、建筑(48亿元)。这些都不属于典型的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产业。相反地，在大部分知识经济的商业服务部门的前沿产业中，出口是很少的，比如会计服务(3.5亿元)、广告服务(3亿元)、数据处理服务(6.5亿元)、法律服务(10亿元)、管理咨询服务(10亿元)、电信服务(13亿元)，信息服务(14.5亿元)、教育服务(19.5亿元)、甚至是软件业(25.5亿元)(Sassen，1991:60)(51)。
4.科学专业知识经济(SPKE)的五大分部门
正规知识经济产业中的专业人员们的实际情况(如人数、涉及管理者的威信和权力、资历和酬劳、活动量等)根据他们受雇的部门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比如，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专业人员们的酬劳可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受雇于独立的专业企业的专业人员中，只有合伙人才会获得可观的收入，而这些收入常常取决于他们吸引和控制客户的能力，这既是专业技能又是社交能力。即使在知识最为密集的产业中，最高层的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们分配了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Hacker，1997)。大型组织雇佣的普通专业人员们获得的报酬并不那么丰厚。工程师是最大的专业群体，除了那些资深的、负责重大项目的或是进入更高管理层的工程师们，其他普通工程师的待遇都不高。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教授中(比如法律、医学、工程和金融教授)，除非他们在学术研究之外有很好的外快(Brint，1994:67－70)。
只有分开观察正规知识经济的主要部门，我们才能明确专业人员就职的种种条件。专业人员受雇的部门的不同使得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尽相同。
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市场和组织具有不同特征，这些特征对于区分正规知识经济部门来说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区分正规知识经济部门的关键有以下几点:
(1)技术:是多变的还是稳定的?
(2)市场:是多变的还是相对稳定的?
(3)营销:对于消费者而言，商品和服务是否具备高水准或特别的价值?
(4)生产组织:更依赖于技术和分销渠道还是更依赖于专业服务?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正规知识经济分部门中各产业分类的关键因素。
我认为，正规知识经济的五大主要部门就是以下这些:①创业部门;②产业化部门;③专业服务部门;④“专业化的”官僚和科研部门;⑤独立知识活动。前三者是正规知识经济的主要部门，后两者是边缘部门。我同样对这些部门和专业人员特殊的工作环境之间的联系做了一些假定。
(1)创业部门。创业部门的特征是高度的易变性和巨大的获利潜力。它由两类产业组成:一类基于有广大消费需求的新技术产品;另一类基于针对精英客户的配套商业服务产品。这两类产业都能获得高额利润。高科技产品有着广大的市场。商业服务产品虽然没有广大的市场，但是客户群通常都非常富有，而且这些服务又非常适合他们。这两类产业的易变性都很高。就高科技产品而言，技术持续更新，新的应用层出不穷。就商业服务产品而言，客户有足够的钱来寻找最好的服务商，因此竞争是非常残酷的，不断涌现新的市场。
该分析得以帮助解释为什么研究后工业社会的学者们会将诸多不同的产业作为知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强调高科技产业的Daniel Bell和注重金融与商业服务的Saskia Sassen都触及了动力产业。在这些理论发展期间，一些商业服务产业在GNP中的比例增长了两倍，并且没有一个低于60％(Brint，1994:48)。这些并不是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它们是成长和变化最快的产业。因此大家如此关注它们也就不足为奇了。
创业知识部门是围绕与专业职位(比如软件工程师或是管理咨询师)相关的工作进行组织的，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企业中专业人员的比例高于管理人员，并且具有扁平化的组织层次。在知识经济中，专业人员在成功企业的就业竞争要比其他地方激烈得多。这些公司吸引了高学历、高动力的年轻专业人员，付给他们很高的起薪，通过投资或者作为晋升的待遇，给予公司持股人高额财富。
通常，形式知识经济产业中的高科技和商业服务公司经常与新的、参与性的公司组织形式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它们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而且可能预示着一个更完善的资本公司组织阶段。但是创业部门中的公司不能太小，必须比其他公司更具形式性和组织性。事实上，高科技公司一旦设计出了成功的产品，势必需要一个强大的组织在背后负责管理、批量生产及销售。因此，只要一个刚起步的高科技公司开发出了成功的产品，他们就会与大公司联合生产和销售，或者干脆自己做大。比如，现在微软的雇员达到了17000人(Gates，1995)。类似地，投资、经纪和其他商业服务公司的规模也可能很大，拥有成千上万名雇员。在20世纪80年代，五大会计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开销超过10亿美元，拥有20000名雇员。全球数亿美元的收入流入了主要的管理咨询公司和广告公司。最大的法律服务公司拥有1000名的法律职员和足够的业务量，一些高级合伙人的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Noyelle and Dutka，1988;Brint，1994)。如有必要，大型公司允许管理人员招聘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员来处理大型业务，扩大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然而，当创业部门中的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它们必须设法保持创新力。即使是非常稳定的公司也要在部门或者项目团队的层次上尝试模仿小公司的创新速度。他们通常通过雇佣顶尖人才、分散研发与产品开发进程来做到这点。并且，这些产业中的成长型公司非常鼓励资产所有人和劳动者的积极参与，以积极资本、积极管理和智慧劳动力的新秩序取代传统资本公司中的资产所有人的被动参与、被动管理与熟练工。
(2)产业化部门。商业部门和高科技产业的战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精英投资和商业服务公司仍可保持其创业性，因为它们迎合的是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不是大众市场。而面向大众市场的高科技公司别无选择，一旦技术和产品形式稳定后，只能向产业化知识部门的方向发展。
许多产业从创业型转向了大规模生产型。保险业和汽车产业正是如此(它们一度基于最新的知识)，这也会发生在计算机软件和生物科技产业中(也许用不了几年)。当产品和技术趋于稳定时，知识就会变得标准化，不易改变。
正规知识继续在产业化部门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的观点，产业化部门中的公司特征是在稳定的技术条件下进行商品生产。更进一步说，作为大规模生产的组织，比起专业服务的投资，它们更依赖于技术和销售上的投资。
总的来说，在产业化部门中，组织能量随着特殊专业劳动力的变化而变化，就像其他大型商品生产部门一样。由于大部分生产都已公式化，市场既广泛又零散，大部分组织能量趋于协调。管理者比例高于专业人员，组织层次垂直，多数专业人员是管理服务专家(会计、管理计算机分析师、公关和人事专家等)，而不是高学历的科学家或是工程师。在酬劳分配和职位晋升中，资历比学历更为重要。产业化知识部门中的公司给予管理人员较专业人员更高的工资，由于责任分工细化，并可获得支持服务，企业生命的步伐对于专业人员而言，同其他创业产业或专业服务产业相比较慢。典型的工业模式是，资金相对被动，尤为积极的管理和大量的去技术化的劳动力。
只有在稀缺资源供应这样的垄断性产业(比如石油)或是从政府或私人不断需求的高门槛产品中受益的产业(如军用器械或处方药品)，专业人员的薪酬才十分可观。在可以创新的范围内，公式化的工业生产公司会在产品开发和采购团队中尝试保留创新的企业文化。科学家们主要忙于新的产品线，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负责维持现有产品线的质量。
(3)专业服务部门。从数量上看，专业服务是形式知识经济的核心。这些产业主要生产服务而不是商品，所依赖的技术也相对稳定。它们的客户不全是高端客户，但是它们所提供的服务对于客户来说是高层次的、有实用价值的。医疗(包括精神卫生)、牙科、高等教育、法律和建筑中的大部分专业人员和专业组织都适合这个部门。位于市场顶端之下的大多数商业服务公司也适合这个部门。
卫生和高等教育是这个领域内的最大产业。Bell很好地阐述了卫生服务产业崭露头角的原因:“社会所保证的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转为美好生活的两个基本范畴——健康和教育。消除疾病，延年益寿，使卫生服务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Bell，1973:128)。也许有人认为，为了获得高薪或在职业结构中获得高声望的职位，学历教育日趋重要。另外，强调工作中的分析能力而雇佣研究生劳动力，也是高等教育日渐重要的原因。
总体而言，专业服务群体能够保持公司控制中的独立性，这有两个原因:①他们提供的服务很难标准化，因此个人客户愿意花钱购买这种服务;②专业服务对于公司运营的贡献要大于技术和销售活动。前者提高了专业人员的重要性，后者减少了对高水平的组织和资金的要求，使公司提供服务的效率提高了。
当服务用于政治客户，支持生产“公众商品”时，该产业就会进行非盈利性活动或政府活动。其余情况下，该产业就在专业业主和专业控制下进行商业活动。当然，这个结论也需要一些必要条件。医生们属于盈利性团体，同时会被委派为非盈利性或盈利性医院提供长期照顾和特殊技术。高等教育服务只能由涉及若干不同专业团队的组织提供，并且在技术和其他设备上的花费巨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管理的影响，削弱了专业的影响。
然而，总的来说，在专业服务部门中的专业人员的比例很高，且专业人员的薪酬相对管理人员而言较高。专业人员的薪水较高，并且随着级别的提高或是晋升入合伙人而稳步提升。在这个部门中比较突出的专业人员通常和创业部门中的专业人员一样优秀，而比产业化部门中的专业人员优秀得多。
在多数情况下，密集使用专业服务和知识是有可能的，但其结果就是专业人员整天在会见许多客户或是处理许多资料中度过。尽管没有理想的数据可循，但专业人员在职场的节奏还是较快的，会比产业化部门中的专业人员节奏快，但是不如创业部门中的专业人员节奏快。专业服务部门的层次结构很大程度上由市场情况和公司财富等因素决定。在这个部门中，想要获得更好的职位和收入，所需的资历要比在产业化部门高，有时和创业部门一样高。
(4)边缘专业部门。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组织的典型形式是专业。它们甚至为许多向往中产阶级的非专业雇员提供了一种模型。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缺乏由严格的文凭系统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市场、缺乏明确涉及正规知识实体应用的工作时，仍有可能论及专业化的工作环境。
这些专业化的工作环境是那些与正规知识经济密切相关的组织和产业所特有的，这是因为生产员工经常与专业人员近距离接触，或是因为聘用本身就建立在高等教育资格上，即使工资本身并不需要涉及正规知识的应用。关于前者，最好的例子是图书馆管理员和部分政府职能，关于后者，最好的例子是中小学教学、社工和部分新闻媒体。将这些领域看作是形式知识经济的边缘部分是合理的。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准专业人员”中的佼佼者的资质和酬劳反映了这种边缘状况。在正规知识经济边缘的少数职业中，所服务的市场规模的不同使得待遇的差异很大，新闻业尤其如此。在国家级媒体中工作的资深记者和编辑的收入要比在小地方工作的同行高出两倍。在电视行业，薪酬与专业人员所就职的市场规模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这里主要的经济原则是:市场越大，广告投放的价格就越高，于是，那些帮助媒介吸引潜在消费者的专业人员的工资也就越高(Brint，1994:71－72)。
(5)独立知识活动。要全方位认识正规知识经济，就必须提及那些还没有找到一个实际的商业或公共目的的工作。独立知识是那些梦想将发明应用于实践、却还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发明家们之工作活动。正规知识经济中一些重要产业，包括个人计算机软件(Gates，1995)、激光技术，甚至新的金融手段(Stearns and Allan，1996)，都是独立知识活动，尽管它们常与现有产业有关。
我们无法通过前面所讨论的主要部门对现有数据进行分解。当然，通过观察各职能范围中高学历工作者的分布情况，还是有可能对这个雇佣专业人员的领域的重要性有所了解。
如果我们纵观所有产业，可以看到以下高学历工作者的分布情况，见表3。
表3 科学专业知识经济产业群中公共和非盈利性部门的就业情况
来源: 综合社会调查(GSS) ，1972 ～ 1994; Brint( 1994) 。
·36％受雇于专业服务(主要是卫生、高等教育、宗教和法律);
·27％受雇于人类服务(主要是社会服务和中小学教育);
·10％受雇于商业服务;
·8％受雇于政府;
·7％受雇于高科技产业;
·2％受雇于大众传媒。
人类服务和政府集团的规模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形式知识经济主要是非盈利性经济。特别是只有一小部分人类服务的工作者是受雇于私营经济的。
四、结 论
专业知识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日趋重要，这已成为一个共识。然而，理论家们对这个现象的原因说法不一。就“知识经济”的概念而言，有三种不同的思想:①关于成熟企业的革新管理;②关于消费者服务和高科技产业的兴起;③关于金融和商业服务。
如果我们将这些观点进行整合，并对知识经济部门进行细分，那么对“知识经济”的概念和专业人员的作用就会有更好的表述。通过观察那些相对大量雇佣高学历专业人员的产业，我勾勒出了正规知识经济之边界。该经济包括商业服务产业、高科技制造产业、专业服务产业、某些大众传媒产业和政府的大多数部门。该经济是美国大经济中一个快速成长的部分，但是它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不超过2/5。我使用了权变理论的观点来定义正规知识经济中的三个主要部门和两个次要部门，并就部门影响力对每个部门中专业劳动力的分配、杰出性、资质、薪酬和工作节奏上的作用做出了假设。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篇文章的框架与我在《专家时代》(In an Age of Experts)(Brint，1994)中对专家劳动力在政治经济中的分析背道而驰，但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本文的框架旨在经济中最为知识密集的产业中的部分专业劳动力。相对地，我的书旨在将广义的专业劳动力看成一个整体(包括资历较低的专业人员们)。较早的分析仍较多地关注广义层面上的专业人员的政治分界的社会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APPLEBAUM，E.and ALBIN，P.(1990)‘Shifts in Employment，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in T.Noyelle(ed.)Skills，Wages，and 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 Sector，pp.31－66.Boulder，CO:Westview Press.
BELL，D.(1973)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
BERGER，P.L.and LUCK MANN，T.(1967)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RINT，S.(1994)In an Age of Experts:The Changing Roleof Professionals in Politic sand Public Lif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URCK，G.(1964)‘Knowledge:the Biggest Growth Industry of Them All’，Fortune November:128－32ff.
CHANDLER，A.(1977)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NTON，W.J.(1997)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Washington，DC:White House.
CHRISTOPHERSON，S.(1990)‘Emerging Patterns of Work’，in T.Noyelle(ed.)Skills，Wages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 Sector，pp.11－30.Boulder，CO:West view Press.
CLOUGH，S.B.(1946)A Century of American Life Insurance:A History of the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1843－194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R.(1979)The Credential Society.New York:Academic Press.
DERBER，C.K.，SCHWARTZ，W.and MAGRASS，Y.(1990)Power in the Highest Degre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WEY，J.(1966)Democracy and Education.New York:Free Press.(Orig.pub.1916.)
DRUCKER，P.F.(1969)The Age of Discontinuity.New York:Harper and Row.
DRUCKER，P.F.(1993)Post-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Harper Business.
FREIDSON，E.(1986)Professional Powers.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LBRA ITH，J.K.(1967)The New Industrial State.New York:Houghton-Mifflin.
GATES，W.(1995)The Road from Here.New York:Viking.
GIDDENS，A.(1984)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NGRICH，N.(1995)‘Foreword’，in A.To ffler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Atlanta，GA:Turner Publications.
GINZBERG，E.(1976)‘The Pluralistic Economy of the U.S.’，Scientific American 235(December): 25－9.
HACKEP，A.(1997)Money:Who Has How Much and Why.New York:Scribner.
HOGAN，D.(1979)The Regulation of Psychotherapists.Lexington，MA:Addison-Wesley.
KUSTERER，K.C.(1978)Know-How on the Job:The Important Working Knowledge of‘Unskilled’Workers.Boulder，CO:Westview Press.
MACHLUP，F.(1962)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CH，J.G.and SIMON，H.A.(1958)Organizations.New York:John Wiley.
MARSCHAK，J.A.(1968)‘Economics of Inquiry，Communicating and Deciding’，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58:1－18.
MCLAUGHLIN，J.R.(1999)Silicon Valley:Center of a Modern Renaissance，1890s－1970s(video).Princeton，NJ:Films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PUBLICRADIO(1997)‘Interview with Eric Schmidt，CEO of Novell Corporation’，Washington.
NONAKA，I.(1995)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of Innov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YELLE，T.(1990)‘Business Services:Accounting，Management Consulting and Computer Software’，in T.Noyelle(ed.)Skills，Wages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 Sector，pp.122－59.Boulder，CO:West view Press.
NOYELLE，T.and DUTKA，A.B.(1988)International Trade in Business Services:Accounting，Advertising，Law，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Cambridge，MA:Ballinger.
ORGANIZATION FORECONOM ICCOOPERATION ANDDEVELOPMENT (OECD)(1981)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Activities:Impact on Employ-mentGrowth and Trade.Paris:OECD.
PORAT，M.U.(1977)The Information Economy，Vols 1－8.Washington，DC:US Office of Commerce，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Vols 3－8 writt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R.Rubin).
REICH，R.B.(1991)TheWork of Nations: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New York:Knopf.
RUBIN，M.R.(1977)The Information Economy，Vol.9.Washington，DC:US Office of Commerce，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
RUBIN，M.R and HUBER，M.T.(1986)The Knowledge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1960－198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SSEN，S.(1991)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SSEN，S.(1994)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Thousand Oaks，CA:Pine Forge Press.
SCHON，D.A.(1983)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New York: Basic Books.
SCHUTZ，A.(1962)Collected Papers.The Hague:Nijhoff.
STANBACK，T.M.，Jr(1979)Understanding the Service Economy.Baltimore，MD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TANBACK，T.M.，Jr，BEARSE，P.J.，NOYELLE，T.J.and KARASEK，R.A.(1981)Services: The New Economy.Totowa，NJ:Allanheld，Osmun.
STEARNS，BREWSTERL.and ALLAN，K.D.(1996)‘Economic Behavior i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The Corporate Merger Wave of the 1980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699－718.
TOFFLER，A.(1970)Future Shock.New York:Random House.
UNITEDSTATESCONGRESS，OFFICE OFTE CHNOLOG YASSESSMENT(1987)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Services.OTA－ITE－328.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YUSKAVAGE，R.E.(1996)‘Improved Estimates of Gross Productby Industry，1959－94’，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August:133－55.
(原文刊载于《当代社会学》(Current Sociology)卷(49)期(4)，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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