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封闭与“夜郎自大”

二、自我封闭与“夜郎自大”

15世纪后，人类文明史则开始发生并日益显著地显现着转折性变化——欧洲大陆开始崛起，亚洲大陆开始沉沦，西方将取代中国成为人类文明的导航船。

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3]。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技术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的杠杆。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说:“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的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4]

17、18世纪，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农业文明下的发展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版图空前扩大，民族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万国来朝”、辉煌的皇家园林、大型图书的编撰，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强化了“天朝上国”、“统驭万方”的自大感。

据估计，从公元前100万年至公元1500年，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全球人均GDP仅艰难增长了不到50%，且各地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差异不大^[5]。16世纪后，西欧的增长却“突然”加速。根据著名经济历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6]，从1500年到1820年，以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西欧人均GDP从670美元增至1 269美元，增长了89.4%；而西欧以外的世界则从532美元增至594美元，仅增长了11.7%，两者的差距竟有8倍之多。1820年之后，中国GDP在全球的比重急剧下降，大约每40年降低一半，由1820年的32.93%下降到1950年的4.5%，而西方国家则在此期间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继英国之后，美日德等国家相继崛起，中国远远被抛在了后面。

表6-1　中国和世界在人口和GDP方面的比较^[7]

我们祖先创造的华夏文化，是在远离其他古代文明的黄河流域孕育发展起来的^[8]。华夏先民们的活动空间，是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很难与其他的早期文明如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等进行文化信息交流与影响。华夏先民们生活的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由于长期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性的熏陶，使得华夏先民们不像古老的岛国民族与游牧民族那样，把走向遥远的未知世界视为谋生的必然^[9]。

相反，我们把环绕地中海沿岸的诸古代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地理环境作一比较，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地中海北岸的希腊、罗马文化，南岸的尼罗河文化，以及离地中海东岸不远的巴比伦文化，这三个古老文明相距不远，可以通过便捷的陆路和海路交通而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异源文明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十分密切的。例如，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毕达哥拉斯都曾访问过埃及，并对金字塔和埃及的异国风情做过记录。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成果，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竟然是由异教的阿拉伯人从西班牙获得后小心地带回并保存了下来，直到文艺复兴前，阿拉伯人才又把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还赠给欧洲人。希腊古典文化遗产这一独特的旅程足以表明地中海周围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

华夏文明是在没有广泛吸收其他古代异质文明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独特的方式萌发并成熟起来。农耕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内向性，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配合，导致中国文明形态具有自身的特征。既然华夏文明是华夏先民在与其他古代文明相对隔绝的条件下孕育出的文化，那么，华夏先民们就鲜有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同等并存这样一种文化认同的心理，华夏先民们在主观上从来未曾意识到希腊、罗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古代先进文明，作为与华夏文明不同的异源的文明实体而存在。正因如此，他们本能地将自己的华夏文明及其价值观，作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标榜形态。在他们看来，“天下”是“九州分野”以内的华夏人和之外的“夷狄”人所共同构成的。既然天赐的文明，也即后来儒家所称的“礼乐教化”的价值规范，是九州分野以内的华夏人所独有的，那么，他们自然处于天下的中心。相对于四周的蛮夷来说，他们就是“中国”。而认为他们周边那些还未开化的民族仍处于愚昧、荒蛮状态，依其与中国的地理位置，被称为“北狄”、“东夷”、“南蛮”、“西戎”。从这些用语中，可以看出的鄙夷，这正是华夏人文明的优越感的直接写照。中国这种以华夏为天下中心、以华夏以外的人为蛮夷人的观念，从尧舜禹时代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始终根深蒂固地纠缠在上自皇帝、下至士大夫庶民的头脑中，难以消除，以致近代中国人不得不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地理距离、数千年以来先进的文明带来的优越感使中国对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变迁持漠视、鄙视的态度，明清的专制和海禁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明代建立以后，对私人海上贸易采取种种办法加以控制和阻碍。明代建立初期，朱元璋便以防止倭寇与张士诚、方国珍勾结为名，多次下令禁海。明成祖规定:“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代中后期，海禁政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政府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清王朝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中叶，原来的四口通商改为只有广州一口通商。清代法令规定，不准中国人出洋，不准夷商在广州过冬，不准夷商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例如，一个名叫刘亚匾的中国人，因教习外国商人学习汉文，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被处以斩首极刑。夷商在广州贸易期间生活起居都受到极其严格的监视。

正是这种对内的专制和对外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渴望几乎被完全窒息。一种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精神弥漫在清代士大夫官绅中间。清代雍正、乾隆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幼稚荒谬与贫乏愚昧，社会风气的闭塞，几乎达到现代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当中国由于盲目自大使社会、经济的发展限于停滞时，西欧却通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