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则寓言的启示

一、三则寓言的启示

有一则盲人摸象的寓言说^[1]:

在久远年代以前，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国王，名叫“镜面”。在他的国家里，除了他一人信奉佛法的真理之外，臣民们却信仰那些旁门左道，就好像怀疑日月的光明，反而去相信萤火的微亮一样。因此，这位国王常常感到很苦闷，他想:“我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舍邪归正才好！”有一天，国王突然召集他的臣子说:“你们去把国境内所有生下来就瞎了眼睛的人，找到宫里来吧！”于是这些臣子们便奉命分头在国内遍处找寻，隔了不多几天，臣子们都带着寻找到的瞎子回来了。镜面王很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再去牵一头象，送到那些盲人那里去吧！”许多臣民听见了这个消息都十分奇怪，不知道国王今天将要做些什么事，因此，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赶来观看。

镜面王在心里暗暗地欢喜:“真好，今天该是教育他们的机会了。”于是他便叫那些盲人去摸象的身体:有摸着象脚的，有摸着象尾的，有摸着象头的……

国王便问他们:“你们看见了象没有？”盲人们争着说:“我们都看见了！”国王又问:“那么你们所看见的象是怎样的呢？”

摸着象脚的盲人说:“王啊！象好像漆桶一样。”摸着象尾的说:“不，它像扫帚！”摸着象腹的说:“像鼓呀！”摸着象背的说:“你们都错了！它像一个高高的茶几才对！”摸着象耳的盲人争着说:“像簸箕。”摸着象头的说:“谁说像簸箕？它明明像一只笆斗呀！”摸着象牙的盲人说:“王啊！象实在和角一样，尖尖的。”……

因为他们生来从没有看见过象是什么样的动物，难怪他们所摸到的，想到的，都错了。但是他们还是各执一词，在镜面王的面前争论不休。

于是，镜面王哈哈大笑地说:“盲人呀，盲人！你们又何必争论是非呢？你们仅仅看到了一点，就认为自己是对了的吗？唉！你们没有看见过象的全身，自以为是得到了象的全貌，就好比没有听见过佛法的人，自以为获得了真理一样。”接着国王又问一般来观看的人说:“臣民们啊！专门去相信那些琐屑的浅薄邪论，而不去研究切实的、整体的佛法真理，和那些盲人摸象，有什么两样呢？”从此，全国臣民便舍邪归正，都虔诚地信奉佛教了。

这是一则在国内广为人知的寓言，也是家长教育孩子、教师教育学生的教材。就笔者的观察，中国人对待这个寓言的态度，就像对待其他智慧一样，具有双重性，在写文章、做报告、应付考试时，都是重视的，思路也清楚，立场也正确；但是在个人的生活和实际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忘掉了这个寓言智慧的启示。

本书的中心议题是创新和转型。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经历了从明朝中早期开始的约500年的闭关锁国^[2]。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开始被迫对外开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在真正拥有主权的情况下，平等地、有选择地对外开放。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才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实施平等的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开放。中国实施被迫的对外开放有约170年时间，平等有选择的对外开放有62年时间，改革开放只有33年时间。无论是170年、62年还是33年，和500年比起来，都是比较短的一段时间。

最近33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基本的经验就是改革开放。历史已经证明了，如果只开放不改革，后果往往就是引狼入室。只有在改革过程中的对外开放，才能够促使中国的社会产生脱胎换骨地转变，获得新生。而改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抵触的。在先秦时代，中国文化还具有对立统一的特征，例如，儒家尚古，主张“法先王”；法家重今，主张改革。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异军突起，吞并六国，统一海内，生动地展示了改革的威力。但是由于在生产力落后的背景下，集权体制的威力容易被统治集团滥用，巧取豪夺造成民不聊生，秦朝在统一海内后不久就土崩瓦解，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觉需要用一套僵化的意识形态对集权体制进行规范，于是“独尊儒术”就应运而生了。自此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呈现“一枝独秀”的特征，不再有对立统一，使中国文化变成了一个尊古的文化，一个讲究秩序的文化，一个逆来顺受、默认现实的文化，对任何变革都深恶痛绝。改革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浸透着辛酸和血泪的沉重。商鞅、王莽、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皇帝都是改革者，他们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原始创新”，有利于增强国力或实现一种社会理想，但是由于改革的利益攸关方博弈的不均衡，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或被五马分尸、或被挫骨扬灰、或被口诛笔伐。所以，中国人都应该由衷地感激邓小平同志把中国带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无畏的勇气、高超的驾驭艺术，以及构建一个可持续格局的远见卓识。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初步成功，并且在争议和交锋中保持向前的势头，最关键的原因是改革奉行了帕累托原则，即改革总体上使全体人民在经济上受益，没有人因为改革在经济上受损，只是有人受益多一些，有人受益少一些。

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转型和创新的过程。转型和创新的基础，就是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在吸收学习的过程中，有多少人能够说自己不是“盲人摸象”中的盲人呢？搞科学技术的人说“西方国家就是技术先进”，搞经济研究的人说“西方国家就是市场经济”，搞公司治理的人说“西方国家就是股份制”，研究制度比较的人说“西方国家就是制度先进”，搞产业发展的人说“西方国家就是高科技产业”，搞转型的人说“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占70%以上，我们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出现这种“盲人摸象”式的学习方式还可以理解的话，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今天，再不把学习对象进行整体的审视，对发展和创新的规律进行整体把握，不对基本战略战术进行顶层设计，就是有负于时代的重托。

再看日本，一个与中国基本同时代被迫对外开放的国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走上了一条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道路，取得了不逊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发展成就。日本在二战历经毁灭性打击以后又在20年内实现复兴，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尽管“军国主义”伴随明治维新而沉渣泛起，但我们应该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其创新、发展和转型的经验进行考察和学习，值得借鉴的是其整体思维和顶层设计。尽管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仇恨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只有通过后代人的努力，在创新、发展和转型上实现对日本的超越，才是真正对祖宗负责的态度，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日本不少人奉行“弱肉强食”，鄙视弱者，崇拜强者。它曾经对中国的唐朝顶礼膜拜，现在又对美国顶礼膜拜。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日本就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只有当中国的创新、发展和转型达到让日本人崇敬的水平时，才能够算得上成功，这是衡量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转型是否大功告成的一个直观标准。

有一则夜郎自大^[3]的寓言说:

秦汉时代，我国西南地区居住着许多部落。汉初，由于朝廷忙着平定内乱和对付北方匈奴的侵犯，没有余力顾及遥远的西南地区，而西南的这些部落也从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西南地区的这些部落都很小，他们散住在山中、林间。其中有一支名为“夜郎”的部落，就算是很大的了。夜郎部落有个首领名叫多同。在他眼里，夜郎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了。一天，他骑马带着随从出外巡游，他们来到一片平坦的土地上，多同扬鞭指着前方说:“你们看！这一望无边的疆土，都是我的，有哪一国能比它大呢？”跟随一旁的仆从连忙献媚说:“大王您说的很对，天下还有哪一国比夜郎更大呢！”多同心里沾沾自喜。他们又来到一大片高山前，多同仰起头，看着巍峨的高山说:“天下还找得到比这更高的山吗？”随从连忙应和说:“当然找不到，天下哪有比夜郎的山更高的山呢！”后来，他们来到一条江边，多同跳下马来，指着滔滔江水说:“你们看，这条江又宽又长，这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河了。”随从们没有一个不同意的，都齐声说:“那是肯定的。我们夜郎是天下最大的国家。”这次出游以后，夜郎国的人更加自大起来。

汉武帝时候，武帝派使者出使印度，经过夜郎国。夜郎的首领多同从没去过中原，根本不知道中原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派人将汉朝使者请进部落帐中。多同问汉朝使者说:“汉和夜郎相比，哪个大些？”汉使者听了多同的问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回答说:“夜郎和汉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汉朝的州郡就有好几十个，而夜郎的全部地盘还抵不上汉朝一个郡的地盘。你看，哪一个大呢？”多同一听，不禁目瞪口呆，满脸羞愧。

夜郎自大这个寓言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没有超过盲人摸象对中国人的影响。许多中国人在演讲时、在应付考试时，都能够正确地对待和克服夜郎自大的问题。然而，在思维模式中，在生活中处理具体问题时，却往往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抛之脑后，而陷入夜郎自大的泥潭。

清朝的乾隆皇帝所患的就是极度的自大症，是一个典型的“夜郎”。他因为具有对辖区内人民的绝对控制权，其思维就依照历史的惯性，沉醉在“天下共主”的迷幻之中。对于英国马戈尔尼使团带来的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的礼物，如地球仪、钟表、火器等，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兴趣，甚至连听取详细介绍的兴趣都没有。笔者曾经拜访历史小说家二月河，他对自己创作的关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著作有自己的解释。尽管这些著作得到众多读者的交口称赞，但二月河仍将其归纳为“晚霞三部曲”，晚霞固然瑰丽，但它是黑暗的前奏。“晚霞”二字，透出了二月河作为历史学家的清醒。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一“昌”一“亡”，背后的机制是进步的力量和落后的力量之间的博弈。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以地域大小来决定实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原形的“夜郎”已经很少了。在当今的中国，“夜郎”的主要形态已经转化为对自身实力的“自恋”和对他人实力的漠视，以及对“硬实力”的膜拜和对“软实力”的无知。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硬实力和软实力并驾齐驱的时代，像成吉思汗那样靠金戈铁马的硬实力征服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靠高楼大厦、商品横流已经不足以显示发展成就了，只有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衡发展，才是时代的潮流。对中国人来说，素质中的“硬”、“软”失衡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具备财富、权力、资源等硬实力的人一般都不具备软实力，具备文化、规则、见识等软实力的人一般都不具备硬实力。而且具备硬实力的人对软实力往往视而不见。素质中的硬软失调是一种病症，类似于人体症候中的阴阳失调，假如这个失调不能得到有效的纠正，任何补药的功效都会大打折扣。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和平与发展就是歌舞升平，就是风花雪月，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其实，这是片面的观点。和平与发展，在本质上就是在和平的环境中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博弈。竞争和博弈有合作的一面，当弱势一方甘于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价值链上下游配合时，合作的成分更多一些。竞争与博弈的本质是没有硝烟的战争，特别是弱势一方试图抢占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位置时，将触及强势一方的核心利益，博弈双方的关系将会发生变化，贸易争端、知识产权争端将会多发。和平的竞争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在国际规则下的竞争力，竞争力的提升是对新时代中国人的持续考验。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和国内的社会秩序，是相关方面竞争实力的反映。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初步显现，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这的确是值得歌颂的发展成就。然而，如果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仅因为总量的跃进就沾沾自喜，以为“就数中国人有钱”，这就是一种“夜郎自大”的思维倾向。

我国的发展方式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层次比较低，造成产业的附加值比较低。不用看统计数据，从出国旅行的直观感觉就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出口的商品都是赚的辛苦钱，这些商品很多都摆不上国外商场的货架，其利润率很低，人民币汇率的微小变化就可以吞噬企业的利润。而跨出国门的中国人所购买的，基本都是国外品牌的消费品，其利润率和中国商品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二是人民的幸福指数与经济发展成就的关联度不高。笔者看到一份盖洛普的调查数据^[4]显示，2010年，中国人民幸福指数平均得分4.7，基本与1999年持平，低于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与新加坡的6.5、日本和韩国6.1相差甚远。如图1-1所示，尽管12年来，中国的GDP的增长很大，但人民的幸福指数基本原地踏步。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德国、日本在发展的黄金年代，社会上都有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充满乐观的情绪，催人奋进。反观中国，在GDP快速增长的年代，在社会上很难看到类似的朝气，反而社会矛盾相当突出，公共安全和食品安全的事故频发。三是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如环境污染，资源过度使用，等等。

图1-1　中国人怎么评价现在的生活

我们可以感到庆幸的是，新时代的中央高层领导是十分清醒的，对中国的GDP排名比较低调，而强调在“十二五”期间要推动创新和转型。创新和转型需要有这样的社会共识:发展，在国内是地区之间的博弈，而地区之间的博弈实际上就是各地区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各企业之间的博弈实际上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素质的博弈；在国际上是国家之间的博弈，而国家之间的博弈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的博弈，而企业之间的博弈归根到底则是企业家素质之间的博弈。因此，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最终取决于企业家的素质，而政府官员的素质和公众的素质则是企业家素质的土壤。

笔者深知对中国人谈素质不足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然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创新和转型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素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技能、眼界、思维、伦理操守和进取心等五个层面，弥补这五个层面中的“短板”是实现创新和转型所不能绕开的任务。新时代的中国人，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要正视不足、承认不足、弥补不足，最终实现超越，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在素质博弈中奉行“鸵鸟思维”，拒不承认自己素质的差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弥补素质差异，就是当今时代的“夜郎”，将会受到时代潮流的抛弃。

还有一个“买椟还珠”的寓言^[5]说:

一个楚国人，他有一颗漂亮的珍珠，他打算把这颗珍珠卖出去。为了卖个好价钱，他便动脑筋要将珍珠好好包装一下，他觉得有了高贵的包装，那么珍珠的“身份”就自然会高起来。

这个楚国人找来名贵的木兰，又请来手艺高超的匠人，为珍珠做了一个盒子（即椟），用桂椒香料把盒子熏得香气扑鼻。然后，用翠鸟的羽毛在盒子的外面精雕细刻了许多好看的花纹，还镶上漂亮的金属花边，看上去，闪闪发亮，实在是一件精致美观的工艺品。

这样，楚人将珍珠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拿到市场上去卖。到市场上不久，很多人都围上来欣赏楚人的盒子。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爱不释手，终于出高价将楚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人交过钱后，便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过了几天回来了。楚人以为郑人后悔了要退货，没等楚人想完，郑人已走到楚人跟前。只见郑人将珍珠交给楚人说:“先生，我想买的只是盒子，您将一颗珍珠放在盒子里了，我特意回来还珠子的。”于是郑人将珍珠交给了楚人，一边往回走去。

楚人拿着被退回的珍珠，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他原本以为别人会欣赏他的珍珠，可是没想到顾客对精美的外包装的欣赏超过了珍珠，令楚人哭笑不得。

和“盲人摸象”、“夜郎自大”对中国人的影响程度一样，“买椟还珠”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及表不及里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3年，其间通过举国努力造就了一种发展的动力机制，就是基于“招商引资”模式的“硬机制”。“招商引资”模式经过深圳经济特区的艰难创造、并经过上海浦东新区的发扬光大以后，现在已经被全体中国人接受，并被中国所有的地区复制，招商引资机制是中国发展成就的基本动力。这样一个模式在国人中形成了共识，并伴随着不断深化和加强的内在动力。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被国人接受并形成共识的东西是不多的，除了“儒术”和“耕读”的传统以外，几乎找不到另外一个东西能够和当代的“招商引资”在国人心目中形成的共识相媲美。

中国人之所以广泛地接受了招商引资的模式，除了因为这个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可以操作性的、短期可以见到效果的动力机制以外，还和这个机制是围绕“硬资源”运行的特性有关。“硬资源”包括土地、资金、产品、政策等等，“硬资源”为招商引资服务，在本质上就是以政府为服务员、以公众为观众、以招引对象为演员、以土地为舞台的一场大戏。招商引资为动力的产业发展和相伴随的城市化运动，是以土地为核心的“硬资源”来创造财富的发展轨迹，因此招商引资机制下的财富创造过程可以归结为“土地增值效应”。“土地增值效应”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中国人崇拜“硬资源”和“硬实力”的传统有直接关系。

时代的发展已经到了“软实力”的重要性超过“硬实力”的重要性的阶段。西方国家的公司，对“硬资源”的依赖程度比中国的公司明显要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就是注重运用技术创新、商务模式创新和运营管理创新等手段，在市场竞争中创造财富。这种创造财富的手段，笔者称之为“智慧增值效应”。与之相应的社会基础是，社会成员对“软实力”和“软资产”的重要性的认识，远远超过我们对“软实力”和“软资产”重要性的认识。美国前500强公司中有超过80%的资产形态是无形资产，这和中国公司的资产形态有极大的不同。欧美社会公众把知识产权作为财产权，对其尊重的程度比有形资产有过之而无不及。尊重“软资源”和“软资产”，既是法律义务，也是思想意识，更是社会伦理。只有具备尊重“软资产”的社会中，创新才能成为创造财富的手段和发展的基本动力。

如果把“硬资产”比作“椟”，“软资产”就是“珠”。创新和转型，其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单一的“土地增值效应”基础之上，构建以“智慧增值效应”作为动力的财富创造体系，使得在中短期内形成“土地增值效应”和“智慧增值效应”并驾齐驱来创造财富的局面，进而在中长期内以“智慧增值效应”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我们就可以说创新和转型的目标就基本达到。在这个过程中，国人的眼界和思维从重“硬”轻“软”到“硬软”并重的转变，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推动和引导这个转变，是财富创造和国家发展过程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也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