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跌宕·弹指而落的光阴

在塞纳河上乘船漫游，一种不同于中国和英国的迥异气息在空气中飘散。都市的气息始终在云端里笼罩，偶尔有风吹过，便飘飘洒洒地散落一地，哪怕已经触及脸颊，却怎么抓也抓不住。这是巴黎独有的味道，没有谁不会为这样的气息着迷，哪怕仅仅身为过客。

1936年，钱钟书与杨绛第一次来到巴黎时，便在好友推荐下，办理了巴黎大学法国文学院的入学手续，此后一年，虽然两个人身在牛津，却早已成了巴黎大学的学生。

法国的太阳似乎比英国的太阳勤快一些，几乎每个清晨，都能看到太阳准时露出笑脸，风和日丽的天气洒满明媚的阳光，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的心情都很舒畅。钱钟书和杨绛喜欢巴黎，这里有便宜的学费和宽松的学校管理制度，在这里学习生活，感觉不到疲累，更多的是惬意。

钱钟书和杨绛给女儿起了乳名，叫作“圆圆”，刚过百天的小娃儿，便跟着父母乘上了远行的列车。杨绛给圆圆穿了一件宽大的婴儿服，这使圆圆看上去更像一个娃娃般可爱。也许是列车颤动的频率加上母亲温暖的怀抱，让圆圆萌生了浓浓的睡意，熟睡的她，不知道一位英国的乘客已经将她仔细端详了个遍。这位乘客为圆圆做了点评：“a China baby”。杨绛听出了话里的夸奖，虽然表面听起来，这句话是说“一个中国娃娃”，可是换成双关语，便成了“一个瓷娃娃”。圆圆的皮肤像妈妈，既细腻又白皙，可不就是个瓷娃娃吗。这句夸奖，让杨绛也得意极了。

刚刚开始学习照顾孩子的两个人，一下子又要带着孩子远行，难免手忙脚乱起来。杨绛把抱孩子的“重任”揽了下来，只把两只小行李箱让钱钟书提着。巴黎与牛津相隔甚远，下了火车，还要乘船。排队下船时，圆圆为杨绛带来了“特权”。友好的工作人员也许是体谅母亲的不易，让杨绛抱着圆圆优先下船，钱钟书则与其他游客一起排队下船。

杨绛怀中的中国娃娃实在太过可爱，连海关的工作人员也忍不住跑来“欣赏”。大家只顾争相看圆圆，以至于行李一件也没查，一个箱子都没有打开，便统统画上了“通过”的记号。法国人对母亲和婴儿的关爱，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巴黎远比想象中遥远，下了船，还要再坐一次火车，才能到达目的地。他们在巴黎留学的老同学，早已为他们提前租赁好了公寓，离市中心仅有五分钟路程。钱钟书和杨绛一下火车，便有容身之地，实在是一大幸事。

公寓的主人是一位女士，退休之前在邮局工作，人们叫她咖淑夫人。这栋房子是她用退休金购买的，专门用来出租。在这里居住的好处，除了交通便利以外，还提供一日三餐。咖淑夫人烧菜的手艺很不错，价格公道，伙食也非常丰盛，鸡鸭鱼肉样样齐全，每天有十几位房客同桌一起吃饭。只是，似乎从来不赶时间的法国人，上菜的速度很慢，一顿午餐往往要消耗两个小时。对于钱钟书和杨绛来说，空闲的时间不用来看书，便是浪费了。并且，法式的食物荤腥较多，对于喜好清淡的杨绛来说，不太合胃口。于是，已经对厨房驾轻就熟的她，仅仅在咖淑夫人那里包了很短的伙食，又重新投入自己制作中餐餐食的日子，钱钟书负责采购食材，如此一来，便有了空闲的时间读书，何乐而不为。

万物有道，知识无边，学海无涯，好问是帆。在巴黎这片优美的海洋里，钱钟书和杨绛以及女儿这艘三人乘坐的小船，即将扬帆开启求学的航程。

巴黎大学的历史比牛津大学更为悠久，当牛津大学创办时，巴黎大学已经创办了一个世纪。在巴黎大学里，杨绛深刻体会到了法国人的浪漫和英国人的严谨形成的鲜明对比，连法国学校的制度都要比英国自由许多。虽然不用每日报到，但钱钟书和杨绛也从未在学业上有丝毫松懈。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都被钱钟书纳入了阅读范围，没有了牛津大学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两个人就去旧书店淘书，那里的书不仅内容丰富，价格也便宜。钱钟书和杨绛又将“家庭读书比赛”延续了下去，因为功课轻松，书也比从前多读了许多。

上帝说：“不能让你太孤单”，于是把天使赐给我们做朋友。人类与天使不期而遇，或许相识，或许错过，都只在一念之间。相视一笑，莫逆于心，总在世间不期而遇。

钱钟书和杨绛身边的“天使”很多，大多都是从中国到巴黎来留学的学生。朋友中有善于烹饪的，他们便时常受邀去做客享用美食。朋友再介绍朋友，如此，朋友圈便扩大了。在巴黎，喝咖啡是一种时尚，钱钟书和杨绛偶尔也会与朋友聚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或者到中餐馆吃饭。只是，圆圆依然是夫妻二人最大的牵挂，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除了用来读书，就是用来照顾孩子。

孩子是上帝赐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孩子嘴角漾起的微笑，便是人间最美的温馨与幸福。

圆圆已经成长为一个小人儿，再不是刚随父母到巴黎时的那个小婴儿。爷爷为她取名叫作“健汝”，但父母仍喜欢叫她的乳名“圆圆”。还是咿呀学语的小娃儿，似乎已经懂得体谅父母在外求学的不易，她很少哭闹，乖得很。最喜欢的就是坐在小推车里，让爸妈推着出去晒太阳，圆圆把这项活动叫作“外外”，这也是她最早学会说的话。杨绛也曾经动过把圆圆送去幼儿园的念头，可一想到孩子离开父母难免受苦，便舍不得了。当听说幼儿园的吃喝拉撒都有一定的规矩，更是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圆圆成了所有人的宝，连邻居太太都对这个中国来的瓷娃娃情有独钟。也许是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这位太太对小孩子更多了一份喜爱。她常常带圆圆到自己家里玩，圆圆学着邻居太太的样子唱法国歌、说法国话，竟然也学得有模有样。如此，杨绛和钱钟书便有了偶尔一同外出的时间，只要把圆圆交给邻居太太照看就好。

圆圆不认生，和邻居太太相处得很和谐，她曾经建议杨绛夫妻，让她把圆圆带到乡下去养，那里有新鲜的空气和天然的食物，对小孩子很好。他们试探着让圆圆与邻居太太共住一晚，圆圆竟然也能适应，只是钱钟书和杨绛却忍受不了思儿之苦，哪怕只有一晚，也萌生出许多不舍。圆圆的“郊游计划”也只得作罢。

圆圆的成长伴随着书香。书籍为父母开启了异国之门，也为圆圆开辟了成长之路。父母看书，她也有样学样，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大大的一本书摊在面前，好像看得无比仔细。偶尔还用铅笔在书上涂画一番，却从不哭闹。

法国的饭菜把圆圆喂养得无比结实，杨绛和房东太太学做的“出血牛肉”，鲜红的血也能让圆圆吃得很开心。对食物的不忌口，让圆圆胖乎乎的很健康，粉嫩的小手小脚，隐约可以看出骨骼像极了爸爸。女儿是爸爸手中的宝，钱钟书对这个女儿更是无比疼爱。他们只有这一个孩子，因为钱钟书说，如果再有一个孩子，我们更疼他，圆圆岂不是会伤心？这一举动，真是将父爱发挥到了极致。

浪漫之都里的平凡生活，便是人生的真谛。每当将巴黎朦胧清新的空气缓缓吸入身体，一丝甘甜和清爽顿时便让人心旷神怡。远方的客人，总能在巴黎领到最好的礼物，每一座古老的建筑，都成为这里美丽的延续。

巴黎向钱钟书与杨绛毫无保留地展示了自己的坦荡胸襟，并和着她那清爽的气息和灿烂的文化，吟唱着最优美的和弦。巴黎送给他们的礼物便是《围城》，在巴黎遇到的人和事，很多都被钱钟书写进了书中，褚慎明这一人物便是其中之一。杨绛回忆，这位“原型”比褚慎明更加夸张。一次，杨绛与这位“原型”一同乘坐火车，他忽然拿出一张纸，上面列了许多选项：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共有十七八项之多，杨绛一看便知，这是少女选择丈夫的条件。他让杨绛为这些选项排序，杨绛只得小心应付过去。他竟然又问：“她们说钱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杨绛心里明白，自己与他立场不同，便淘气地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一句话说得他半天不言语。这是他们在巴黎时的一位朋友，他曾对杨绛和钱钟书说，自己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这是在巴黎生活的一段插曲，在钱钟书的演绎下，却成了一段让人记忆颇深的小说情节。

巴黎始终披着迷人的轻纱，吸引人们无数次的探究。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里，钱钟书与杨绛体味着欧洲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这是一段重要的人生之旅，这座辉煌的老城，让他们似乎感受到了无尽的生命力。

一柄北斗与一轮明月，始终指引着一个方向——江南，那是一场永远也醒不过来的梦。每当月色把回家的路照亮，湿润的眼眶总是忍不住遥望回家的方向。那里有母亲的臂弯和父亲的怀抱，哪怕离家再远，这一场魂牵梦萦，注定朝思暮想。

杨绛在怀孕时，还一直保持着与家里的通信。母亲在信中说，当心别换错了孩子，父亲又打趣：“当心别换了一个金发碧眼的”。谁料此话竟成绝笔，日本人打进江南，杨绛的家乡也被占领。父亲带着全家人逃难到了上海，通信便也断了。到了法国以后，大姐偶尔写了几封信来，却总不见妈妈的附笔，家人起初还不敢说出实情，很久以后杨绛才得知，母亲已经在逃难时去世了。

在姐姐的讲述中，杨绛才知道，当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时，父亲便带着全家人逃到香山避难。在逃难中，妈妈得了恶性疟疾，战争摧毁了一切，无处求医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父亲打定了主意与母亲同归于尽，坚决不抛下她一人。没过多久，母亲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没有见到四女儿的最后一面，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父亲带着女儿抬着母亲的棺材，在撤退的国军队伍中穿行，炮火中连求得一片坟地都是难事，父亲求人在棺材外面砌了一座小屋，又在棺木、砖头、瓦片等处写满了自己的名字，生怕炮火连天过后，找不回母亲。做完这一切，父亲在荒野上失声痛哭，这边看信的杨绛，眼泪也早已止不住了。

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杨绛曾经提到：“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

如果说父亲是心中的一座山，母亲便是孩子头顶的蓝天。才做了半年妈妈，杨绛却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她心中的天塌了，只有哭泣能宣泄自己的悲情，一哭便没完没了。娘恩未报，成了杨绛此后最大的遗憾。

有了母亲，便有了生命。再多的风雨也会被母爱这一屏障全部抵挡。杨绛自小便以妈妈为榜样，母亲是个贤惠的女子，哪怕父亲遭受再多的苦难，也绝对不离不弃。父亲逃亡，母亲默默相守；父亲辞官，母亲收拾行囊一路随行；父亲重病，母亲含泪恳求医生“死马当活马医”，挽回了父亲的一条生命。

杨绛始终在效仿母亲的贤惠与谦和，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她与钱钟书夫妻二人的心意相通。母亲的去世更加深了杨绛对父亲的思念，回乡的念头也变得更加迫不及待。

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整个世界的上空，巴黎的一切虽美，却抵不住祖国的召唤。巴黎咖啡馆中的咖啡似乎也失去了原有的香气，所有人的心，都牵挂着千里之外的故土与同胞。钱钟书夫妇与许多在法国的华人一样，时刻关心着国内的动向。日本已经侵占了祖国的土地，有血性的儿女怎能躲在国外偷生？国土的沦丧，让海外求学的游子心情更加沉重悲愤。《救国时报》上的一篇社论，彻底激发了他们回国的决心。这篇题为《我们的主张》的社论中说道：

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全国军事上的总动员；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要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民主自由；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武装民众；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就必须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为抗战军队与政府之后盾；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肃清一切日寇奸细。

丰厚的奖学金也无法挽留住回家的脚步，虽然钱钟书还能获得一年的奖学金，但是他们却早早做好了回家的打算。回国后是否有工作，已经变得并不重要，只要能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赶回去尽一份力，便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回国前夕，钱钟书给自己的好朋友司徒亚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将于九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母亲，我也没有任何指望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但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我准备过些艰苦的日子。”

多少美好被战火埋葬，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人们忘记了享乐与狂欢，于是，曾经热闹的角落，已经不见了人头攒动的影子；曾经悠闲的脚步，也变得匆匆与不安。也许每天都有生命从此定格，人们已无暇顾及眼前的任何景色，只有岁月把它深深地融入记忆，在未来的某一天里，向人们娓娓道来。

战争的火焰在世界各个角落迅速蔓延，回国已经变得不像从前那么容易，单是买船票就变成了一大难事。钱钟书和杨绛托了朋友，才在通船的最后期限里，辗转买到了一家人的回程船票。

出发前夕，钱钟书陆续收到了国内约聘他回国工作的来信，有外交部、英文《天下月刊》、上海西童公学，还有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聘请他担任外文系教授的聘书。对于一般人来说，即使留学归来，也只能先从讲师做起，而钱钟书一回去就能担任教授，还能享受300元的月薪，实属破格录取。钱钟书很开心，决定前往应聘。而杨绛已经默默地将钱钟书的衣物同自己的物品分开整理。她已经打定了暂时分别的决心，她要回上海看爸爸，又觉得不能拖累钱钟书，思来想去，决定让钱钟书在香港下船转道云南，自己则带着圆圆直接回上海。钱钟书理解杨绛对父亲的惦记，虽有诸多不舍，却只能随她心意。

陌上花开，绽放出离人的心怀，皓月皎洁，却不抵即将分离之人的一片愁情。都说夫妻是前世的牵绊，今生的梵音。几经轮回，缘起缘落，所谓最美的相遇，便是找到彼此的灵魂驿站。情到深处，总免不了问一句“我为什么要遇到你”，殊不知，利害关头，“我舍得放开你”才是爱情的真谛。

回程的路途依然辗转，要先乘火车，再改乘邮轮。在1938年8月，钱钟书一家三口，毅然登上了回国的行船。回想三年前第一次坐船，钱钟书和杨绛都晕船晕得厉害，夫妻二人本来还对当时的经历心有余悸，没想到在回程的一次风浪中，竟然被杨绛发现了防止晕船的窍门。当时的船身已经倾斜得非常严重，坐在舱内，一会儿能看见窗外全是水，一会儿又能看见全是天。这说明船身在猛烈地左右摇摆，所有人都晕得厉害。杨绛告诉钱钟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要以船为中心，随着船的摇摆而摇摆。钱钟书听了杨绛的话，随着船的摇摆而摇摆，自己的头与脚之间的垂直线就与船固定成了直角，如此一来，头永远在天上，水永远在脚下，果然感觉不到波动，也就不会晕船了。这个“伟大”的发现，让钱钟书再一次对杨绛感到佩服，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是的，适应环境，而不是与世沉浮，为人之道，正是如此。

出国与回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情。出国时，对一切未知充满了向往；回国时，本应充满对久别故乡的怀念与激动，而在战火连天的特殊时期，却变成了国仇家恨的沉重与悲痛。爱情的结晶圆圆，是旅途中对两个人最大的安慰，却也让杨绛为自己对女儿的照顾不周倍感惭愧。

当初出国时，船上的伙食非常不错，杨绛没有想到，战争直接影响到的便是食物。物资的匮乏与船舱等级的低廉，让一家三口每日只能以土豆为食。上船之前，杨绛只为孩子准备了一点乳制品和辅助食品，可怜的圆圆刚刚断奶才两个月，就只能天天以土豆泥作为主食。原本胖乎乎的惹人疼爱的一个瓷娃娃，在船上半个多月就瘦得可怜。同船的乘客也看圆圆可怜，当船过科伦坡时，一位锡兰的博士邀请钱钟书夫妻二人带着圆圆去他们家吃饭，大人倒无所谓，孩子的确需要补充一些营养，牛奶便成了圆圆此时最好的晚餐。

路途再远，总有到达终点的一天；离愁再苦，也终有分别的一刻。当邮轮在香港的港口靠岸，便是钱钟书暂别杨绛的时刻。他一个人提着行李上岸，杨绛抱着圆圆，在甲板上看着他的身影越走越远。这是两个人结婚三年来的第一次分别，战争为这场分别更涂抹上了悲壮的色彩，杨绛心里很难过，也不放心，但面对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却又无从倾诉。

当战火烧到北平，清华大学便迁往长沙；当长沙开始战乱，便又迁往昆明，与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带着回母校服务的一腔热忱，钱钟书在1938年9月，来到了昆明报道。而杨绛则带着圆圆在上海上岸，钱钟书的弟弟把他们接回家，抗战的岁月，从此正式宣告开始。

婚姻是一场修行，苦痛与快乐总是穿插而来，一场看似简单的分别，却饱含着多少无助地叹息和卑微的无奈。不能终日厮守，两个人的情感似乎空了，一颗心都拴在彼此身上，去了遥远的地方。且行且爱，且行且参禅，想必才能修得最终的圆满。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家乡”曾经是最神圣的字眼，如今却已满目疮痍。有家人的地方便是家，人们在战争中挣扎，悲情在战火中翻卷荡漾，战争形成的漩涡虽偶然恢复平静，却不知何时又突起暗涌。

钱钟书曾经写过《哀望》一诗，充分表达了国破家亡时刻思念亲人的心情：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

孰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

一路劳顿，杨绛终于再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她见到了公公婆婆，钱家一切安好，思父之情便更为迫切。旅途劳顿，更是让杨绛一夜无眠。仅仅在婆家住了一个晚上，她就带着圆圆去见父亲和姐妹。一别经年，当年十三四岁的小妹妹，也长成了大人的模样，她在车站接杨绛回家，杨绛几乎没认出来。血浓于水，连圆圆似乎也懂得身边都是极亲的人，虽然面孔陌生，却并不哭闹。

战争带走了母亲的生命，也带走了父亲曾经英姿飒爽的容颜。父亲见到杨绛和圆圆平安归来，自是欢喜，杨绛看到父亲苍老的面容，却有着说不出的伤心。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眼神也不再有往日的神采。战争让父亲在晚上难以入睡，只得大量服用安眠药，睡眠并无好转，却更让父亲满面倦容。

有人谣传父亲眼睛瞎掉了，杨绛惊讶此话从何而来。原来父亲见到了一位已经做了汉奸的熟人，假装没看见也没打招呼，那人便生气地咒骂，说父亲目中无人，眼睛瞎掉了。在一片混沌中保持自身的清净绝非易事，偶然想起父亲的某位好友许久没来做客，杨绛问父亲原因，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

杨绛此前并不知道，父母与姐妹在战乱中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当一家团聚，才从家人口中了解了曾经的遭遇。当日本侵略者对苏州展开第一次空袭时，大家大宅的杨家便成了飞机轰炸的目标。父亲带着全家人从前院躲到后院，又从后院躲回前院，全家人怕得吃不下饭，却还一同拉肚子。母亲便是此时患上了疟疾，逃到香山之后，没过多久便阖然长逝。

城里的日本鬼子每天都在到处寻找“花姑娘”，杨绛的姐妹为求自保，只得剃光头发，改穿男装。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虽是女子，却极富正义感。她会说日语，见邻居饱受日本人摧残，便不止一次直接找到日本军官，责备他们纵容下属奸淫掳掠。日本人果然将抢得的财物归还，却也由此埋下了对杨荫榆的恨意。

一日，两个日本兵将杨荫榆骗出了家门，走到一座桥上，日本兵就从后面向她开了一枪，紧接着就将她抛入河中。杨荫榆并没有被这一枪打死，日本兵发现她还能游泳，便连发几枪，直到鲜血染红了河水，可恶的日本兵这才扬长而去。

杨绛全部的情感被沉痛与悲愤充斥着，所幸父亲安好，便是最大的安慰。杨绛带着圆圆有时住在公婆家，有时住在父亲家。住处都不宽裕，但能够一家团聚，其他的也就不太重要。即使住在公婆家，杨绛也会每天去探望父亲。父亲非常宠爱圆圆，越是在苦难之中，便越是能体会亲情的珍贵。在父亲眼中，从不分“外孙女”或“内孙女”，也不要孩子们叫自己“外公”，而是称作“公”。遗憾的是，圆圆从没有见过外婆的面。每当遇到危难的事情，父亲却总是庆幸，幸亏母亲不在了，不用再操心或是劳累。谁又知道，这是否是对自己最心酸的安慰。

杨家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购得一块墓地，把杨荫榆与杨绛的母亲一同安葬，下葬的时候，已经回国的杨绛也在场。三姑母的棺材是一具“丑陋”的棺材，没有刨光也没有上漆，仓促间合上的几个木板便收敛了她的遗体，这也像极了三姑母坎坷的一生。

姐妹们再也见不到母亲的模样，只能隔着棺木，幻想抚摸着母亲的脸庞。大家用手绢将棺木仔细擦拭一遍，干净得不见一点灰尘。父亲用心良苦，特意将墓穴倒满石灰，最后用水泥封上。因为石灰不会被人撬走，这是父亲在乱世里，送给母亲最后的安稳。

钱钟书虽身在昆明，一颗心却系在妻女身上牵挂不已。他作了四首七绝诗寄给杨绛，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苦爱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

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阴覆旧房。

他不知道当时苏州的景象，已与记忆中的场景有了天壤之别。

借着安葬母亲的机会，杨绛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苏州，曾经的烟雨江南，如今却已是一片狼藉。曾经大办酒席的酒楼，如今却连吃顿简单的饭菜都已难得。劫后的家，已经不见了当年的模样，杨绛曾经躺在秋千上看院中的果树成熟，樱桃、枇杷、桃子、橙子……母亲还会用橙皮做好吃的果酱。如今，果树早已变作防空洞，秋千也不知去向；曾经连片的花海，也已经枯萎得不成模样；当年游满金鱼的鱼缸，也被落叶和尘土填满；琴桌和细瓷鼓凳早已不见了踪影。这是怎样荒凉的一幅景象。

如果说院中的景象让杨绛伤感，进入屋内，每个角落都隐藏着对母亲的思念。随意翻看一样物品，母亲生前的场景便如电影片段般在眼前一幕一幕地重现，浓浓的悲伤在小小的房间内肆意汹涌，再也无法压抑。曾经被母亲整理得一尘不染的房间，已经满地凌乱。杨绛将每一件东西都回归原位，所幸母亲精心保留的许多物品，还完好地保存在原地。也许是日本人对旧的东西看不上眼，装在旧网篮里的一小篮古瓷器，还平安地躲在母亲的床下；旧箱子里装着的一箱古钱，也没有被掳走。除了家具，家里的陈设几乎所剩无几，连书本也没有幸免。家里的电源已经被切断，每到夜里，一片漆黑，父亲却还庆幸地说，幸亏母亲不在，否则看到这个破败的家，难免伤心。这句话像是安慰家人，更像安慰自己。

等待，是一丛在心底里生长的荆棘；思念，总将独处的人轻易拉进灰暗的漩涡。战争岁月让情感只能留下残缺的痕迹，悲伤早已麻木成灰，风轻轻一吹，便飘落一地尘埃。

杨绛在等待团圆。钱钟书一人在昆明教书，她则带着圆圆在婆家“做媳妇儿”。如果说当年“三日入厨下”只是象征性地把收拾好的鱼入锅，如今却是真正地开始做家务。钱家人口多，住着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除了钱钟书的父母和弟弟妹妹，还住着叔叔一家，房间不够，只能共用，叔叔在客堂里放上一张桌子，权当是教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客堂。还有女佣帮忙做家事，考虑到公公婆婆有人照顾，杨绛便带着圆圆搬出来，与父亲租了一处房子同住，方便照顾父亲。

环境的变化，圆圆这个小人儿也感受得到。首先就是说话，再没有人对她说法语，也没有人说各种各样的外国话，她自己发明的语言也没人听得懂。到了上海，家人都说无锡话，圆圆竟然很快学会了说话。快到一岁时，圆圆也能扶着墙跌跌撞撞地走路，家人给她换上软鞋，没多久，不用扶墙就能自己行走了。在钱家时，如果有人逗她玩耍，她还不高兴，用从邻居太太那里学来的法语“non non”表示不满，或是发出小狗一样的声音。可是在杨家，无论大家怎样爱抚，圆圆全部欣然接受，也从没发出过那样的声音。

虽然钱钟书不在身边，杨绛也从没忘记做媳妇的“本分”。她常常买些东西孝敬婆婆，向家里的长辈请安，也会帮忙做些杂事。她还帮一位富商的女儿补习功课，做家庭教师，全天授课，日子也充实了起来。

充实的工作与亲情的温暖，似乎让杨绛对钱钟书的思念稍有缓解。姐妹们常常到父亲这里聚会，热闹的氛围让一家人更显亲近。母亲的离去是全家人心头永久的伤痛，每当一家人齐聚一堂时，却刻意不在父亲面前提到母亲。

照顾父亲，成了姐妹几个共同的责任。无论是上街购物，还是在家理发，父亲的身边总有女儿们陪伴着。都说照顾老人就像照顾小孩，大家买来各种精致的糖果和小吃，装在许多瓶瓶罐罐里，摆满父亲的床头。一旦哪个罐子空了，姐妹们总是悄悄填满。大家以为自己的行为隐蔽，父亲绝不会察觉，可是当父亲去世以后，从父亲留下的日记中看到，每一次有人探望，悄悄留下什么东西，父亲都有详细的记载。你不说，我不问，便是世间最好的默契，女儿记得父亲的爱，父亲也把女儿的好，写在纸上，记在心头。

苦难也能谱写出欢乐的诗歌。当乱世沧桑改变了世界的模样，平淡安好，也能带来莫大的安慰。

孤岛似一座浮萍，太多的情绪只能与茫然相对。哪怕卸下所有，也躲不掉孤独和寂寞的跟随。

1937年的上海，便是一座“孤岛”，日本侵略，国民党撤退，周边的城市设立了重重关卡，戒备森严。上海因为有英、美、法等国的租界，从而成为日本人的禁地，但是四面皆被日本人包围，因此，上海便像一座孤岛一样，虽少有侵扰，却孤苦无依。

在“孤岛”上生活的日子是寂寞苦闷的，但是无论多少辛劳憔悴，只要回到家里，一家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便能瞬间烟消云散。

时局越是动荡，杨绛越是需要工作。只是，与日本沾边的工作，哪怕待遇再好，她也绝对不会考虑。多年的教育让杨绛将国仇家恨牢记心头，也让她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苏州振华女校是杨绛的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听说杨绛回来了，便登门拜访，希望她能与自己一同为振兴中华效力。

日本人占领了苏州，也想占领振华女校。王季玉先生坚决拒绝，并与同事们一起开始转移振华女校的资产，珍藏的图书和贵重的教学仪器被隐藏到了太湖之滨的东山农家中，一部分师生随之迁往，在那里继续办学，当战火继续蔓延，东山的学校也被迫停办。

王季玉先生也是留过学的，曾经在美国马赛诸塞州的蒙特豪里尤克学院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又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来的她，在母亲创办的振华女校教书育人，后来又担任校长。学校的师资和经费，都是经过她的努力争取而来，在社会活动中募捐到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办学。也正是有了她的努力，振华才从小学变为了中小学兼具的女子学校，学校在战争中被迫停办，是王季玉校长最遗憾的事情。重办振华，也成了她每日奔走的主要使命。

时间总是不知不觉的在人们身上增添许多东西，比如皱纹和白发。

两鬓斑白、面容枯瘦的王季玉先生，让杨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从前那位英姿勃勃的女士，她老了，老得连听人说话也需要扩音器的帮忙。王季玉先生告诉杨绛，自己是来求她帮忙的，杨绛却急忙谦虚，自己哪会帮什么忙？看出杨绛似乎有些退却，王季玉先生湿润了眼眶，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嘴里忍不住叹气，她感叹自己为了振华付出奔走，到处求校友帮忙，却难得援手。杨绛本是担心做不好，并非推辞，见到王季玉先生如此伤心，连忙答应：“只要我能做的事，我一定做。”

听到这里，王季玉先生转悲为喜，却又不说具体让杨绛帮忙做什么，只说答应就好，明天详谈，留下地址，便匆忙告辞了。

杨绛并不知道，王季玉先生早已看中她作为振华女校的校长候选人。战火在全国范围内熊熊燃烧，只有在上海能偷得一片清静之地。租界是重新办校的首选，王季玉先生不方便露面，校董们也同意她的想法，由杨绛来担任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校长。

按照王季玉先生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杨绛准时来到了她的住处。她以为会有许多熟人在场，没想到依然只有王季玉先生一人。一听说是要去见校董，杨绛又有些退缩，王季玉先生摆出条条理由，让杨绛拒绝不得。其实，杨绛做校长，也是替振华充充门面，真正的校长，还是王季玉先生自己。

父亲的经历告诉杨绛，做什么也别做官。可如今这个校长的头衔，怎么也推不掉，自己又没有信心做好。父亲再一次成了杨绛的指路明灯，他做过振华的校董，也了解王季玉校长的为人，父亲认为“此事做得”。而公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认为女人不需要外出谋事，只需在家做好家务即可。杨绛最终接受了“校长”一职的任命。

筹办学校的琐事很多，教师、教室都是首要考虑的事情。杨绛每天在外奔波，虽然没有工资，却依然尽心尽力。赫德路振粹小学的校舍，成了办学地点的最终选择，两所学校合用，各上半天课。振粹小学的校长也是一位年轻的女士，不仅低价出租校址，还免费提供一位事务主任的住处。

人说笨鸟先飞，杨绛不笨，只是缺少飞翔的经验。王季玉先生手把手地教她处理学校事物，从招生人数到招生费用，甚至教职员的薪水，都要杨绛一一把关。杨绛把需要办的事情都记在本子上，一件一件处理，王季玉先生多年的办学心得，也毫无保留地倾囊传授。教课、管理与威信，都经过了王季玉先生的一一指点，当振华女校的美金存折和钤记印章交到杨绛手中，她这名校长便正式宣告走马上任了。

王季玉先生相信，杨绛这只刚学会飞翔的小鸟，只有脱离了保护的翅膀，才能真正地展翅翱翔。她告诉杨绛，如果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来信商量。又叮嘱道，一些重要的职务，需要靠得住的人才可以担任，学校经费紧张，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叮嘱完这些，王季玉先生当天便离开了上海。

当打定主意去做一件事情时，人们便开始对成功的日子翘首企盼，越是渴望，便越是觉得成功的脚步有些迟缓，所幸它依然在前行，就在不断迈动的两足之间。

经过了整整一年的筹备，振华分校在1939年的秋天终于正式开学。在上海租界避难的振华学校曾经的学生，又重新回到了校园，除了原有的教职员工，父亲也为杨绛推荐了一些优秀的教师，钱钟书虽身在外地，却也对杨绛的“事业”心存挂念。他为杨绛推荐了两名英文教师，杨绛自己也把高三的英语教学接管了过来。

杨绛不是笨鸟，反而聪明得很。王季玉先生稍加指点，杨绛便悟出诀窍。半年下来，竟然也有条不紊地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杨绛就是这样，认定了一件该做的事情，就把全身心都投入进去。既是校长，又是老师，还没有放弃家庭教师的工作，这样一来，她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自从投身于教育办学事业，杨绛自觉对女儿有了许多亏欠。她似乎整日都在工作，陪女儿的时间少之又少。圆圆出过一次疹子，又得了一次痢疾，杨绛抽身照顾护理，请儿科专家医治，圆圆总算病愈，可杨绛连陪孩子玩耍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

圆圆的小表姐阿寿，成了她最好的玩伴。每天，两个小娃儿面对面坐在小桌子前，小表姐读书，圆圆就在旁边跟着学习，两岁半的时候，圆圆就已经跟着小表姐学完了上下两册的《看图识字》。杨绛也买了一套《看图识字》给圆圆，她遗传了父母的聪明劲儿，书里的字可以一次不差地认出来，只是每天坐在小表姐对面，书是倒着看的，圆圆只有把书倒着拿，才能认字。

这么聪明的孩子，不好好培养实在是可惜。杨绛的姐姐决定亲自教圆圆正式识字。圆圆太过聪明，教过的字只一遍就能全部熟记于心。每当认得一个字，还能联想出曾经在哪里见过这个字，这也让杨父想起，小时候教大女儿识字，二女儿在旁边竟然也都认得，于是他说：“过目不忘是有的。”一次看见一个“朋”字，圆圆对妈妈说：“这两个‘月’在亲热呢！”不到三岁的年纪便懂得拆字，让杨绛忍不住为女儿作诗一首：

颖悟如娘创似翁，正来朋字竟能通。

方知左氏夸娇女，不数刘家有丑童。

她在夸女儿聪明，容貌又好，遗传了父母的优点。

圆圆认了好多字，也开始学着妈妈的样子看书。杨绛没有想到，这么个小孩竟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物。一次，圆圆正在翻看一本带图画的《苦儿流浪记》，刚看了个开头，就被书中的情节感染得大哭，怎么都止不住。杨绛赶忙劝说，这只是个故事，可是圆圆依然还是哭，杨绛只得把书藏了起来，不让圆圆看到。

圆圆爱妈妈，想黏着妈妈，却也懂道理。她知道妈妈要给学生批改作业，每次杨绛摊开作业本，她就乖乖走开。有时想妈妈想得极了，就用两个小拳头去捶打作业本，眼角挂着两滴眼泪，默默地流。圆圆总是能听懂大人讲的道理，有一次吃坏了肚子，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小孩子见到好吃的很难控制住自己，可只要妈妈说哪个不能吃，圆圆就乖乖的不再要。哪怕是从来没见过的新鲜食物，也从不吵闹着要吃，只是乖乖地扯着妈妈的衣角，眼巴巴地看着，小泪珠挂在眼角，就是不流下来，杨绛看得心都要化了。

不只杨绛疼爱圆圆，外公也把她视为珍宝。自己的孩子们都没有一人与之同床睡过，只有圆圆这个外孙女，圆圆让杨荫杭每晚都要搂着睡。杨绛的母亲生前给他缝制过一个耳枕，是一个中间有窟窿的枕头，可以把耳朵放在里面，母亲去世后，父亲更加珍爱这个耳枕，自己平时都舍不得用，唯独舍得给圆圆枕。

圆圆知道外公疼自己，也依赖外公。当在海外留学的舅舅回国以后，为了给舅舅一个宽敞的环境，杨绛主动提出带着圆圆搬出去的想法。杨绛告诉圆圆：“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小小的人儿竟然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大大的眼睛噙满了眼泪，浸湿了外公的衣裤，惹得外公也跟着哭了起来。

每一段唯美的句子，都蕴含着幸福到忧伤的旋律；一段充实到忙碌的日子，掩盖了温柔的时光。在纷乱的岁月里，仿佛只要伸手轻轻触碰，忧伤的音符便止不住地回响；当一滴眼泪悄然滑落于眼眶，才发现思念的情绪早已成了一把锁，锁住了一段情，和一段幸福时光。

一段相聚的路，也许是不愿抹去的情愫，相聚虽短，路程不长，却是眼中最美的风景。只要一个侧目，便能看到彼此的面容，真实而又温暖，空气里流淌着的，都是淡淡的喜悦和不露痕迹的满足。

钱钟书回来了，只是短暂的团聚。1938年秋，钱钟书已到西南联大报到了。由于新学期还未开学，他便利用空档时间回到上海，看看妻儿和父母。这是一次来去匆匆的旅行，只相聚了四五天，对于至亲至爱的人来说，依依不舍的心绪便更是强烈。相处虽短，钱钟书却能理解杨绛办学的苦处。知人易，知心难。所谓知音，必是知心之人。钱钟书支持杨绛工作，他懂得杨绛的才华，了解她工作的价值，相信她一定能够有所作为，如果不干一番事业，的确是可惜了。但是，作为挚爱之人，他又担心杨绛会过于劳累。

四五天的光阴转瞬即逝，好像还没来得及相处，便已再次面对分离。到了钱钟书动身重返昆明的日子，杨绛天不亮便起身送他出门。天上还挂着一弯残月，好像依依不舍地不愿退离天际，这也像极了杨绛当时的心情。虽难舍难离，也要放手由他去，耐得住相守，也经受得住分离，这才是爱情的真正意义。

钱钟书走后，杨绛又将一颗心扑在了办学上，与王季玉先生约定的半年时间一到，杨绛便写好了辞职信，寄到了王季玉先生所在的东山。接到辞职信的王先生，火速赶到了上海，她对杨绛说：“你又小囡脾气了！社会上做事，哪有做半年就歇手的，至少做一年呀！”好说歹说，杨绛只得将这个自认为“狗耕田，牛守夜”的差事再做半年。又过半年以后，杨绛把学校的一切事宜安排妥当，再一次提出辞呈，只等顺利交接，可王季玉先生再一次赶到了上海，非要杨绛给出一个辞职的理由。杨绛说：“我是学文学的。”王季玉先生马上说：“我是学生物的，太先生要我当校长，我才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专业。”一句话说得杨绛无言以对，本来还想说自己想安心搞创作，也没好意思说出口。只是杨绛执意要辞职，王季玉先生也拗不过，只得同意杨绛召开董事会公开辞职。校董们不希望杨绛离开，纷纷劝说她留下，杨绛思来想去，自己的兴趣是文学和创作，如果一味地妥协下去，自己的人生岂不是要别人来做主了？她下定决心，写信给王季玉先生，声明自己要离开上海，并推荐了继任校长的合适人选。

杨绛顺利地辞了职。1940年，王季玉先生再一次来找她时，她才知道，当时王季玉先生病了，右肋疼痛，还吐血，手臂也抬不起来了。杨绛本以为王季玉先生是装病挽留自己，知道真相后，满心惭愧。王季玉先生说，在教育局的档案上，杨绛依然是振华的校长，学生的成绩单和毕业证书都需要她的图章，杨绛爽快地把图章借给王季玉先生，两人就此别过。

没有了学校事物的劳顿，杨绛终于可以潜心创作。她后来创作的短篇小说《事业》，便是以王季玉先生为原型。杨绛认为，在振华做校长的经历，增加了人生经验和智慧，只是，做领导和做群众，中间永远有着一条间隔。她始终认为自己不是行政人才，做校长的经历，也是自己人生中最苦恼的经历，她不喜欢专权做事，只希望自己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回忆当年，杨绛说道：“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

战争的硝烟依然在上海的上空尽情肆虐，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从此打响，上海租界再也不是日本人的禁地，“孤岛”也宣告沦陷，振华分校不得不再次停办。王季玉先生断然拒绝了的聘请，坚决不出任日寇学校的校长，振华的全体教职员也全部拒聘，如此民族气节，实属罕见。

王季玉先生并非无心办校，只是不想为敌人效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当天，王季玉先生便立刻奔赴上海，当即召集董事会和教职员，商量重新办校事宜。仅仅两个月，振华就在大家的一致努力下复校了。在杨绛眼中，王季玉先生既是严师，又是慈母，她终生未婚，以校为家，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嫁给了振华”。杨绛与振华的缘分很深，自幼在这里上学，回国后又做过校长，这是一段不可多得的经历。她敬佩王季玉先生，敬佩她为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也感谢她曾经给过自己无微不至的帮助和细心的指点。每当想起为振华效力的日子，杨绛便会更加思念这位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的导师。

人生好似一场旅行，有人相伴走过一段路，合唱过一首歌，流泪、伤感、幸福，都是醉人的模样。不能每日相守，便是分开旅行，各自收集沿途的风景，当重逢之日，将一切美好一一分享，如数家珍，那幸福再小，也有着超然的能量。

杨绛在上海做校长，钱钟书在昆明做教授。上海是一座灯红酒绿的时尚都市，昆明则是古朴韵味的高原小城。那里的天好像蓝得无边无际，近得仿佛伸手即可触摸，古城古街上，牌坊和院落错落有致，建筑风格竟然像极了北平。这是一片在战争中难得的清净之地，钱钟书与同事们住在一处小院儿里，房间不大，钱钟书用“屋小如舟”来形容，但有一个独居的房间，却也是一大幸事。

文人们总喜欢做一些风雅的事情，尤其是一群文人住在一个院落里，总是要搞出一些热闹的气氛。他们成立了一个诗社，叫作椒花诗社，定期就会社集一次，在纷乱的局势中偷得一抹清净，也在苦难之中制造一些欢乐。

钱钟书对书本的眷恋已深入骨髓，人们常看到他在上下课的路上，腋下夹着一大摞书，往返在图书馆的必经之路，还回去一批，便又借来一批，如此往复，填满了全部的闲暇时间。学生们喜欢钱钟书的讲课方式，他总是面带微笑，只用英语授课，从不批评学生，也不提问，学生们听课时也感到无比轻松。平淡无奇的课文也被他讲得绘声绘色，好像表演戏剧一样，有人评价他：“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他时常张口而出的妙语，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还有学生说：“钱师本身就是一串警句。”

杨绛曾对朋友戏言，说钱钟书是他眼中最“翩翩”的人，在西南联大，钱钟书留给人们的印象，的确是这样一位“翩翩君子”。他常年西装革履，有时是浅咖啡色，有时是藏青色，颜色不同，却同样表现出对教学职业的尊重。黑边镜框后面的眼睛里，总是带着谦和的笑意，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只是，在这轻松愉快的背后，隐藏着对家人的深深想念。他常说杨绛不仅是自己的妻子，更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两个人当年在牛津对坐读书，形影不离的日子，是一段那么快乐的时光，如今两人天各一方，虽然共同为国家效力，但总觉得有些形单影只。钱钟书把自己的房间取名叫作“冷屋”，想必就是没有杨绛的陪伴，房间也显得冷清了许多吧。

一面是想念，一面是实干。钱钟书没有辜负西南联大对他的破格聘任，他在学习上的用功、在教学上的勤奋、与人相处上的谦和都获得了极佳的口碑，几乎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他的心思也只用在教学上，其余的事情很少过问。他有着鲜明的“美国派头”，做事只讲求实效，虽然率真的言语和嬉笑怒骂的讽刺引起了某些人的反感，但这也正是他的随性率真的个性使然。

与杨绛通信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每隔两三天，两个人就要通上一封信，讲讲自己的近况，倾诉一下相思之情。他曾作过一首《此日忽不乐》的七言诗，将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昼长悄悄夜如何，赠影酬形强自娱，

恨故难量千斛过，言还不尽一书无。

香能引绪烟飘篆，蜡亦煎心泪滴珠，

剩有微波托词赋，最怜鸿断与鱼枯。

岁月把思念的影子，拖成修长而又曲折的色块，千万种思念，在空气中凝固。相聚，是每日追逐的梦，恨不能插上一双翅膀，在蓝天白云间驰过，只为道一声想念。

凡是有阳光照耀的地方，便能盛放出情感的花朵，其中一支，叫作“思念”。当思念蔓延，花朵便开满山谷丘陵，开满发鬓庭院，思绪在连绵的花蕊中飘动，漫漫长路，遥思万里，直到思念之人的面前，方能停住。

在昆明的钱钟书，每一天都饱受思念煎熬。好不容易等到学期结束，他迫不及待地发电报告诉杨绛，自己要回上海探亲。暑假一开始，他便急忙踏上了回家的路。听说钱钟书要回上海过暑假，杨绛的父亲特意为他腾出了一个房间，久别重逢的喜悦充斥在屋子的每个角落，就连才两岁的圆圆，也懂得享受团聚的乐趣。圆圆已经学会说话，她喜欢爸爸，因为爸爸“没大没小”，每天陪着她一同淘气，她开心得不得了。钱钟书也喜欢每天陪着女儿玩耍，还把两个人一同淘气的趣事，写在了诗里。

钱钟书和杨绛的父亲尤其谈得来，两个人都爱好诗文，连日常对话都要引经据典，无论谈论什么，都能开心。每天回钱家向长辈请安，也是钱钟书放假期间的必修功课。当时，钱父已经身在湖南蓝田教书，他给钱钟书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经常生病，想念儿子，希望钱钟书能去蓝田照顾自己。同时，钱父也为他安排好了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的职务，在那里工作一年之后，两个人就可以一同回到上海。

钱钟书接到信后满面愁容，他不愿去，杨绛也知道，钱老先生并非是真需要儿子侍奉，只是想为学校招人而已。钱钟书被清华破格聘为教授非常不容易，轻易辞职，不仅不利于事业的发展，也辜负了清华同仁“共赴国难”的誓言。

沉默和妥协并不代表软弱，有时也是为了对方的幸福和快乐。钱钟书和杨绛并不是从来不吵架，他们在出国的邮轮上曾经发生过一次争吵，不像一般的小夫妻为了生活琐事争吵，他们两个人吵架，竟然是为了一个法语读音。杨绛说钱钟书发“bon”音的时候，口音带着乡音，钱钟书不服气，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杨绛也不服气，一句一句地还了回去。最后请到同船的一位法国夫人评理，最终的结论是杨绛对，钱钟书错了。可是，杨绛虽然赢了这桩“官司”，心里却并不觉得高兴。夫妻之间哪有什么真的对错，真要计较输赢，最终也是两个人都不开心。

两个人觉得吵架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吵来吵去也无法改变对方，索性约定，以后不必一切都强求一致，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也是好的。后来遇到事情，两个人便不谋而合，也全无争执的必要。可是关于钱钟书去蓝田的事情，杨绛却想要争执一下了。

她去请教父亲该怎么办，父亲心里知道钱父的想法不对，却又不便说什么，杨绛顿然领悟，还是让钱钟书自己决定吧。

人生漫漫，变化莫测，也无从捉摸，明天会有怎样的喜怒哀乐，谁也无从知晓。夫妻就像一盘棋，两个人都在用心地经营棋局，赌的却不是输赢，只是今生的一段情。

杨绛懂得钱钟书的左右为难，也体会到钱家人带来的压力。钱钟书的母亲、叔父、弟弟、妹妹，全都主张他应该听从父亲地召唤去蓝田，所有人的难看的脸色告诉她，如果钱钟书不去蓝田，她在钱家恐怕也很难做人了。

杨绛再一次选择了放手，她同情自己的丈夫，真的爱他，就不再勉强他。钱钟书写了一封辞职信，寄给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其实，叶公超是钱钟书最后的指望，如果他不批准辞职，钱钟书就找到了不去蓝田的借口，可以继续留在清华。可是，叶先生也许是生了钱钟书的气，他并没有这么做。后来，叶先生在上海遇见了袁同礼，还对他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人向叶先生问起钱钟书，他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显然，叶先生的确是生气了，他误以为钱钟书离开清华去蓝田当系主任，是因为骄傲，是因为不屑于在自己手下工作。

这中间有许多误会，还有些“悬案”。一封离奇“失踪”的电报，成了叶先生误解钱钟书的导火索。钱钟书刚刚离开上海的时候，杨绛就收到了一封电报，是堂姐夫发来的，问钱钟书为什么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杨绛马上回复，并没有接到任何电报，又赶快把这一消息告诉钱钟书。钱钟书一个多月以后才收到杨绛的来信，他马上回信解释了辞职来到蓝田的原委，一切都是为了多病的父亲，否则是绝对不会离开清华的。

这件事情也成了一件不解之谜，那一封失踪的电报，始终也没有露出过身影。叶先生生钱钟书的气，一切都出于误解，一切也都在情理之中。

分别，也许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眼看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杨绛开始为钱钟书收拾行囊。钱钟书就快过生日了，算算日子，那天应该是还在路上，杨绛说，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

从上海到蓝田的路曲折难行，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更是要辗转而行。钱钟书一行人，先是从上海坐船到宁波，偏赶上日军开始封锁港口，等了许久，船只才可以通过。宁波的景色很美，小船在两侧的高山之间穿行，竟萌生出了许多诗情画意。再坐一段汽车，接着再坐一段人力车，中间还要步行，由于是半夜赶路，又逢大雨，道路上泥泞不堪，大家只得中途休息，找到一家小旅店住宿。待了两天才重新启程，坐了一段汽油船，又坐了一段黄包车，才到达了溪口，接着再改乘汽车到金华，从那里坐火车到福建鹰潭，下火车之后再搭汽车到江西南城转宁都到吉安，简直没有一站是顺利的。到了庐陵时，大家已经囊空如洗，钱花完了，堂堂的大学教授们，竟然穷得只能在街头凑钱买几个烤山芋分着吃，如此惨状，差点连叫花子也不如。到了湘赣交界的界化垄，由一处荒山冷僻的小站乘上公路汽车进入湖南境内，从耒阳到邵阳，最后还要坐轿子才能抵达安化县的蓝田小镇。

这注定是一段艰辛的旅程，不仅辗转，也不能一帆风顺。一会儿是人没到齐，一会儿是行李还没到，一会儿是钱又不够用了，好不容易都凑齐了，车票又买不到，买到了车票，车又坏了。一路上等待的时间比乘车的时间还长，光是在吉安就足足停留了七天。钱不够用了，只能忍饥挨饿。荒村辟地，也没有好的住处，投宿的荒郊野店里面，到处都是跳蚤和臭虫，真是遭了好大的罪。

一路上，别人已经没有了欣赏山水的兴致，只有钱钟书似乎分分秒秒都在争取时间读书。他喜欢看英文字典，同行的人对他大为佩服，钱钟书说：“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有约翰生博士的字典随身相伴，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

钱钟书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到了蓝田，他瘦得近乎只剩下皮包骨头，还没有走马上任，就先病倒了。

痛苦迷惘的时候，常常感叹岁月的无奈和漫长；春风得意快乐之时，又会叹息时光飞逝太快，苦中作乐亦风流，钱钟书把旅途的苦难当成了生活的调味剂，一路上不断地把创作的诗句寄给杨绛，诗中的文字，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懂。杨绛读过之后，总是又难过，又感动。她喜欢钱钟书的诗，尤其喜欢他用拟人化的手法来描写景物，山山水水在钱钟书的笔下无比鲜活，离愁别恨全都赋予山水之中。

那次暑假，钱钟书与女儿玩耍得不亦乐乎，此番别离，他对女儿的想念比此前更胜一筹。白天想念女儿，想得晚上也睡不着觉，勉强睡着，女儿的音容笑貌也一次一次地出现在梦中。他曾经作过一首想念女儿的诗——《宁都再梦圆女》，诗中这样写道：

汝岂解吾觅，梦中能再过。

犹禁出庭户，谁导越山河。

汝祖盼吾切，如吾念汝多。

方疑背母至，惊醒失相诃。

短短几句，父亲离开爱女的无奈跃然纸上，谁看了，都会可怜这位思念女儿的父亲。他也想念杨绛，两个人曾经在上海共度中秋，一同赏月，钱钟书还作了一首《对月同绛》的诗句：“分辉殊喜得窗宽，彻骨凝魂未可干。”明年的中秋，还不知道会不会见到杨绛，想到这里，钱钟书更加觉得伤感：“借谁亭馆相携赏，胜我舟车独对看；一叹夜阑宁秉烛，免因圆缺惹愁欢。”是啊，明年的圆月，还能与杨绛并肩共赏吗？谁又能给出答案？

离愁是一首在心底里吟唱的歌，枝头的明月与零落的星辰都是歌中的唱和。阑珊的夜晚总能带来浅酌无绪的惆怅，辗转难眠，独居一处，只能遣去一轮明月，寄送离别的哀愁。季节的颜色在纷飞的树叶中飘落，天上的一轮圆月，似乎比人还要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