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的“世界”路过

陈思超

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四五岁时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爸刚从武汉念书回杭，而我作为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脑海里只是一片潮声未起的浅滩，留不住什么记忆。在那些破碎的片段中定格的，是许多个的晚上，我和父亲准时坐在家里的小方桌前，守望着门等待我母亲回家的画面。

我不记得我母亲当时是上学习班还是工作加班，总之，晚上九点她一定准时回家。于是，在八点五十五分的时候，我和父亲总是非常认真地开始盯着墙上的挂钟，一秒一秒地等待。周围很静，指针跳动的节奏很清晰，我们从六十秒开始倒数，直到“咯哒”一声，门锁转动。

我会无数次在等待的时候，咿咿呀呀地问父亲：“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父亲则总是微笑着说：“快了，快了。”

我记不清他年轻时的面庞了，也记不清他的脸色或是神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父亲温暖的声音让我充满了安全感，抚平我的害怕与焦急。时间的长度是相对的，幸福的光景永远短暂，而焦虑的时候人们又会说度日如年。现在想来，那些在岁月中凋零的五分钟，究竟是长是短，是悲是欢，连我自己也说不太清。

我只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些和父亲一起等待的时光，竟是我小时候为数不多的和父亲独处的机会。如果把时光再倒回去这许多年，我也许会希望那等待的时间变得长些，然后牢牢地抓住他的手，用力地凝望他，把他还留有青春痕迹的容颜刻在我浅浅的脑海中最深的海底。

上小学后，由于父母是双职工，为了我上学方便，便让我寄住在退休的外婆家。很多时候父母加班，我连周末都未必能回家。最期盼的是过年那会儿，年廿九，父母的单位开始放假，他们会跨过大半个城市，来外婆家接我。

在外婆家吃过小年夜饭，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杠子上固定的藤条编的浅黄色小椅子里，从官巷口一路到朝晖四区。窄窄的中山中路两边的老石库门里都是住家，家家户户饭后都会到路上放烟花，我坐在自行车上，父亲的双臂把着车把手就像是环抱着我，看一路的烟花。

那时烟花的品种真够多的。我记得父亲在我的身后，和我一起像个孩子一样指着那些光与火，如数家珍地说，这是穿天鼠，那是百子炮……看到开心的时候，他更是会把车子停下来，带我到安全的范围内驻足欣赏，然后用手焐热我的脸和耳朵。那时候，冬夜的寒风凌厉而刺骨，可我的小脸却总是热噗噗的。

我会偶尔抬起头看他，问一些他也叫不出名字的烟花品种。

我想不起他的回答了，但能清楚地记得，他低头看我时的眼神，温柔得好像装着星辰与皓月。

“老爸，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总是用胡子扎我的脸？”

长大之后，我会这样打趣地逗他。

每每听到这样的话，父亲都会装作不屑地看我一眼，然后说：“记不得了。”

父女并肩出征“戈八”挑战赛，成为“戈八”的一个美谈（2013.5）

可我从他眼中，读出的是慈爱，和当年一成不变。

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和父母一起住在中山花园的。在我的印象里，父母很少辅导我的功课，只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为了提高我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成绩，父亲每天傍晚都会抽空带着我在中北桥上跑步。遥想当年，他离运动达人的程度还很远，只是骑车在前面领着我，我在后面一路小跑。最开始的时候，我完全跟不上他骑车子的速度，时常岔气，肚子疼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父亲见我这样，就一言不发地从车座上下来，耐心地等待我。等我呼吸顺畅了，他把车子推在手里，在我身前，像一个勇敢的先行者，似跑非跑地踏着他细碎而沉重的脚步。

我就那样跟随着他，沿着正在修建的中河高架桥，穿过一片片低矮的楼群和充满市井气息的寻常巷陌。那个时候，城市的天际线还没有被钢筋水泥建筑群占领，空气清新透亮。我踩着父亲的脚印，沐浴着江南的斜阳草树，慢慢地成长起来。很多年后，我总是梦想能回到那个时候，回到没有高楼，没有手机，没有土豪标签，没有屌丝印记的年代，只是每天傍晚跟父亲在一起，说说笑笑，互相陪伴。

之后，我和父亲便总是聚少离多。我也曾经抱怨过他，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我的关怀不够，对家庭的付出不够，分给我们的时间太少。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终于慢慢理解，父亲的人生是镌刻着强烈时代印记的人生，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浪潮中，他便是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勇士，对奋斗有着旁人难以理解的热情。

直到最近几年，从外界对他的评论中，我才知道这热情的根源，从他孩童时代就已埋下了种子。

父亲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国人民的生活还非常贫苦，家里六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三，是最不被关注的，所有事都只能依靠自己。他倔强和自立的性格，应该是从那时开始萌芽的。

在那青春燃烧的岁月，父亲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支边去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走上了一条屯垦戍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艰苦的生活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年复一年艰难的日子，逐渐侵蚀着人的意志。在似乎看不到前方有任何转机和曙光的东北边疆农场，向往美好生活感受到的却是空洞苍白对一个热血青年来说，显得尤为残酷甚至凄凉。科尔沁草原，虽然有一种特殊的景色，可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都是繁重而又枯燥乏味的田间劳作，还能在心中激起什么涟漪呢？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冰天雪地的北国，终究还是向命运、向困难俯首称臣。

可是，我的父亲却把这些尽数当作了自己的精神财富。在边疆农场无尽的劳作中，他用汗水打磨出自己的坚韧和毅力。那些苦闷年华中的呐喊，那些疯狂岁月中的孤独，都是父亲的曾经沧海。当许多年过去，我静静翻开父亲用大半生写就的简历，我终于能读懂他为什么在将近古稀之年，还没有被年轮的重量缠住双腿。无论是在荒凉的戈壁沙漠，还是在繁华的纽约，无论脚上布满水泡还是伤口，比赛的终点是他唯一需要到达的地方。他一定是觉得，和寒冷的东北边陲相比，这些伤痛太不值得一提。那苦行僧一样的“修道”生活，让他在“文革”结束时反而蜕变得格外乐观和果敢。

当年调回杭州后，他遗憾地感觉到错失了学习的最佳时光。但他没有气馁，在恢复高考后，经过不懈努力考上了武汉地质科技干部管理学院继续深造。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省地矿厅从事管理工作。几年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他不甘寂寞，毅然丢弃铁饭碗开始下海经商，自主创业。只记得从那时候起，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忙碌的工作所占领。越来越频繁的应酬令他的腹部因脂肪堆积而渐渐隆起，这倒也彰显他风生水起的生意。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虽然很多事情都比较粗犷，但效率也非常高。记得后来我因出国需要去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开存款证明，客户经理对我说，20世纪90年代他们第一张承兑汇票，就是父亲教他们如何开的。那时，改革的春风扬起了父亲闯荡的勇气，他虽风尘碌碌，却也春风得意。

父亲虽然先行，却从不独行。他对这个世界承载着无与伦比的使命感，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源源不断地把激情和热量传递给周围的人。

公益在这几年似乎成了时尚，不管是明星、名人还是企业家，无不热衷于此。然而在很多媒体的宣传上，“公益”这个词有些变了味道。似乎“公益”不是为了为己谋利，便是为了被歌功颂德。所有行公益者，都有借着“公益”的名义暗度陈仓之嫌。对于大众媒体的指摘，我无意多做评价，但至少我愿意相信我的眼睛。

父亲自己也是一个执着的公益者。在慈善事业上，他可以说是做到了亲力亲为。每一个公益项目，只要可能，不管是严冬酷暑还是深山老林，他必亲自去到捐助地点。记得有一次，贵州山区冬天寒冷，父亲看到那些学生衣衫单薄打着赤脚，却仍不顾艰苦发愤读书，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对那些学生们说：“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你们要相信，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我知道，这些话是父亲对知识给予他无穷力量的最诚挚的感恩。父亲的公益事业所传递的，是人间任何污秽也掩盖不住的人性之光。

父亲怀揣着感恩之心来回报社会，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心血来潮。记得从我很小开始，每年过年的时候，父亲都会带着我和母亲去看望一些年长的爷爷奶奶。后来才明白，那些长辈是父亲还在地矿局时候的老干部。父亲下海以后，经济状况比较优越，年年都会去看望他们。有时候，也会带着我去上海看望他在武汉上大学时的老校长。我也是从那位老校长袁庭异教授那里才知道，父亲在校时品学兼优，还担任学生会宣传委员，老校长对他的喜爱溢于言表。即便是现在，父亲的复旦大学商学院领导和老师来杭州，他也一定是热情接待，全程陪同。感恩是不能言传只能身教的东西，而对我的身教，则绝对是他一直在做着的事情。

在父亲的熏陶下，陈思超（右一）积极参与慈善和社会公益活动

父亲善于终生学习，不断为自己“充电”。在他年逾花甲之时，义无反顾地去复旦大学攻读EMBA硕士，后又一鼓作气拿下香港城市大学的DBA博士学位。他的勇气、胆略和毅力完全是超乎常人的，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高大上”！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虽然平时父亲对我的教育没有太多的说教，但是他身教重于言教，始终在用自己的言行默默地感染和影响着我。父亲的胸怀，是成大事者的胸怀，他教会我该用怎样的眼光，去分辨和对待这个世界。

我是父亲“世界”中最直接的过路者。那是一条长而弯曲的路，距离他“世界”的中心忽近忽远。但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世界”的丰富多彩；时间越久，色彩便越发浓烈。它充满坚韧、充满“血性”，又充满阳光和善意。只要从父亲的“世界”路过的人，都会被那“世界”或刺眼或温柔的光亮刻下印记，而那些光亮也照进了我人生的某些角落，温暖而悠长。

2016年11月10日，写于洛杉矶

作者简介

陈思超，女，1982年出生，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学士，长江商学院硕士，英国华威大学硕士。现在美国洛杉矶，投资硅谷高科技领域，主攻下一代（科技和人群）泛娱乐和安全，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VR、大数据、企业级应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