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干大事的人，都懂得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李嘉诚作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更是把它当做重中之重来处理。
他身体力行，做到事事以考虑别人为先，做到千金面前不忘义，从而建立了良好的人缘，同时自己也因此受益匪浅。李嘉诚在董事袍金上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李嘉诚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董事局为他开支优厚的董事袍金。但他把所有的袍金归人长实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而且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
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80年代初的年薪。
以80年代中的水平，像长实系这样盈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个公司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便递增到1000万港元上下。
李嘉诚20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万分之一都没拿到。
李嘉诚每年放弃数千万袍金，获得了公司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大家自然也信任长实系股票。甚至李嘉诚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资者莫不步其后尘，纷纷购入。
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
有公众股东帮衬，长实系股票被抬高，长实系市值大增。
李嘉诚欲办大事，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
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价值。
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的年度，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王股份，所得年息就共计有12.4亿港元——尚未计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的年息。
有人说，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唯李嘉诚一类的商界翘楚，才具备经商的智慧。舍利取义，舍小取大，李嘉诚又是其中最最聪明的人。
此外，李嘉诚将长实旗下部分公司私有化的一些做法也充分体现了他见利不忘义的品格。
“私有化”是一个专用名词，是指改变原上市公司的公众性质，使之成为一家私有公司。
根据证券条例的规定，公司上市必须拨出25%以上的股份向公众发售，即使是一家家族性的上市公司，本质上也是公众公司。
公司上市、收购公司以及供股集筹，都被称做“进取”，而将公司私有化，取消其挂牌的上市地位，即是“淡出”。
其实，“淡出”也是一种收购形式，只不过取消挂牌后的私有公司，不能再从社会集资，也不再具有以小搏大、以少控多的优势。
李嘉诚之所以将部分公司实行私有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李嘉诚所控的长实系集团够庞大了，仅就长实、和黄、港灯三家巨型公司的规模而言，已足以获准浩大的集资计划。因此，将部分公司私有化，并不影响长实日后的集资扩张。
第二，私有化以后的公司，将重新变为不受公众股东和证监会制约监督的公司，因而有利于保守商业秘密，也不必再像公众公司那样向公众公布财务经营状况。
要实行私有化，时机选择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骑牛上市，借熊退市是大股东选择的最佳时机。道理谁都懂，要真正掌握好时机，并非那么简单；而要显出大度来，避免小股东的怨恨，则更不容易。而李嘉诚的实行私有化时，却兼顾了这两点，再一次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投资气候转晴股市开始上扬。1985年10月，李嘉诚宣布将国际城市有限公司私有化，出价1.1港元，较市价高出一成，亦较该公司上市时的发售价高出0.1港元。
对于这种价格，小股东自然是大喜过望，纷纷接受收购。李嘉诚这次提出私有化，正在牛市之时，付出了较高的收购代价。如果是赶在两年前或等到两年后的熊市之时，再进行私有化，就能够实现低价收购。
对此，有人认为一贯善于把握时机的李嘉诚看走了眼，没有抓住实行私有化的最有利时机。
其实，以李嘉诚多年的商业经验，运筹帷幄的商业技巧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在股市低潮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用超低的价格收归到自己的手中。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充分考虑到了小股东们的不易。他们资金小,赚得的利润也少，这一次竞争也许一下子就把他们置于死地了。他说，我不是没想过借熊退市，但趁淡市以太低的价钱收购对小股东来说不公平。
所以，李嘉诚实行了他们较为满意的收购价格。李嘉诚的这种千金面前不见利忘义的品格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古人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李嘉诚这种成全他人利益的方法，无疑是得到了人心，所造成的良好影响虽然看不见，但时时处处都可能对他产生良好的作用。许多人自作聪明，将损人利己当成本事，殊不知，懂得照顾别人的利益，才是真正的智慧。
人活在世上不能光顾一己之利。仅把目光停留在个人利益上，而舍不得为别人付出半分半厘的人，最终只能赚得一时小利，而失去长远之大利。如果我们在决定做一件事情之前能想想别人的利益和感受，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道路会因此而越变越宽阔。
李氏箴言：
要做好生意，最重要的不是积累金钱，而是积累人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