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好学

从小就好学

毛泽东同志八岁时开始念书，一直到十三岁才离开那个私塾。当时私塾里所教的经书，对于儿童是枯燥无味到了极点的。那时的教授法，也是大家所知道的：死记背诵，但是书里面说的是什么，先生并不讲，讲也不易讲得清楚，小学生们大都是莫名其妙，有的完全不懂，有的似乎可懂。只有在许多时间之后，理解力发达了才渐渐懂得，懂得了，那是相当有味的。泽东同志直到现在作报告及演说时，常常幽默地引孔子孟子四书五经上的话。那是用新的观点，借旧的辞句和历史事实，来解释新的事物，因为中国人特别是和他同辈，及较长的知识者，都知道那些经典，所以听了觉得特别中肯有趣。再则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历史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小的时候，他就反对读死书，他不喜欢经书，而喜欢中国流行的许多小说：《精忠传》啦，《说唐》啦，《西游记》啦，《封神演义》啦，稍晚就是《水浒》啦，《三国演义》啦，等等。在私塾时他把小说藏在经书底下偷着读，老师走过的时候，就用经书盖住。他虽不喜欢那些经书，但读了就能记得，能背出来，所以有工夫看小说；先生要他背诵经书他就背，因此虽偶然知道他在看那些杂书，也没有办法责备他。小说里的故事人物，泽东同志都记得非常熟，小时便常向别人讲述，和大家谈论。后来那些读物，对他的影响也很大。直到现在，毛泽东同志时常引中外文艺作品里和历史中的某些故事人物，来说明新的问题，使听者更加了解，更加体会得深刻。同时他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底观点与方法，来分析各种文艺作品与作家，非常精辟，为许多专门的文艺理论批评者所不及，这也可见他是如何的博而深！是呀，毛泽东同志是提倡“中外古今化的”⁽⁴⁾。

十三岁的那一年，泽东同志走出了私塾，整天在田地里工作，夜晚则帮助他父亲记账，这样当然很忙，也当然疲倦。但他还是继续读书！在夜晚记账后，读所有可能找到的书。他父亲不高兴：一来，儿子读的不是经史；再则要节省灯油呀。泽东同志就用蓝布被单子盖住窗户，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在这间非常简陋的屋子（楼房——披厦）里，在豆子大的桐油或菜油灯光下面，他读了他所能找到的许多书。

有一次他找到了一册《盛世危言》——那是当时的一些有心人士，认为中国这样贫弱，是由于科学不如西洋发达。他们提倡“格物”，就是说，要研究物理学（但用经书《大学》上“格物致知”这个古典术语），中国要修铁路轮船……要设电报电话……这是当时所谓“学策论”或“时务文章”一类的书，泽东同志很喜欢它，比四书五经现实得多。由于这一部书引起泽东同志再前进求学的志愿，于是他离开了家庭，到一个学新学的（法政学生）家里读了半年书⁽⁵⁾。又从一位老学者（毛家唯一的秀才毛麓钟）读了些史经子集，也读了些时务文章和一些新书。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泽东同志在野外放牛。他让牛吃草，自己却在大树阴下的草地上，悠闲地看书。他看得那样入神，忘记了一切。牛自由地走进了别人家的菜园，把青菜吃了一大半，泽东同志还不知道。等邻人发觉后，闹了一场大乱子。

毛泽东同志从小就是这样好学，这样喜欢读书的。他从小就体会了“开卷有益”这句古话，那时所能找到的书，也都读遍了。他的求知欲一向是很强的。读过了的书都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筋里，一直到现在他都记得，因此和人谈话时常是“引经据典”的。他从小就有很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分析力。一直到现在，他这种读书报的习惯是没有改变的，真有“手不释卷”之概。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环境，都是如此。就是在井冈山上的时候，他在处理军政事务之外，总是读书。几乎没有看见过他出来散散步、玩玩的。许多和他在一道工作多年的同志们都异口同声这样钦敬地说：

——毛主席是一个好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