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沽名钓誉

公孙弘沽名钓誉

既然每个人的说话行事多少都带有自我表现的性质,那么在生活中免不了有表演失手的时候,如何应付这种意外情况,很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管理自我形象”的能力。古时的一则关于卖锅人的笑话对人很有启发。

卖锅者必以锅底掷地作声,以明无损。一人偶掷地而破,谓人曰:“如此等锅就不卖与你了。”(《笑府选》)

卖锅人掷锅是为了表现锅好,也是他自我表现的一部分,不巧锅碎了,等于他的自我表现“砸锅”了:锅不是好锅。但这个卖锅人很聪明,顺势将原来锅的广告转变为人品的广告:锅中虽有破锅,但以我的诚实,决不会把破锅卖给你,大家尽可放心买去。这样一来,不光锅的质量问题给掩盖了,而人的“质量”之好又给宣传出来了。这种手法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马路边上的小贩十有八九会玩这套手法,但正儿八经地说起来,还数汉朝的公孙弘表演得最有水平。

公孙弘身为丞相,生活非常俭朴,盖的是棉被,吃饭只有一个荤菜。一次,大臣汲黯参了他一本,说他位列三公,俸禄可观,却只盖棉被,实属沽名钓誉,想骗取俭朴清廉的名声。汉帝就问公孙弘究竟怎么回事,公孙弘回答说:“确有其事,朝中大臣同我交情最好的是汲黯,他今天当廷指责正说中了我的毛病。我位列三公而只盖棉被,同低级办事人员一样,确是故显清廉,以沽名钓誉。汲黯说得一点不错,而且要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哪里会听到对我的这样批评。”汉帝听了公孙弘的一番话,认为他为人谦让,“愈益尊之”。

公孙弘有没有“使诈”以沽名钓誉,他的这一番辩解有没有在继续“使诈”,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何况,一个大官肯以生活俭朴来沽名钓誉,无论如何要比穷奢极侈好得多。我们感兴趣的是从他的这一番话中可以提炼出怎么样的转换表现层次的技巧,至于这是否他的本意,现在已经问不出了。

人们在受到指责时,第一反应往往是直接针对指责进行辩解。但“使诈”这个罪名却非常讨厌,因为它预先就将被指控者可能提出的任何辩解都置入了一种不被信任的气氛之中,被指控者越是表白自己没有使诈,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使诈,何况像公孙弘那样位列三公却盖棉被而吃饭只有一只荤菜,确有悖官场的常情。所以,公孙弘实际上面对着一个无法直接用语言来洗刷的污名。

然而,不管有没有使诈,默认下来,不加辩解又不行,虽说“日久见人心”,但这种策略大概只有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环境中才真正行得通,“伴君如伴虎”,让君王有一个“你在使诈”的成见,决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公孙弘不能不有所“表演”,而且他这一招非常高明:完全不作任何正面辩解,一口承认自己确在使诈,确想沽名钓誉。这首先解除了对方急于从他的辩解中找出进一步使诈的证据的心理。我承认使诈,实际上表明“我现在没有使诈”。“不使诈”的做法本身是对使诈罪名的一个最好辩解,它不但消除了对方对使诈的戒备心理,重新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空气,而且,由于中国人重行轻言的习惯心态,实际上冲淡了我所承认的使诈罪名的份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其不攻自破。在这里,采取这样一种以退为攻的策略是非常聪明的。

公孙弘的聪明之处更体现在从交友之道和为臣之道出发,对汲黯大加赞扬上,这是一种非常坦荡的胸怀。这样一来,公孙弘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自己能够容纳批评的肚量和处处从朝廷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公心。因此可以说,在公孙弘对汲黯的一番赞扬中,客观上建立起来的是公孙弘自己的一个比原先更为高大的形象。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沽名钓誉的罪名即便成立也不过是对清名的一种个人癖好罢了,谈不上有什么不测之心,所以皇帝才会“愈益尊之”。

这种手法说到底,就是在伪装被剥去之时,以暴露真相的方式换上一身更接近于本色、更难辨识的伪装,借以进一步迷惑别人。这在公孙弘的时代也许还是一种发明未久的新手法,在今天世界上则几乎已经成了政客的保留节目,即使没有汲黯们有意无意提供的机会,也可以自己揭揭自己的短,或由夫人来暴露一下无伤大雅但看上去非常有亲切感的小瑕疵,以便缩短与选民的距离,多拉几张选票。问题是自我表现贵在自然,当千人一面似地出现时,再自然的演技也不自然了,选民皇帝还会“愈益尊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