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与不材之间

材与不材之间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唐朝大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雄劲豪迈,倜傥潇洒,这不仅得力于李白本人的禀赋和阅历,还得力于中国人对人才的独特智慧。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重视人才的国家。孟子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列为“无敌于天下”的五原则之首;荀子也把“敬贤”、“贵贤”看作王霸之业存亡之道所系。作为选官制度的科举制确立于隋唐,但不囿于社会等级而“上贤”的做法,早在西周时已初步制度化,至于个别举贤则更早在商朝就有实例:商汤以“负鼎操俎调五味”的伊尹为相;中兴殷商的武丁从筑版匠人中擢拔傅说为相。但是,所有这一切大多以人在政治方面的资材为对象,即使李白这样的才气尚被唐玄宗贬之为“非廊庙器”而弃之不用。

就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政治经常动乱、战争连绵不断的民族而论,较早觉悟到人才的可贵,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打通等级壁垒的最有力的手段,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一个通例。所以,中国古人对人才的真正独特的智慧并不体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承认人才、启用人才上,而体现在中国人以自身为中枢利用人的一切资质上。

孟尝君有食客三千,其中就有鸡鸣狗盗之徒;公孙龙的弟子中,有“能呼”者,即嗓音特别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用麦克风也可以把河中央的船唤过来。更特别的是,唐德宗时的三吴节度使韩氵晃敢用一个只会正襟危坐的“无才”之人,让他看守仓库大门,他菩萨一样从早坐到晚,居然士兵们不敢随便出入仓库;宋太祖为了对付南唐派来的使者,那个能言善辩、通达古今的徐铉,专挑不识一个大字的殿中侍者当使臣,这个侍者淹没在徐铉的滔滔雄辩之中,只会点头,一言不发,徐铉口干舌燥之后暗暗佩服,以为他深藏不露。

在这样一种用人智慧的背景上,我们再来看《吕氏春秋》中的一则寓言,就不难明白其中的深意:

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说其臭者,昼夜随之而弗能去。(《吕氏春秋·遇合》)

常人无法忍受的恶臭,在悦臭者那里却具有巴黎香水都不具有的魅力。在这里,才已经没有具体内容形式上的限制,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才不才,惟有看能否取得一定效果,达到一定目的,而且这种效果和目的本身也不是既定的,而是适逢其时、适逢其人的,是一种由别具口味的欣赏者专门开发出来,日后推而广之说不定众人会趋之若鹜的效果。这样一种完全相对主义的人才观极富现代色彩。

当今世界是个流行世界,现代社会是个注重发现的社会,而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人自身资源,包括种种奇特口味欲望的发现。为此,必须让人的一切资质都有充分表现的机会和舞台,这首先要求自觉废弃一切先入之见式的人为障碍,这些障碍在许多时候就称之为人才标准,其实,它们就像中国明清时的科举制,只是中国人才智慧僵死退化后留下的渣滓,八股文乃是它的标本。

所以,现在的流行艺术就是以前“非廊庙器”的野路子,近年来风靡世界的就是以前学院派“无能与居”的沙哑之声。即便在我们社会中,多年里被认为不务正业、玩物丧志、旁门左道的小玩意,也有许多已经登堂入室,成了“中华一绝”、“收藏大家”。本来小百姓就没有那么多“治国平天下”的公干,能像影星歌星那样有人“昼夜随之而弗能去”,就足够陶醉一阵子了。

但这种陶醉确实也只能维持一阵子,因为这毕竟是一种首先为他人所用的才,作为才的主体的人自身未能超越才、驾驭才,他们为才所累了。从那些因人悦其大臭而成为偶像的人的冷漠同其崇拜者的热狂之间的强烈反差,可以看出他们因他人“昼夜随之而弗能去”所带来的苦恼。像山口百惠那样甚至要同“骚扰”她家庭生活的记者对簿公堂,像美国摇滚歌手“猫王”那样陷于亢奋的表演中不能自拔而最终吸毒致死的,决不是个别例子,就是吸毒本身也是现代人所开发出来的一项名副其实的“大恶臭”,是文化凌驾于人之上而带来的一种异化。

看着现代人无限止地开发“才源”又无可奈何地为才所累,才本身也已异化而凌驾于人之上的情境,更使人深感中国古人的睿智:

庄子行于山中,见木甚美,长大,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矣。”及出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竖子为杀雁飨之。竖子请曰:“其一雁能鸣,一雁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其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天年,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以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于材、不材之间……”(《吕氏春秋·孝行览》)

就此打住,因为接下去都是庄子走火入魔的胡话,离我们太远了。

人生活在社会中,彻底“不材”是不现实的,牢记“才才而不才于才”,对才本身也不陷入盲目性中,有意识地培养有益于他人又有益于自己,真正能由自己支配、使自己得终天年而不为其所累的才,也许才是一条真正的成才之路,才是现代人最推崇的“活得潇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