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干出真知

预防医学：实干出真知——俞顺章教授访谈录

本人在市委召开的老干部工作暨表彰先进会上接受表彰

俞顺章，男，1956年本科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现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曾任上海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流行病学博士生导师以及学科带头人，1992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82年国外学成回国任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坚持建设长期的教学基地，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预防医学教学和实践二等奖。曾在1962年南方EL‐TOR霍乱弧菌肆虐时刻、1970年血吸虫病预防、1972年启东乙型肝炎、1988年宁波甲肝防治、2003年3月非典型性肺炎控制过程中，作出巨大的贡献。

解放前我在本市市西中学读高中，1948年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一心向往共产党和解放区，和几个同学一起，积极参与反对国民党的工作。当时参加学校里的“新青社”，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我担任地下《学联报》的发行通讯员。虽然国民党特务在街上大肆“抄把子”，我就把《学联报》藏在自行车车把里，躲过他们的搜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上传下达。

高中还没毕业，正好碰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招生。于是在1950年，我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去东北读书。选择这所大学原因有三个：一是因为东北是个老解放区，学校是从延安搬过来的；二是我想跳出家庭，靠自己的力量到祖国的大地上闯荡一下；三是受家庭的影响，我家是个医学世家，我的祖父是中华医学会创始人，当时的医学会还是在我家里成立的。

中国医科大学当时不分专业，都是学临床医学的。我考入大学的同一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那时候形势很紧张，沈阳市是个重工业基地，首当其冲。我们挖了三天三夜的防空壕，整个学校突然决定在36小时内搬迁到黑龙江的北安。当时校长号召参加革命，做抗美援朝的后备队，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临阵脱逃了。那个时候条件真的很艰苦的啊，气温最低达到摄氏零下40度，我们还要去火车站抬担架，救护受伤的志愿军。每天天没亮就起床，白天学习，夜里还时有值班。有时要为伤员输血、慰问，帮他们写信。那时的东北吃的是高粱米和玉米，到了周日、节日才有大米饭和牙祭。1952年，学校搬回了沈阳，进入正常学习。到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开始选择专业，我就选择了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专业。

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可以说叔父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曾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他每次去朝鲜时都会经过沈阳，于是跟我谈了很多当时的情况，他的一些思想对我的触动很大。另外当时还听过一个报告，介绍前苏联的公共卫生的建设，报告说那里水龙头打开就可以直接饮用了，很吸引人，很受触动，于是便选择了这个专业。

1956年，我以优秀毕业生称号在大学毕业。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苏德隆教授正在招研究生，我们5个人被录取，随流行病学高级师资班一起学习，那时学习很紧张，晚上不到12点是不会休息的。早上6点就起来，锻炼身体，跑步到龙华再从龙华跑回来。学习结束时由学院的8个主要教授和前苏联专家三堂会考，主持“副博士”考试，就是比博士低一点，比硕士高一点的口试，现在已经没有了。

考试和学习结束后，开始进入论文设计和工作。当时全国由于血吸虫病的危害波及范围很大，正在大搞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我的导师苏德隆教授交给我一个课题，就是“研究血吸虫病对人民健康的危害”。血吸虫病的危害非常大，可以害六生（生长、生育、生活、生产、生命和生趣），导致妇女不能生育，小孩不能发育，家里一点生趣都没有，病人主要体征就是“小伙长得像小孩，脖子挺着像丝瓜，肚子隆起像冬瓜”。淀山湖边上传播血吸虫的钉螺，扫扫一大簸箕。当时正好毛主席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同时他利用在沪时进一步征求专家的意见。

苏德隆教授面对毛主席的询问感到责任重大，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一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一面实事求是地提出要用七八年时间试试看；另一方面带了一批年轻人包括我进驻青浦，开始血防试验田工作。那个时候条件很简陋，没有电灯，就点油灯；没有高速公路，公共汽车一天几班。我们什么都要自己做，划船、灭螺、治病、抢救病人，都是我们20个人自己做。生活要自己料理，有时还要骑车到上海市区买肉。血吸虫是寄生在钉螺里传播的，它们总是一起生存，终于慢慢我们摸清楚了钉螺分布的规律。而当时的血吸虫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时的朱家角，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随便搬开石头，就可以发现下面都是钉螺，情形非常骇人。但是我们没有退缩，经过我们的努力，反复研究试验，我们将病情分析得很清楚，一张图、一本账，摸清了血吸虫病的规律，试验了很多措施和方法。就这样，我们在摸索中进行研究，终于在当地领导和群众共同努力下消灭了血吸虫病。

1969年，我们接到了新的任务，我国农工在非洲得了血吸虫病。到底是国内带去的，还是国外感染的，能否治疗和预防。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索马里支援当地的医疗人员，搞清血吸虫病的来龙去脉。那里的气候极其炎热，最高可达到摄氏40度，条件也很差，那么热的天，没有风扇和空调，每天还要送药上门。但是为了救死扶伤，我们免费给当地老百姓服用从国内带去的药。有的时候碰上当地穆斯林居民“斋日”，他们不能吃喝，不肯吃药，怎么办呢？我们就一家一家地劝说他们，让他们在太阳下山后吃药，最终都顺利完成了。那时，找了很久就是一直找不到血吸虫病的原因，找不到载体呀。直到后来从旱季到了雨季，一下雨原来没发现的许多螺蛳都爬出来了，并发现了含有感染尾蚴的螺种，最终经过在猴子身上做实验完成了整个生活史，我们确认这就是引发疾病的“埃及血吸虫”，这和引发我国血吸虫病的“日本血吸虫”是不同的。这样经过研究、治疗、灭螺，收效很好，治愈了我国的农工和当地的许多群众的血吸虫病。当地的群众从不了解我们到感激我们，从开始的不理解到热情配合。后来又碰上当地霍乱流行，我们也尽力救死扶伤，日日夜夜地工作，救治了不少病人，控制了流行。后来当地的政府也开始重视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派了一辆车给我们开展了全国性的调查，使我们工作顺利完成。

1972年，我们回到国内，国内的血吸虫病的形势已经好转了，1985年上海彻底消灭了血吸虫病。我又开始改行进行了启东肝癌的研究。

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考试我作为第一批外派人员，赴多伦多大学学习癌症流行病学和计算机应用。在那里也挺艰苦的，那个时候计算机普及远远不如现在，我的基础不是太好，因为大学时学俄文比较多，英语底子也一般，但什么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年，学了10门课，做了五六个课题，完成任务后准时回国。我回国后继续开展科研工作，担任过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院长。我们和哈佛、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都建立了友好关系，大家互相交流。那时学院里拿出院长基金，要求每一个副教授以上的教师都要到国外至少学习半年以上，这些人现在都成为了学院教学、科研力量的骨干。

2000年，我离退休了，但是实际上是退而不休。比如2003年，SARS肆虐的时候，我担任上海市SARS专家咨询小组副组长，做了一些工作，最终上海仅出现8例病人。还有如东台的腺病毒病、2004年的禽流感等……一直还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回顾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我的导师——苏德隆教授。我还记得，1957年，毛主席接见苏教授，毛主席问：“血吸虫病3年到5年能消灭吗？”苏教授说：“不行。”毛主席又问：“那么5年到6年呢？”苏教授说：“不一定。”“那么7年到8年呢？”最后苏教授说：“试试看吧。”苏德隆教授是个很耿直的人。前段时间，我写过一篇回忆苏老的文章，发表在《文汇笔会》上，大家可以看看。

在上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一共是5个同学，大家关系都很好。后来两个人出去了，一个先前也是研究血吸虫病的到了唐山的煤矿医学院，继续从事流行病学的研究；另一个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微生物。现在虽然我们因为工作和所处地域不同，联系不是很多，但是当年的情感是不会淡的。记得那时我们是同甘共苦，一起成长一起学习，大家互相照顾，共同支持努力，可以说是很铁杆的。同时也因为苏德隆教授分工得很好，使我们能够各自从事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互相促进。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信奉一句话“预防医学是干出来的”，不是口头上叫叫“预防为主”就可以的。1985年，上海消灭了血吸虫病，其实当时很多其他省市，只要再坚持一下、深入一点，也完全可以做到的。不管我们去青浦、江西等地开展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还是去非洲，这些任务的顺利完成都是靠实践，亲历亲为，一点一点地干出来的，来不得半点马虎。专业知识是要掌握的，但是“干”字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光是口头上叫“预防预防”的话是没有用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这些人几乎没有“晋升”过，七十几元一拿近10年；搞药物试验的时候，虽然自己服药试验，还要被批斗、受批判。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信念，不会让我们支撑这么久的。

对我触动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上海市消灭了血吸虫病，我们被上海市记了一个大功。这事来之不易啊，说明人定胜天，以后碰到什么病，我都坚信病是可以消灭的、可以战胜的。我前面说过，那时的病情是很严重的，也很反复，困难很多，但是到了最后，1985年的时候，上海还不是一样消灭了血吸虫病吗？所以说，树立必胜的信心，预防为主，人定胜天，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疾病的。

希望现在的大学生能够巩固自身专业知识，学好每一门课。基础课专业课好像是互相割裂的，没什么太大的联系，有时候学了还会觉得没有多大的用处，但实际不是这样的，以后你们工作了，参加研究了就会知道。比如说，你们接触到具体疾病的时候微生物学、诊断学、内科学都能联结起来，又比如学流行病学的，数学功底就很重要，现在打好基础对今后应用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学习的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多了，大家要珍惜每一分钟。

我认为公共卫生的前景很光明，但是任务也同样是很艰巨的，我们要赶在时间前面，把预防工作做好，而不是说说就可以的。就像加入少先队的时候的口号“时刻准备着”，我们要时常关注着，何时何地有任何问题一旦发生，扑灭于萌芽状态是最重要的。比如最近青海发生禽流感，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研究，比较经常接触禽类的人群和不接触禽类的人群血清中病毒感染率的差别。但是有时我们的情报是很被动的，因为不能及时地获得信息，就不能根据问题做出判断和对策。我们脑子里要有一根弦一直绷着，疫情就是枪声，疫情来临时，流行病学工作者就要冲在第一线。

如果说要用一两句话概括复旦或者说上医的精神的话，那就是——“要靠干才能把预防医学搞好”，我们心中要有人民，要把保护人民的健康作为我们首要的任务！

（采访整理：蒋伊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