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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他人我很高兴到工作年

时间:2022-07-2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照亮他人 温暖自己——蔡祖泉教授访谈录接受“复旦改变人生”项目采访蔡祖泉,男,1952年进入复旦学习。那时国家迫切需要一种真空管,也就是透视肺部的X光管,是用来帮助诊断肺病的。而这个X光管当时都是靠进口的,但是解放初期我们被封锁,没有办法进口,只能靠自力更生。院系调整之后这个项目要停下来,因为教授们都到复旦去了,我还没有被调过去。

照亮他人 温暖自己——蔡祖泉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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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复旦改变人生”项目采访(左二为本人)

蔡祖泉,男,1952年进入复旦学习。复旦大学原副校长、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所长,中国照明学会副理事长。

20世纪60年代初,由蔡教授带领的一个电光源研究小组开展了新型光源的系列研究,制成我国第一只高压汞灯。到1965年,又先后研制成功了碘钨灯、长弧氙灯、超高压球形氙灯、超高压汞灯、空心阴极灯、氢弧灯、同位素氪(86)灯等十余类照明光源和仪器光源,大大缩短了我国电光源研究水平与国际上的差距。由他主持研制的各类新颖、节能光源,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创造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在他的带领下,电光源研究所的工作不断地趋向深入。

我来复旦之前已在中法制药厂工作了10年,有些大学的教授在厂里兼职,我辅助他们做实验工作,帮他们修理玻璃仪器,因此我和一些教授、工程师关系比较好。解放以后,工厂实验室里的教授和工程师都回到了大学里面,不再兼职,但是他们对工厂的情况都比较了解。解放以后交通大学的一个青年教师方俊鑫,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建一个真空实验室,就是vacuum实验室。实验室的玻璃仪器损坏后,维修的人不好找,这时交通大学物理系郑昌时教授想到了我,他曾经在中法药厂兼职,了解我能修理玻璃仪器,就请我去交通大学物理系真空实验室去看一看,这样我认识了方俊鑫老师。方老师介绍真空系统损坏了不好做实验,急需修复,希望我来帮助解决,但我对玻璃真空系统不熟悉,只能试试看。后来我就利用礼拜天去帮他们修玻璃真空系统,经过半年时间终于修成功了。玻璃真空系统可以获得10-5Pa的真空度,当时物理系的周同庆教授和他的助手方俊鑫老师感到非常高兴,方先生特地送我一个红包以表感谢,但是被我婉言拒绝,我认为为人民大学做些事情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那时国家迫切需要一种真空管,也就是透视肺部的X光管,是用来帮助诊断肺病的。而这个X光管当时都是靠进口的,但是解放初期我们被封锁,没有办法进口,只能靠自力更生。这个任务就落在交通大学物理系周同庆教授和方俊鑫老师领导的X光管研究室上了,因为实验室需要玻璃焊接的人,周同庆教授和方俊鑫老师就想到能否把我从工厂里调到大学里去配合他们的工作。方俊鑫老师来找我,希望我调到交大去。我说,我是党员,来交大协助老师搞科研是非常高兴的,但是一定要通过组织同意,才能来交大,这一点请你们原谅。他们为了把我调到交通大学,花了很大的力气。1950年秋,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方俊鑫老师在真空实验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在会议期间他写了个条子给陈毅市长,希望把中法药厂的蔡祖泉从工厂调到大学里来,于是过了两个月以后,我就接到了调令,年底,我从工厂调到了交通大学物理系X光管实验室。

调来以后我很高兴,到大学来工作和在工厂里工作是不一样的,不仅可以掌握一些技术,还有了学习的机会。我曾经在抗战期间,利用晚上的时间在上海药学补习学校学习,一共读了两年,每天晚上来回走一个半小时,学习一个半小时,获得了不少化学、物理、数学和制药的知识。1950年的时候,由于我在工厂里喜欢搞技术革新,取得了一些成果,被评为了上海市的劳动模范,当了模范以后我更加明白要有知识和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到了大学以后,正好是解放初期,运动很多。我白天去参加运动,晚上去做实验,一般晚上都到12点钟。他们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做X光管时铜与玻璃焊接,他们把外国一些资料翻译给我听,我就学习人家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掌握了不少技术以后,院系调整了,但实验还没结束。院系调整之后这个项目要停下来,因为教授们都到复旦去了,我还没有被调过去。他们就打报告,把我从交大调过来,继续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1955年,在周同庆教授和方俊鑫老师的带领下,X光管研制成功,《解放日报》做了详细报道。

我在X光管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在真空系统中泵很重要,没有这个泵不能抽真空。我自己看了一些机械泵、扩散泵方面的书,刚刚解放以后,国际上有一些在中国的展览,这些展览给了我启发,于是决定自己研究玻璃真空扩散泵、水银泵、油泵等,以配合他们将来进行真空系统实验的需要。1954年我开始研制玻璃真空泵,1956年研制成功。当时复旦、北大、交大、师大等高校物理系和化学系都在建立真空物理实验室,需要大量的玻璃真空器件,就要求我们小批量生产给他们。因为要的量多,所以我们就叫他们派人来学。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专家带来了很多电子管的制造技术,国家迫切需要这个产业,要学校培养电真空方面的专业人才。我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知识不够,想报考电真空专业进一步地学习深造。每天学习物理、化学、数学等知识,一门心思要考大学。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在1956年考上了南京工学院的无线电系电真空专业。这时复旦大学认为很多大学派人正在学习玻璃真空系统制造技术,作为技术骨干,不许我走,希望我在复旦边干边学。南京工学院为此为我保留了一年学籍,可以1957年再来上学。1957年的时候我国正在搞反右倾斗争,学校里斗争很激烈,我又去不了了,这样我就放弃了南京工学院的学习机会。可我对玻璃真空泵的研究没有放弃,到工厂里去推广应用,并在学校办起了实验工厂,帮助同学勤工俭学,并对青年教师进行技术培训。

我开始搞电光源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很多测试仪器上的灯泡坏掉了不会修。有的单位找到我们,希望我们研究仪器上使用的高压汞灯。高压汞灯和电子管不同,和普通的白炽灯也不同,电子管和白炽灯都是普通软质玻璃做的,高压汞灯是用石英玻璃做的,普通的灯用杜美丝作引线,高压汞灯用耐高温的钼箔作引线,难度很大。因为我搞过X光管的玻璃封接,铜和玻璃两者的膨胀系数差别很大,同样可以封接起来。我总结了这个经验:膨胀系数不同的材料同样可以封接,只要金属熔化温度超过玻璃的熔化温度,封接的金属的厚度在允许的应力范围内,就可以进行封接。由于石英玻璃的膨胀系数很小,钼融化的温度高,膨胀系数又比石英大一个数量级,我就想用钼箔来进行密封试验。钼的融化温度在2 800℃以上,而石英的融化温度在1 700~1 800℃就会融化,这样就可以进行石英玻璃与钼箔的封接了。因为钼箔很薄,做高压汞灯的时候我们没有很薄的钼作引线,就用煤气和氧气灼烧钼杆,趁热用手工将其敲成薄片,通过化学处理以后得到0.025~0.03 mm的钼箔薄片,然后和石英进行封接,封接以后进行真空试验,没有漏气,由于这种封接技术的突破,为研究高压汞灯创造了条件,不久高压汞灯研制成功。由于高压汞灯在复旦点亮,学校党委非常重视,党委副书记王零亲自过问电光源的试验情况,加强发展电光源实验室,并派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和抽调一些实验室的职工来支持电光源的开发和研究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研究卤钨灯、新闻摄影卤钨灯、短弧氙灯、长弧氙灯、氢弧灯以及各种原子光谱灯,特别是我们研究的100 kW的长弧氙灯,点在了复旦校园和上海人民广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称为“人造小太阳”。在电光源的开发当中,复旦大学在全国电光源领域领先一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实验室的教师和职工们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心血是分不开的。1966年初,我们的成果参加了由高教部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高校科技成果展览会,在此次展览会上,点了一个200 kW的人造小太阳(长弧氙灯),在北京引起轰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等亲自参观了我们复旦大学的电光源研究成果展览室,高教部部长蒋南翔鼓励我们继续研究电光源,并下拨经费,改善研究条件,在复旦大学建立电光源研究大楼。1966年7月,我出席了四大洲国际物理暑期讨论会,与会期间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我们实验室仍继续光源研究,其中我们为国防科工委研制了一个25kW的水冷短弧氙灯,模拟太阳光,用来检测模拟太阳辐照下卫星上天材料的性能。一般的灯没有这种光谱,而氙灯有这种跟太阳相似的光谱。这个灯最终在1978年搞出来,前后用了8年多的时间,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三等奖。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高教部部长蒋南翔视察复旦大学,并参观了我们的实验室,给我们从事光源研究的人以很大鼓舞。1978年,高教部批准了复旦大学4个研究所,一个是苏步青教授领导的数学研究所,一个是谈家桢教授领导的生命遗传研究所,一个是谢希德教授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电光源研究所。正是由于改革开放,1979年的春天和秋天,我们代表高校首次走出国门,分别参加了国际电光源会议和国际照明会议。我们看到了国际光源和照明的发展现状,也看到了我们和国外同行之间的差距,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大一段距离,这促使我们要尽快迎头赶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快研究新型光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加速培养电光源专业人才。

8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紧凑型的三基色荧光灯,这是一种新型节能光源,照明界称之为绿色照明的主要节能光源,将来会逐步取代耗能的白炽灯。我国稀土资源很丰富,应尽快开发这种新型节能光源。我们结合国际上报道的资料,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学校的学科优势,电光源研究所与化学系合作,重点开发三基色节能荧光灯。80年代中期,我们把节能灯试制成功。当时是计划经济,研究成果共享,我们积极组织力量进行节能灯的推广和应用。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已成为节能灯生产的大国。

1984年,经过国家教委的特批,复旦大学成立了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开始为全国培养电光源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

其实我的一生是到复旦大学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如果我不进大学,就不可能搞真空技术,不搞真空技术就不可能走上电光源这一步。如果没有接受大学老师的指导,我不可能知道什么是X光管,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空,什么是电光源。然而我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人,过去在工厂里,虽然我懂得不多,但是我得到了很多工程师们的帮助和指导,而且我自己也很努力地去学习,去钻研,积极参与工厂的技术革新,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树立了积极的工作态度,不断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去获得更多的技术和经验。所以我的电光源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就是努力学习、不断实践、总结经验,也没有什么捷径。

光源这项事业是光明的事业,照亮人家,也温暖了自己。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爱上了电光源这项事业,这也是我一生的追求

(采访整理:朱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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