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静制动，达观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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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国藩箴言：处事不惊，必凌于事情之上;达观权变，当安守于糊涂之中。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消息传开，人心惶惶，士兵惊慌失措。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

曾国藩箴言：处事不惊，必凌于事情之上;达观权变，当安守于糊涂之中。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利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吗?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平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牟取私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多年的战斗中，有两次陷入险境而临危不乱，稳定军心，获取了胜利。第一次遇险是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时，太平军正分兵三路向祁门包围过来，当时太平军的兵力在湘勇十倍以上，湘勇则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双方打了三天三夜，一时还没有分出胜负来。由于湘勇的人数一天天减少，情况变得十分危急。此时，两江总督衙门里的军机参赞们、文案、小吏，一天到晚处在极度的恐惧之中，眼见得东、北两面血肉横飞，南面略为安静些，便背着曾国藩，互相串通，偷偷地买通了20条小船，将一包包行李往船上运，专等兵败逃走。当李鸿章把这个情况报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怒发冲冠，恨不得把这些扰乱军心的胆小鬼一个个抓起来杀掉。但这样做更不利于军心稳固，因此，他略为思忖，反而亲拟一个告示，叫文书誊抄后贴在营房外:

在此危急之机，若非朝廷命官而欲离祁门者，本督秉来去自愿之原则，发放本月全薪和途费，拨船相送;事后愿来者，本督一律欢迎，竭诚相待，不计前嫌。

这份告示贴出后，那些准备逃走的幕僚反而不好意思走了，又偷偷地把行李从船上搬回。对这一切，曾国藩装作没看见一样，白天他照旧批文、发函、见客、下棋、读书，安之若素，稳如泰山，靠着这一沉着的精神，祁门很快在援军的支持下化险为夷。

第二次遇险是在同治三年，曾国藩率湘军追击捻军，指挥统帅部突然遭到捻军的包围，而护兵只有区区千人。消息传开，人心惶惶，士兵惊慌失措。此时，曾国藩考虑到力战和突围均不现实，不如按兵不动，装作对敌情不知。因此，曾国藩高卧不起，指挥部运转正常，护兵见此都平静下来了，各守岗位，而捻军见后疑有伏兵，只好悄悄退去了。

太平天国灭亡后，李鸿章署理江督时，虽然励精图治，但因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刚满五个月，就突然接到谕旨，要他赴河洛防剿，兼顾川陕门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用心险恶。从军事上说，正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则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回剿捻”，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军联合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阴谋一石二鸟:既可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又可利用淮系李鸿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看透了清廷用心，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他未经与李鸿章协商，就上疏抗争，声言“目下贼势趋重东路”，清军“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谕旨饬李鸿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臣今所倚以办贼者，全赖淮勇诸军，供其指麾，李鸿章若果入洛，亦岂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认为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折，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难胜其职。李鸿章接奉廷寄后，也“反复筹思，似难尽妥”。

李鸿章之所以拒绝挥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师东指，同时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饷源重地两江实权的控制。为此，他先后致函曾国藩，提出两种应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他认为倘若自己挥师河洛，吴棠必争江督一席，而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必多变局”。吴棠早年曾有恩于贫穷未达的叶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帘听政后，“圣眷颇隆”。李鸿章虽然恭维吴棠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虑到吴棠既是慈禧亲信，又被曾国藩贬抑，因而从派系利益出发，反对吴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别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声，建议调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大臣，而以丁日昌任苏藩，或调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任苏抚兼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务既熟”，又与淮军“息息相关”。在他看来，只有他们才能稳定东南大局。他劝告曾国藩在择人问题上，“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十六日他再次致函曾国藩，表示最好是维持现状，否则就彼此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