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举太滥而忧虑

为保举太滥而忧虑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写澄弟信一件。围棋二局，见客四次，杜文澜小舫坐甚久，万篪轩坐亦久。午刻写扁一幅，写横幅一首，约二百字。中饭后至幕府鬯谈，阅本日文件。申正阅批札各稿。傍夕写彭杏南信。在竹床小睡。灯后与小岑一叙。旋温《诗》《无羊》《节南山》篇。

偶思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子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天气渐热，余最畏热，不能多治事矣。

附记

○左信　○沅保单

○○○三谢折　三旬报单　黄彬案供折等（同治二年四月十四日）

评点

这篇日记后面的附记中提到“沅保单”，很显然，日记中所发的“保举太滥”的感叹，源于曾国荃的泛滥保举。

湘军各带兵统领的“滥保”，是当时饱受讥评的一大弊病，尤其到后期，这种现象越是严重。因为仗快要打完了，许多该照顾的，以及前来求情的，若还不保举，则以后再无机会了。据野史记载，当时的保举已滥到有从未离开过家门的人也得到把总、千总、赏戴蓝翎等奖赏，有的甚至连尚未出生的婴儿，也预先给他取一个名字、列在一大串名单中去领赏。曾氏对此深知，但他也对此毫无办法。他不能去一一核实，他只能相信各营统领；更重要的是，他也知道推荐者们都有其私心在内，他不能去驳他们。他也要依靠他们去打仗卖命。

抄一段话，请读者诸君读一读：“杨家滩周俊大兄号少濂，与余同读同考，多年相好，频年先祖、先考妣之丧均来致情。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求荐至吉营。余以功牌可得，途费可赠，保举则不可必。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若无机会亦不勉强，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盖亦情之不得已者。孙、韩、王三人或保文职亦可。渠辈眼高，久已厌薄千、把也。”

大家想到吗，这段话就是曾氏本人所说。咸丰八年五月，曾氏因守父丧在家，有人来托他保举。他自己已离开了军营，便委托正在带兵的九弟国荃帮忙。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他过去在保举、银钱方面卡得太紧，所以“人心不附”。他现在要“揣摩风气，一变前志”，即跟上潮流，改变自己过去的做法，一而再地帮人获保。曾氏自己都这样做，他又如何能对众领统上报的保单较真？

那么，有读者会说，曾氏日记中所发的这番感叹是虚伪。笔者以为也不能这样说。曾氏的立论是正大的，他也有这样做的真诚愿望，但现实的人心欲望是功利的，能达到他这种境界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他要驱使千万平凡人去做一件大事，他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平凡人的功利欲望，如此才可以做政治家。一个政治家，有没有这种认识，也是他们之间高与低的重要区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