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对什么行业冲击最大

Quah和Vahey把核心通货膨胀定义为“通货膨胀中对实际产出没有中长期影响的成分”。这种观点是以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为理论基础，反映了弗里德曼“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经济思想。

Quah和Vahey基于他们的核心通货膨胀定义，利用SVAR模型估计了英国的核心通货膨胀。SVAR模型是对VAR模型进行结构化的一种方法。尽管VAR模型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VAR模型的扰动项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无法揭示经济结构，经常受到批评。Blanchard和Quah（1988）对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了SVAR模型，即基于经济理论施加长期约束条件的一种结构化方法。Quah和Vahey（1995）将SVAR模型用于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建立了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与产出的两变量SVAR模型，并假定经济中存在需求和供给两种类型冲击的影响，两种类型冲击不存在同期和跨期相关性，同种冲击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为了简化分析把两种类型的方差标准化为一。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施加需求冲击长期产出效应为零的约束条件，即需求冲击对实际产出只有短期影响，从长期来看是产出中性的，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具有长期影响，以识别SVAR模型，并分离出结构化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一旦在SVAR模型中识别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利用供给冲击部分得到核心通货膨胀，即核心通货膨胀可由现在和过去供给冲击影响累积来表示。

在所有估计核心通货膨胀的方法中，SVAR模型由于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且估计结果能够很好地利用经济理论来解释，所以受到广泛重视，成为估计核心通货膨胀的主要方法。Claus（1997）利用包含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进口价格指数和产能利用率四变量的SVAR模型估计了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Gartner和Wehinger（1998）在Quah和Vahey（1995）模型中加入短期名义利率建立了三变量的SVAR模型，模型中总体通货膨胀受到三种冲击的影响：供给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实际需求冲击，通过施加货币政策冲击和实际需求冲击对于长期实际产出水平没有长期影响，实际需求冲击对于名义利率也没有长期影响三个限制条件识别不同的结构冲击，并估计出核心通货膨胀。Bjornland（2001）通过把能源价格冲击引入模型，建立包含实际产出、通货膨胀和石油价格的三变量SVAR模型，为了识别结构冲击，他施加了三个约束条件：国内供给和需求冲击在长期都不能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国内需求冲击对于实际产出没有长期影响，以此估计出核心通货膨胀。Bagliano和Morana（2003）对Quah和Vahey（1995）模型进行拓展，采用了一个包含四个变量的SVAR模型来估计核心通货膨胀，用到的变量包括石油价格对数、工业生产指数对数、货币供给量M2的月增长率和CPI指数月增长率，估计了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Martel（2008）用能源价格指数代替国际石油价格，并施加类似的识别条件，用三变量SVAR模型估计了加拿大的核心通货膨胀。Dio和Felici（2009）发现Quah和Vahey的SVAR模型以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施加长期约束以识别不同的冲击，其假设条件过强，他们从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出发，在经济处于均衡的时候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利用这种经济理论作基础施加长期约束条件，并用Quah和Vahey同样方法估计挪威的核心通货膨胀。

Quah和Vahey（1995）利用SVAR方法，以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将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与货币中性理论相结合，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因此受到国内学者们的重视。简泽（2005）根据Quah和Vahey（1995）提出的研究核心通货膨胀的方法，建立关于产出和一般价格水平的两变量SVAR模型，通过施加长期约束条件，度量我国的核心通胀率。通过研究认为，需要在SVAR模型中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还原出具体冲击，以使研究结论更符合实际。赵昕东（2008）通过引入食品价格指数，排除食品价格短期对CPI的影响，扩展了Quah和Vahey（1995）模型，对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估计。田新民（2012）建立了包括产出、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和食品价格的四变量SVAR模型来估计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说明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确实能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潜在的长期趋势。吴锦顺（2013）从受限制的三变量SVAR模型中估计出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发现基于SVAR模型的核心通货膨胀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能力较强，能够完全反映中国通货膨胀演化的历史进程。吕光明（2014）构建包含产出、货币供应量、CPI与食品CPI的四元SVAR模型，度量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并与剔除法核心通货膨胀做了效果比较，结果发现，剔除法核心CPI的消减波动性能力稍好，而SVAR方法核心通货膨胀的趋势追踪能力和预测能力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