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金融文化的历史演进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拓宽了现代上海金融产业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了上海的金融地位，带动了上海金融功能的集聚。“十二五”期间，上海着力推进“四个中心”建设，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任务要求下，上海加快推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产业的转型发展不仅是现代产业的转型提升，还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创新，更是金融文化的凝练升华。外滩金融产业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日渐成为金融文化的现代符号，在硬实力与软实力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外滩迸发出了光彩夺目的活力。今天的外滩正在充分挖掘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充沛的人文资源，积极开拓和延续金融文化的生态功能和服务功能，构筑价值多元和文化多元的生态环境。

一、金融文化与外滩金融文化

文化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金融文化是人类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金融文化的物质载体是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产业的精神追求是金融文化的延伸。没有金融产业的发展，就没有金融市场的拓展，也就没有金融文化的提升。金融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技术、人才、制度、法规、市场等基本要素，金融文化具有理论语义上的基本内涵，同时拥有逻辑范围的外延拓展。所以说，金融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随着金融实践而不断丰富发展的。

关于金融文化的定义有很多。唐双宁认为，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2]。这一定义侧重于金融主体和金融客体之间的关系，金融主体指导金融客体，金融客体反过来影响金融主体的行为。张鹏超认为，狭义的金融文化就是指金融活动参与各方在金融交易中形成的金融文化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等^[3]。这一定义侧重于人文价值与金融实践之间的关系，人文价值等理念推动金融实践的创新，金融实践的发展有助于金融文化的提升。张望认为，广义的金融文化是指金融活动中创造的金融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等方面，主要包含制度因素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4]。这一定义侧重于制度因素与人文要素、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在金融活动中依靠思维模式制定出的制度规范制约金融实践主体的行为模式，体现了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制度因素和人文要素的统一性要求。

金融文化的内涵离不开金融要素，金融要素离不开金融实践中的金融主体和金融客体。从广义上来讲，金融文化更加注重金融活动中所产生的金融实践，侧重金融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强调金融文化外部环境的生态要素。从狭义上来讲，金融文化更加注重金融活动衍生的金融价值、金融意识、金融素质等，侧重支撑金融产业发展的金融理念和金融规范，强调金融文化内部生长的动力机制。简言之，金融文化是金融主体在金融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金融理念、金融价值、金融规范等，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软实力。

外滩金融产业的发展是外滩金融文化创新的物质基础，同时外滩金融文化的提升助推了外滩金融产业的发展。首先，外滩金融文化具有历史性，开埠历史的发展加速了外滩商贸的前进，从而推动了近代外滩银行业的发展。其次，外滩金融文化具有包容性，外滩金融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包容了世界各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产业，展现了外滩金融内外兼修的特点。再次，外滩金融文化具有创新性的特点，外滩的黄金水岸给予了投资客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开发潜力，延续了城市文化的多元性、集聚性和辐射性。外滩金融文化是近代以来在金融产业的变迁、发展与提升的过程中形成的地域特色鲜明、历史积淀深厚、文明传承无限的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

二、外滩金融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激荡

上海开埠后，境内洋行不断增加，为满足融通资金需要，使境内浦西地区成为全市乃至全国金融机构汇集之地^[5]。近代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和官办银行大多设在外滩地段，最早开办的是5家英商银行，随后法、德、美、俄、日等国相继在外滩设置银行。毗邻外滩设置的外商银行，大多是声誉较高、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此外，还有一些钱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等外资企业也不断落户外滩。由于知名外资企业入驻外滩，使外滩名声大噪，外滩成为活力四射、魅力无比的上海窗口。同时，外滩成为中外思想和中西文化交流与交锋之阵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与激荡，相异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价值取向、道德理念在这里相互冲击与磨合。外滩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地，是现代文化的生长地，是金融文化的集聚地。

外滩金融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激荡而产生的现代文化。外滩金融文化通过兼容并蓄和融会贯通，成为中西文化交汇融通的城市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繁荣。外滩金融文化是中西文化的集散地，功能触角不断由中心向外围发散，文化底蕴不断由外向内集聚，实现了视角上的延伸、触角上的拓展。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滩金融发展到顶峰，上海作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业已确立。外滩金融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外滩享有“远东华尔街”的称号，一举成为近代全球金融中心的标志之一，开启了中国近代金融产业发展的新时代。

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复杂性和适应性的开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具有输入和输出系统、排斥和吸收功能，发挥着冲击和磨合作用。文化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文化生长的土壤环境，这是文化与生俱来的内生特点。文化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文化的系统功能，这是文化后天习得的外在特质。文化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文化作用的综合发挥，这是文化与时俱进的现实禀赋。外来文化是其他国家、民族、地域、地区的综合文化。一方面，外来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复杂性和适应性；另一方面，外来文化还具有冲突性、差异性和渗透性。外滩金融文化是在两种特性的激荡中逐渐形成并产生的城市文化和地域文化。

1．文化的冲突性。相互尊重价值取向，在争锋中学习先进。当大批外资银行和金融企业入驻外滩，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思维模式、行为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自开埠以来，外滩逐渐形成了以英式古典主义为主导的建筑风格。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上海，外滩形成了“万国建筑博览会”，这是上海摩登时代的重要标志。东西方建筑风格迥异，主要体现在文化特质和思维方式上。一般而言，东方文化崇尚集体利益，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性；西方文化注重个体自由，集体观念相对淡薄。今天看来，错落有致的外滩古典建筑整体轮廓分明、线条流畅协调，在夜色的笼罩下格外迷人；但是在当时与中国传统建筑却有着巨大的差别，无论是从建筑风格、设计样式、色调搭配等外在要素，还是从文化内涵、历史底蕴、宗教信仰等内在因素，两者均相去甚远。文化的冲突性极大地挑战着国人对外国建筑理念和金融文化的认同感。当时的上海以审慎的态度对待金融产业在外滩的发展，其中不乏疑惑和戒备的心态，但是上海人能精准地拿捏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与道德理念的冲突底线，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金融产业所衍生的外来文化，引进了大量的境外资金。良好的融资渠道，实现了金融文化的黏着性，为上海的远东金融中心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文化的差异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碰撞中学习管理。从宏观层面来看，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里，金融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它来源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从微观层面来看，金融文化是由各个金融企业在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文化形态，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由于各个金融企业的功能定位、市场定位、生态环境、制度规范、经营理念、风险管理、服务内容等方面会有一定的差异性，金融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外来文化的差异性并没有阻挡上海发展实业经济的步伐，反而以认真的态度汲取外来文化的精髓，以客观的态度扬弃外来文化的糟粕，实现了金融产业突破性的发展。外资银行进入上海，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示范效应，直接刺激了本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产生^[6]。西方金融机构大多注重实效、讲究信誉、科学决策、追求创新，这是西方金融机构管理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早期入驻外滩的金融机构采用了先进的现代金融管理体制，注重金融人才的培养、金融信息的应用、金融工具的推广，在上海形成了良好的竞争环境。金融环境的改善激发了国人的金融竞争意识，推动了中国金融机构的产生，在与外资金融机构的接触中学习了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3．文化的渗透性。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在交流中学习务实。近代外国银行进驻上海，既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又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因此，早期的外国金融机构除了给外滩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优化了竞争环境，同时也从营利性演变成政治性角色，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外资银行的负面影响并未抵消其在上海金融业务中的市场占有率，以汇丰银行为例，占到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额的60%—70%。外汇市场的充分发展推动了上海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其中70%—80%是外资企业。上海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促进了上海金融市场发育生长，并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外汇市场、标金市场和大条市场。上海的外汇市场成为有别于伦敦、纽约、东京的金融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一跃成为极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市场。一方面，外资银行从实用主义出发，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不断提升在上海金融市场的占有率；另一方面，外资银行从现实主义出发，以政治应对为手段，加强对中国金融文化的渗透，努力营造适应自身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面对如此强大的外资银行，中国本土银行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不断创新，与时俱进。1897年在上海诞生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28年国民政府在上海建立中央银行，1929年在上海设立了由政府控股的中国国货银行，并带动了许多非银行性的金融机构的产生，强有力地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面对外来文化势不可挡的渗透力，外滩金融文化显示了良好的文化生长心态，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金融生态环境。

三、外滩金融文化与海派文化的交互

外滩不只是傍水而建的城市滩涂，她还是有生命活力和文化张力的城市街道。到20世纪30年代，和外滩毗邻的街道已成为上海最为热闹的金融街、商业街和文化街，除了有诸多的洋行、中国银行、商场、饭店、出版社等机构企业，还有影院、戏院、舞厅、跑马场、大世界等休闲娱乐场所。开埠以来，外滩集聚了诸多世界性的金融机构，推动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外滩逐渐成长为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的金融窗口。外滩在金融发展中带动了交通、娱乐、休闲、购物等配套设施的完善，吸引了八方梨园名流，荟萃了戏曲艺术的南腔北调，汇聚了名家的笔墨丹青，外滩成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百老汇”。在这片商业繁盛的土地上，本土文化与海派文化交流互动，滋生了互补融通的人本精神与契约精神，在历史穿梭的文化长河中，外滩抒写了一部经典文明的金融文化史。

外滩金融文化是本土文化与海派文化、人本精神与契约精神交流互动而产生的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外滩金融文化的价值就在于她扎根于本土文化，发展了本土文化的精髓，又荟萃于海派文化，开创了海派文化的先锋，延续了城市文化的内在价值，成功地发挥了外滩文化的独特作用。外滩金融文化通过自然演变的互动模式，经历了开放的文商互补，演绎了独特的文化交织，延续了活跃的城市文脉，造就了具有无限想象力的发展空间，使现代文明成为城市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外滩金融文化不限于金融交易和经验模式，不囿于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社会关系，敢于突破习以为常的陈规旧俗，敢于超越固化默认的金融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现代金融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文化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改造、再造和创造的传承过程，它对人们改造世界具有导向作用，对人们再造生活具有整合作用，对人们创造历史具有传承作用。文化的改造功能在于能够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架构一座桥梁，实现双向互动。文化的再造功能在于能够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之间建立联系纽带，通过互动模式发挥协调功能。文化的创造功能在于能够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树立实践典范，在能力提升过程中发挥独特功能。海派文化是具有上海流派特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体。海派文化伴随着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具有商业性、现代性和世界性的特征。商业性派生出趋利、世俗、多变，现代性派生出个性解放、革新，世界性派生出崇洋、多样、宽容^[7]。金融文化独特性体现了海派文化的个性和共性，海派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金融文化的发展。

1．文化的创新性。得风气之先，开创国际化的城市文化。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与新事物不断接触、与新观念不断碰撞中，外滩金融以契约合作的诚信精神、务实精细的经营理念、崇尚竞争的创新风气凝练了海派文化的精髓。外滩特有的城市空间为金融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海派文化在金融环境的现实土壤里得以生长不息。金融业的蓬勃发展是一味催化剂，催生了商业快速发展、文化相对集聚、休闲情趣迸发，激活了城市文脉、城市印象、城市精神的气质。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外滩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出版机构——墨海书馆，麦都思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成为有影响力的海派文化助推者。1872年英商安纳斯特·美查创办了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中文报纸《申江新报》（即《申报》）。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书馆、印刷所、媒体等应运而生，福州路文化街的形成使其成为海派文化的集聚地。海派文化融入金融产业的发展中，海派文化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逐渐形成，海派文化的精神在传统与现代的交互中逐渐彰显。从文化生态来看，外滩金融积累了海派文化的内在纹脉，激励了海派文化的创新精神，抒写了一首海派文化的新歌。从文化生态来看，海派文化以活跃的新思想吸纳了各方来客，以应变的新思维创造了宽松的历史环境，以变革的新方式应对客观世界的变化，锤炼出创新的外滩金融文化。

2．文化的开放性。领时尚潮流，推动商业化的消费文化。开放是上海人的天然禀赋，也是上海人思维方式自然应变的特点；包容是上海人的自主选择，也是上海人行为方式主动求变的特点。上海外滩金融文化集中体现了上海人敢于引领时尚，敢于引领世界潮流，善于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善于在与本土文化的交互中寻求突破。金融产业的有形资产带来了无限商机，金融文化的无形资产扩展了商机空间，产业和文化的有机融合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相互统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互协调的结果。1864年在南京东路建立了上海第一个跑马场，其后开设了食品、服装、百货类等各种公司，奠定了南京路作为上海近代商业发祥地的历史地位。金融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商业效应推动了金融产业的扩散。近代上海是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和远东金融中心，外滩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包容的心态正视历史的挑战以及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以果敢的思维进行社会变革，以坚毅的举动融入社会大潮，推动了金融文化与海派文化的融入式发展。不可否认，商业的迅猛发展对上海人思想产生了趋利和世俗的影响，但也对上海人思维产生了竞争意识和讲究效益的影响。在金融繁荣和商业兴盛的背后，上海人没有迷恋于和满足于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层出不穷的休闲娱乐，而是以求新求变的心态引领生活风尚，引入了一股浓浓的商业气息。

3．文化的多样性。聚异彩纷呈，促进近代化的多元文化。在近代商业化社会浪潮的推动下，上海人以开拓务实的态度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以灵活应变的精神引导大众文化取向，形成了兼容并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近代海派文化的多元格局。近代海派文化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和不拘一格的形式向前发展，外滩金融文化以内敛现实主义的元素和外显包容多样的格调展现文化多元的魅力。上海外滩是中西文化交会的窗口，是南北戏曲和综合杂艺交流分享的平台，荟萃了艺术人文的精髓，推动了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京、昆、越、淮、评弹等各种地方戏曲在上海外滩不仅能自由发展，还能衍生出各剧种的多种流派。1908年，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致力于京剧改良，把戏曲改良运动推向了高潮，催生了海派京剧的崛起。1912年后，楼外楼、新世界、大世界等大型游乐场的兴建，为戏曲表演提供了广阔的演出舞台和宽松的文艺氛围。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排演《魂断蓝桥》曲目。土生土长的沪剧日渐成为富有现代特点和都市气息的剧种，是外滩金融多元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戏曲艺术的改良创新，在内容上贴近现实生活，在形式上力求改革突破，吸收了新现实主义的手法，还前所未有地引进了外国题材，使其具有了近代性的文化特质，开启了中国海派文化近代化的历史进程。金融产业是海派文化产生的物质载体，多样包容是金融文化发展的内生因子。金融文化积极主动地融入变革，海派文化敢于正视中国近代化的现实，两者的交互融入推动了近代上海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陈代谢。

四、外滩金融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外滩是上海城市近现代文明开始的标志，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撞击、交互、融通之处。西方文明的引入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滩金融文化在传统性与近代性的交织中不断碰撞、磨合与发展。随着西方科技、西方文明、西方文化陆续输入中国，近代上海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而更加绽放光彩。近代外滩具备了文化创造和发展的生态土壤和生养气息，戏曲艺术改良创新，笔墨书画繁荣兴盛，新闻出版充满活力，饮食服饰引领时尚，建筑风格复古现代，娱乐休闲推陈出新，外滩这片土地无处不渗透着西方文化的现代元素，又无处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古朴因子。西方复古主义风格的建筑大楼逐渐成为外滩一道亮丽风景线，和平饭店、海关大楼、汇丰银行等拔地而起，雍容华贵的背后体现着西方文化对外滩金融的影响力。中式的菜馆、书场及京剧、昆曲、申曲演出的小剧场上座率较高，传统生活隐含着传统文化对外滩金融的传承性。

外滩金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东方文明与现代文明融会贯通而产生的城市文化。外滩金融的发展历程与上海开埠是同步的，与上海的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从地理环境来看，上海外滩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傍水而建塑造了外滩独特的文化形态。从历史积淀来看，商业的兴盛孕育了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务实创新成为外滩文化不可或缺的内涵。从西方文明来看，租界的出现和外国资本的涌入客观上为外滩文化的演变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从而产生了多元的文化形态和独特的城市面貌。从东方文明来看，海纳百川的心态和继往开来的姿态使上海外滩敢于超越历史，使传统文化在这个舞台上竞相争艳，充盈了外滩文化的人文氛围。外滩金融文化是文化元素多元塑造和文化形态多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它离不开传统文化和东方文明的浸润，连接着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升华。

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传统文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文化是在社会实践和思想交流中所产生的趋同、互动和融合的适应过程，在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具有趋同性的特点，在制度构建的基础上具有互动性的特点，在实践认识的基础上具有融合性的特点。文化的趋同性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普遍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文化的互动性具有殊异的价值取向，在突破固有的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特性价值。文化的融合性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在创新升华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所形成的整合价值。传统文化塑造了一个社会成员的国民性格，金融文化中的价值观在其中有潜移默化的影响^[8]。诚信、责任、普惠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突破、创新、变革等金融文化的元素逐渐被传统文化所接受，传统文化与金融文化的交互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1．文化的一致性。横向贯通，在文化认同中发展现代文化。外滩金融的发展与上海开埠是同步的，近代外滩金融所呈现的风貌特色与整体文化特征具有趋同性。在外滩，传统文化既附着了思想性的道德风貌，又添加了时代性的人文形态。思想内涵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不是简单叠加的文化形态，而是文化的一致性体现，体现了核心和主流的价值认同，能够对时代产生思想引领的作用。固本清源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不囿于历史和地域的范围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近代上海开埠后，租界的出现和外资的涌入为金融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客观基础，异质的西方文化被注入到传统社会的肌体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激发了传统融入时代的大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派书画艺术形成鲜明的共性，并涌现出了吴昌硕、王一亭、钱慧安等一批著名书画艺术家，他们以精湛的技艺活跃于画坛，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海派绘画是中西文化碰撞和影响的产物，一方面，它在传统性的基础上创新和变革，获得了东方文明的价值认可；另一方面，它在现代性的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获得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认同。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地域氛围和文化脉络因素的客观存在，海派画家自呈风格特色，又兼具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鲜明共性。外滩金融文化在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烙印，呈现西洋化、商业化和世俗化等特征，但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等特征在根基深厚的传统文化中也有所体现。

2．文化的特殊性。纵向引申，在文化交锋中传承经典文化。文化的适应过程是人化和化人的过程，是思维创新和形态转型的过程。文化是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之间架构的一座沟通桥梁。不同阶段的历史塑造的文化内涵会有所不同，产生的文化形态也会有所不同。近代开埠、外资涌入、商业流通、城市性格等诸多因素合力作用，造就了外滩金融文化独特的文化性格和地域特色。我们会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也会发生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毫无意义^[9]。在商业文化和西方文化氛围下生长起来的外滩金融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显著区别，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外滩金融文化，在文化内涵上体现了经典文化的现代性，但是在文化形态上却彰显了异域文化的特殊性。外滩建筑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所形成的一种开放文化。上海“大世界”建筑是在文化交锋的背景下所形成的历史建筑，是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中实现文化变迁的产物。“大世界”建筑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在传统中传承经久不息的经典文明，又有对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在现代中承接独具魅力的西方文明。外滩金融文化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中不断积淀，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的古朴和浑厚，承接和糅合了西方文化的开放和实用，在传统和现代中实现了有机嬗变。

3．文化的融合性。整体发展，在文化融合中体现制度文化。外资银行进驻上海以后，助推了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营造了商业市场重商的经营氛围以及相对发达的商业文化，形成了极为浓厚的商业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上海外滩塑造的商业文化以市场为基本导向，以大众消费和文化需求为立足点，摆脱了传统文化相对狭窄的接受范围，糅合了传统文化的风俗信仰，体现了务实、开放、进取、包容的文化心态，同时创造了易于开拓创新和海纳百川的文化机制。外滩金融文化始于商业文化，传承经典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发展海派文化，形成制度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西方的思想、制度、习俗等融入上海外滩，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上海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中，价值、理念、道德等逐渐融入上海外滩，塑造了上海人开放、务实、独立的多元个性。在海派与金融文化的交融中，变革、融通、创新等精神成为上海人极具魅力的个性标签。20世纪初，一批私营银行在外滩发展起来，其中闻名上海滩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被称为“南三行”。“南三行”注重以品质取得银行业务的攀升，以信用赢得客户的信任，以服务社会扩展经营范围，以改进管理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以重视金融人才有效规避经营风险。私营银行与外滩外商银行既进行一定的联系协作，又开展有效的良性竞争，将信用意识、风险责任、竞争精神、管理理念等融入外滩金融中，推进了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制度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