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对于科技贷款研究的相关文献比较分散,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贷款相关政策的出台,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的科技贷款实施。近几年由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日益突出,关于科技贷款的文献逐渐转为对科技贷款创新产品的研究以及对科技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评级体系的研究等方面。对于国内科技贷款的研究国内学者赵昌文在其《科技金融》一书中,对科技贷款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研究。
1)科技贷款的特点
单就科技贷款本身而言,许国（2006）认为科技贷款具有以下特点：①贷款风险大、安全性差,主要体现在科技开发项目的失误,会面临技术风险、工业化风险、市场风险等,每一步都有着失败的可能；②贷款周转时间较长、见效慢、流动性弱,属于中长期贷款,一般期限在1～5年,甚至5年以上；③贷款投资少、效益高、盈利性好,科技开发项目的成功,不仅给企业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也使银行信贷资金在高效益的基础上良性循环；④贷款竞争性强、管理严,银行对科技贷款采取高标准、规范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
赵昌文（2010）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指出科技贷款还具有以下特点：①信贷赔给现象严重,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导致中小企业科技贷款面临着较多的信贷配给；②科技贷款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科技贷款不同于传统项目的贷款,有很多创新形式,例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统借统还”贷款、高新技术企业联保互保贷款、订单股权质押贷款等；③科技贷款具有正外部性,科技贷款市场的发展在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
2)科技贷款产品创新与实践
马继鹏（2011）对科技银行的创新实践进行了总结,认为目前商业银行在“科技银行”的探索方面,也在不断尝试新的模式,但是在科技贷款产品方面工行、农行等科技支行提供的贷款方式基本为股权质押贷款、订单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同一地区的科技银行陷入同质化竞争。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中国境内的众多中小科技公司将得到这家合资银行包括商业银行业务、投资、私人及国际银行业务、资金管理、经济交易服务和资产管理等在内的各项服务。
国内科技贷款模式以及贷款产品的创新方面,赵昌文（2010）,马继鹏（2011）,秦娟、费颖新、刘春辉、徐欣（2012）等学者做了重点研究。
关于科技贷款产品的创新,目前的一些实践主要有：北京银行针对科技企业推出了“融信宝”信用贷款、“智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软件贷”“节能贷”、主动授信、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近几年成功推出政策性拨款预担保（基金宝）、期权担保、知识产权质押担保等七类担保产品,公司还开发了“贷投结合”（对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企业股权质押贷款）、期权担保（开展信用担保,与企业约定在一定期限内以约定价格和额度拥有企业期权）、基金宝（对承担政府科技项目的企业提前给予免担保的项目补助经费贷款）等产品。上海市科委推出的“微贷通”“履约贷”“信用贷”产品初具规模。总体上科技贷款的产品创新会受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落后、利率上限制约、担保体系不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缺乏等多方因素的制约。单就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而言,由于目前中国产权交易体系发展的滞后,实际操作还存在各种风险。
韩广哲、陈守东、王粹萃（2007）还指出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可以尝试对科技贷款进行创新性定价,将贷款与科技项目的收益挂钩,从期限结构和动态制定利率两方面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科技贷款创新定价。
3)关于科技贷款的评价指标
西方“5C”评价体系是得到大多数人公认的评价体系,包括五个方面,即Character（品德）,Capacity（能力）,Capital（资本）,Collateral（抵押）。主要问题如下：①过分强调人的因素,并且人为因素指标归类不合理；②忽略了资金的实际到位所产生的效果,应对项目贷款到位后所产生的效益加以考虑。
赵昌文（2010）指出中国商业银行信用评价体系中存在以下的问题：①忽略对项目本身的长期考察,主要考虑企业的信用情况及资金实力,使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好项目得不到贷款；②过分依赖对历史数据的定量分析,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历史财务报表分析出来的偿债能力往往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③指标具有片面性,评价指标以财务指标为核心,而创业团队的素质、经营模式、市场前景这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考虑进去。科技型企业评价体系应当涵盖企业基本素质指标、创新能力指标、企业成长性指标、偿债能力指标、现金流量指标、盈利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七方面。
许国（2006）指出科技贷款整体评价体系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他认为科技贷款的指标应该分为项目综合评价和企业综合评价两方面。项目综合评价包括项目的环境评价、筹资能力评价、偿债能力评价、盈利能力评价、开发管理水平评价、技术水平评价；企业综合评价包括企业的偿债能力评价、获利能力评价、经营效率评价、发展能力评价、贡献能力评价、遵纪守法评价。赵昌文（2010）则构建了科技贷款参与度、科技贷款比重、科技贷款市场发展程度、科技贷款市场化程度四大类指标以及相关二级、三级指标,把科技贷款放在科技金融这个大环境中进行研究,以便和科技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市场进行联动比较。
4)科技贷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许国（2006）认为目前科技贷款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投资严重不足,大量科技成果得不到转化,造成巨大的科技资源浪费。
赵昌文（2010）还特别指出目前科技贷款市场集中度低,表现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的科技贷款规模小,国有商业银行“惜贷”现象严重。此外,科技贷款市场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与创业风险投资市场、科技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市场之间存在着交互发展的特点。
韩广哲、陈守东、王粹萃（2007）,赵昌文（2010）,朱鸿鸣、赵昌文、付剑锋（2012）通过对科技贷款市场进行研究,指出目前国内科技贷款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贷款风险收益结构不合理,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轻资产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严重,导致科技贷款具有很高的风险,而银行的收益模式、利率上限及逆向选择风险等使科技贷款的风险结构不合理。风险结构的不合理和有效科技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的缺失是目前制约科技贷款发展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担保体系、科技资本市场和科技保险发展的滞后。
（2）有效的科技银行机制尚未建立,无论是之前的工商银行还是国家开发银行的科技贷款都不具有可持续性。2009年以来试点的“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由于规模太小,都很难成为科技贷款的主要供给主体。
（3）科技贷款创新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但就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缺乏高质量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机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缺乏或不活跃,这些都导致银行对知识产权的处置风险居高不下。
（4）科技贷款市场集中度不高,存在国有商业银行“惜贷”现象,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小且分散于多个行业,往往中小金融机构成为资金供给者的主体。
韩广哲、陈守东、王粹萃（2007）还指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督促体制不健全,贷后不重视对科研成果的普及和推广。此外,商业银行应积极探索在科技贷款管理计划、利率定价、贷款结构、技术评估、资金来源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解决办法,其中科技贷款利率定价是核心之一。
5)对科技贷款研究的综述
科技贷款是为科技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等科技活动,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的债务性金融支持,科技贷款属于外部融资、间接融资和债务融资。
科技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对资金需求的独特性和阶段性。在种子期和初创期,创业风险投资比较适合企业的融资需要；在企业成长期,创业风险投资、科技贷款、资本市场都可为其提供融资；而在成熟期,企业引入科技贷款融资,同时经营较好的企业考虑在资本市场融资。
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银行信贷是科技创新资金的关键来源。科技贷款是为科技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等科技活动提供债务性金融支持,科技贷款可以分为商业银行科技贷款、政策性银行科技贷款、民间金融科技贷款和金融租赁四个部分。科技中小企业具有点多、面广、风险高等特点,与传统信贷模式不符,现有贷款产品难以满足科技中小企业的需要,因此科技贷款产品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比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和科技融资租赁融资额等新型科技信贷产品贷款。目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很突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①科技贷款市场缺口大；②民间金融科技贷款在科技贷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③商业银行在科技贷款中有着明显的“向右走”倾向,倾向于为处于生命周期后期的成熟的高新技术企业发放贷款,而大量处在初创期的“双创”型小微企业,由于没有抵押物、信用程度低,得到贷款和融资非常难。
2.2.2 对创业风险投资的研究
1)创业风险投资的由来
全球风险投资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从最初私人直接投资企业的形式发展而来,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的创业风险投资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9月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国内学者对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创业风险投资运行机制、支撑环境、组织治理结构、金融资本市场以及国外创业风险投资借鉴等方面。
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我国创业风险投资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创业风险投资事业发展呈现出几个明显特征。由计划推动创业风险投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的管理事业化、投资项目以科技为导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开启了创业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第三轮,掀起了一股创业风险投资的热潮。在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的鼓舞下,先后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创业中心。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国外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也开始进入我国市场。短短几年时间里,我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由原来的近20家增至200多家,创业风险资本额由近30亿元增至500多亿元。
2)主要研究结论
刘曼红（1998）从创业风险资本的筹集、创业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结构、创业风险投资家的作用等方面对创业风险投资的运行机理及定义做了相关研究,并指出创业风险投资发展对我国高新科技产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后针对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而提出了相关建议。
盛立军（1999）揭示了创业风险投资运行机制的相关特点、内容以及创业风险投资公司组织治理结构,并从资源整合和资金配置使用效率两个理论角度对我国创业风险投资运行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进而提出发展创业风险投资的策略。
孔淑红（2002）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创业风险投资的经验,对我国创业风险投资从理论和实际操作两方面做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我国应加强金融资本市场的建设,以此拓宽创业风险资本的来源渠道和退出渠道,进而改变我国创业风险资本构成单一的局面。
张建平（2003）分析了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指出政府主导基金和民间资本两者都会促进我国创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其倡导政府应该培育良好的创业风险投资支撑环境以及大力发展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和公司。
刘建钧（2004）详细分析了创业投资机制和创业风险资本基金机制,并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应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科技型中小企业,以此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行业发展和传统行业的创新发展。
郭田勇、王鋆（2006）指出世界各国大多采取“孵化器+风险投资”模式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我国创业风险投资业由于受诸多因素限制发展缓慢,提出通过优化其他国家常采取的模式来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梁圣义、秦宇（2009）分析了我国发展风险投资政府引导基金的现状,提出了我国政府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运行的三种模式,最后提出政府要在创业风险投资发展中起到制定财政优惠政策和构建良好市场环境等作用。
从2002年开始,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以及国际创业风险投资热潮减退的影响下,中国的创业风险投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创业风险投资业界期盼的创业板在2002年并没有启动。
在经历了之前的低迷后,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和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同时受到股市火热的影响,中国的创业风险投资业自2007年开始又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阶段,机构的数量、管理资金总额、投资总量等都有了大幅上升。
3)对创业风险投资研究的文献综述
从上述文献看,国外学者对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研究不多,而国内学者重点对我国创业风险投资体系及运行机制的各个部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我国自身环境下的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探讨不多,对各地区不同的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关注较少。总的来说我国的创业风险投资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由于国外创业风险投资发展的环境不同,因而在探讨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时,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应根据不同区域环境探索出适合各地区特色的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创业风险资本是专业投资机构在承担高风险并积极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投入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并积极追求高额收益的权益性金融资本。创业风险投资属于权益融资、直接融资和外部融资。
创业风险投资相对于其他投资,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是一种权益资本,无担保的资本,中长期投资资本,主动追求高风险并以超额利润为主要目的的资本,是一种对剩余控制权进行配置的资本,对剩余索取权进行配置的资本。
目前中国创业风险投资行业的总体水平偏低,其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总体上呈现以下特征：①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与总量不断增长；②政府、民间资本扎堆进入,外国资本开始活跃；③组织形式在发展中调整,合伙企业制度引入；④创业风险投资的行业由集中走向分散；⑤创业风险投资阶段分布集中于中后期；⑥国内IPO退出流行,本土风投初见成效。
2.2.3 对科技资本市场的研究
1)我国科技型企业融资现状
朱至文（2008）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融资模式单一、直接融资体系欠缺、银行间接融资不完善、社会化支撑体系不完善是造成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并给出了解决困境的对策。
王笑难（2010）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由内外部原因共同导致的。外部原因主要是政府金融政策的缺乏和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而内部原因主要是中小企业管理水平低、缺乏抵押品、财务管理混乱、信用等级差。
李帆（2007）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缺失进行了详细论述,将资本市场的不健全作为金融体系缺失中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首要原因,认为资本市场的门槛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证券市场是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
邓平（2008）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角度分析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障碍问题,其中探讨了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融资的支持现状。
2)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本市场融资研究
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型企业融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封思贤（2005）较全面地分析了创业资本中的融资工具与融资策略的选择。
孙琦（2005）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与资本市场战略选择进行了研究,指出高科技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资本市场的战略选择,并深入探讨了高新技术企业资本市场战略选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范福春（2006）、巴曙松（2006）、徐冠华（2006）、吴晓求（2007）认为,资本市场将成为科技型企业融资的主导模式,全球范围内的科技企业都将资本市场作为融资战略的选择。反观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应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尤其是对科技型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跟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因此,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融资体系的构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同时,进一步增强科技型企业自身的运作和管理,使其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鼓励其上市融资,通过并购等手段不断发展壮大,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张晖（2010）认为企业自主创新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并给出了资本市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三个机制：融资平台、激励平台和集聚平台。
对于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融资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我国学者已达成共识,邓乐平、孙从海（2001）认为,资本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保证,资本市场尤其是风险投资制度的完善对我国科技型企业的创新活动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起着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陈凤娣、吴有根（2006）认为我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具备为科技产业提供支持的条件和基础。
辜胜阻、洪群联和张翔（2007）指出,科技型企业成长的阶段性和周期性决定了其融资需要一个多层次、范围更广的资本市场融资体系的支持。
赵建晔（2009）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别讨论了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并借鉴了国外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失败的教训和取得成功的措施,最后给出了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策略选择。
3)对科技资本市场研究的文献综述
科技资本市场是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除创业投资风险之外的资本市场。根据风险性、流动性不同,科技资本市场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市场,如主板市场、中小企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包括技术产权交易所在内的OTC市场。它们共同构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的多层次科技资本市场。不同规模、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高新技术企业适合科技资本市场的不同层次。
从指标选取的角度,科技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可以通过科技型企业上市的市值和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两方面反映。高新技术企业证券市值,反映高新技术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程度。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是科技企业为了获得资本市场的资金使用权而付出的代价。若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高,则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承受能力趋弱,从资本市场融资的意愿下降。
从20世纪90年代创立开始,我国的资本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弊端,资本市场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结构问题：①主板市场规模偏小；②创业板和场外交易市场缺失；③债券市场发展滞后。
2.2.4 对科技保险市场的研究
1)科技保险的概念
在国外,名称严格为“科技保险”的产品并不存在,通过分散在项目保险、投资保险和合同保险等一揽子保险产品之中表现出来,或者有专为各行业的科技企业提供的行业保险。寸晓宏（2000）认为科技保险是一类涉及科技活动的保险业务,对在科技活动中因风险发生而受到经济损失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补偿和给付,使其可以继续从事科技创新活动。肖蓓（2005）提出了创业投资保险的概念：为了创业投资活动的顺利、安全进行,运用社会多数力量按合理的计算（即大数定律）从社会多数成员处筹集基金,对在创业投资活动中因风险发生而受到经济损失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补偿和给付,使其可以继续从事科技创新活动。邵学清、刘志春（2007）根据科技保险的特点将其定义为准公共产品,论述了政府在推动科技保险运行中的作用,研究了政府主导模式下科技保险的框架设计体系。陈雨露（2007）则定义科技保险是为了规避科研开发过程中,由于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外部影响,而导致科研开发项目失败、中止、达不到预期的风险而设置的保险。吕文栋、赵杨、彭彬（2008）进一步将科技保险区别于一般人身财产保险,定性为一种具有集成性、弱可保性、正外部以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的保险。李志斌（2012）则将科技保险理解为通过商业性或政策性的保险手段对科技创新过程所涉及的各种可保风险进行管理。其区分广义上,科技保险泛指所有服务于科技企业的相关保险产品；狭义上,是对一揽子包括企业在研发、生产和市场化的整个技术创新流程中,由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造成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研发中断和民事赔偿责任等具体保险产品的统称。赵武（2012）认为科技保险是准公共产品,具有应对风险、产品设计、保费确定、产品管理的复杂性。
2)我国开展科技保险现状与问题
辜毅（2007）从科技风险的来源、性质引入科技保险的发展意义,继而指出我国科技保险品种单一、缺乏保险与技术复合人才、保险精算技术不成熟、宣传推广不足、风险分担不均衡等问题,认为应构建新型保险承保理赔模式,科学化产品设计与费率拟定,要注重核保理赔环节防范道德风险。刘如海、张宏坤（2007）指出大力发展科技保险的优势：扩大市场需求,可与科技创新和谐互动；避免科技企业陷入困境,推动科技进步与社会和谐。
王香兰、李树科（2009）等人探讨了我国科技保险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风险大,成本高,科技保险需求和供给均受到抑制；科技保险事业人才缺乏；保险产品缺乏技术含量；科技保险中存在道德风险；对科技保险的认识不到位；政策引导力不强。徐晓慧（2011）认为我国首批六大科技保险险种仅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研发责任险是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其他险种可按传统险种赔偿,降低了保险产品风险管理作用,存在索赔困难的情况；保险公司“实际供给”不足,政府未找到科技保险的着力点。赵杨（2011）从政府部门、保险公司、科技企业、服务机构四个角度分析了科技保险推广中的突出问题。赵俊英（2012）也指出宣传力度不足、保费过高、未能体现出与传统险种的差异性导致需求有限,配套科技保险开展的补贴操作性差,品种有限等供需双冷问题,并用经济学供需理论、外部性进行分析,提出完善保险中介、降低保险公司经营成本等对策。龚莉（2012）则从江苏科技保险实践入手,指出存在企业参保率低、试点险种范围小、缺乏专业中介机构等问题。
3)科技保险发展模式与险种设置方式
邵学清（2007）认为应当将科技保险定位为政策型保险来保障推行,政府可作为初期推行主导者。其比较选择政府主导下的商业运作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在险种设计上,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科技部门和保险公司应联手合作。陈雨露（2007）提议按照研发、成果转化、市场应用过程中的科技活动设置险种,也可按标的物人员、设备、利润、责任设置险种。赵湜（2011）提出科技保险险种创新总体方案,包括新险种的创意设计方案、技术设计方案、实施方案、评估反馈方案。同时其构想了研究技术人员职业责任保险,并从期望索赔率、期望索赔强度构造其费率模型。李志斌（2012）将我国科技保险市场的发展历史阶段划分为准备酝酿阶段（2006年）、市场形成阶段（2007—2009年）、市场深化阶段（2010年—至今）,同时列示国外两种科技保险的设置方式：提供单独险种规避技术创新活动中特定的风险；向某一类从事特殊技术创新活动的行业提供组合式的保险服务。
4)对科技保险研究的文献综述
科技保险是针对科技活动风险、高新技术企业运营风险和科技金融工具的风险进行保险,旨在降低科技开发风险、高新技术企业风险和科技金融系统风险的金融工具。与财政性科技投入、创业风险投资、科技贷款和科技资本市场等不同,科技保险的主要功能是风险转移和分散。
目前科技保险在我国的发展严重滞后,不利于保障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国内较早对发展科技保险的必要性、可能性、存在问题展开研究的是谢科范（1996）,当时科技保险比较成熟的是技术交易保险、新产品质量信誉保险和农业新品种保险。引导政策与法规缺乏、种类少试点面小、签约率低等问题与风险、利益分配不对称,科技风险统计技术性障碍均制约科技保险的发展。
2.2.5 对研究与发展的研究
1)科技研发投入影响因素
自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理论以来,有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在市场需求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方面,Scott（1984）在对不同产业需求条件和技术机会差别进行控制之后,发现市场集中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消失了,其结果显示了产业需求和技术机会差别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着更为决定性的影响。Futia（1980）通过理论模型证明了在存在足够迅速和完全的模仿情况下,产业中研发总投入与企业数目之间为反向关系。
在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方面,韩国学者Chang-Yang Lee （2002）在研究研发投入影响因素时,敏锐地意识到企业规模是通过其他因子与研发投入间接联系的。并提出研发投入的直接决定因子是技术竞争力,而企业规模就是通过它与研发投入间接联系。Scherer（1965）以销售额代表企业规模,以专利数代表开发活动,发现公司规模与研发投入关系不是很强；Soete（1979）用研发费用来衡量研发活动的投入,分析发现研发经费与销售额之比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在企业研发投入内部影响因素方面,吕媛（2009）对沪深两市2004—2006年高技术产业年报中披露的研发费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与净营运资金、资产负债率、净利润、产权比率和高管总人数正相关,与无形资产和企业规模负相关。其中,资金问题是影响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最重要因素。周杰、薛有志（2008）从管理者激励与监督控制机制两个层面,检验了总经理持股与董事会结构对研发投入比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经理持股可以降低管理者短视倾向,显著地提高公司研发投入；在股东单位任职的董事通过积极的监督以及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对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外部独立董事、内部董事和董事会规模与研发投入水平不存在显著关系。刘运国、刘雯（2007）研究了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研发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支出同高管任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任期越长的公司,研发支出越高；高管是否离任与研发支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证明即将离任的高管的确没有积极性增加研发支出；另外,不同年龄段的高管,任期内对研发支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高管的任期对研发支出影响也存在显著不同；高管是否持股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说明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有利于增加公司的研发支出。王任飞（2005）验证了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出口导向三种因素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实际影响。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盈利能力都与企业研发支出正相关；而出口导向则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
从各区域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方面,谢子远、梁丹阳（2010）对国家54个高新区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市场竞争程度、企业利润水平、企业规模对高新区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而出口规模、资产负债率则对高新区研发投入有负面影响。薛漫天、李广众（2007）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各行业大中型企业1999—2004年的研发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得到结论：在样本期间,我国各行业企业的研发强度普遍很低,尚难以形成有效的自主创新；在行业层面上,市场集中度、利润率和经营规模是影响研发强度的主要因素。
在企业研发的外部影响因素方面,Nain（1997）对美国公共研究与其专利进行了探讨,发现工业专利导致公共研究成果、论文的引用数量不断上升,从科学界到企业界的知识流动量在6年间增加了两倍,因而政府应该继续支持公共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王耀德（2006）认为政府的科技投入主要不是直接导致技术创新,而是提高一个国家整体的科学水平；政府科技研发投入主要侧重于基础研究、部分应用研究和其他公益性研究,不仅是应对市场失灵,补充企业在某些领域的不足,也是因政府科技投入达到一个台阶,企业科技投入才能大量增加。即便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政府的作用也不会减弱。徐侠、陈沂、郑兵云（2008）指出,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并非完全不依赖外资而独立进行,其研发支出活动与外资企业的研发支出密切相关,且影响程度根据所有制类型有所不同,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较小,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研发溢出较大。此外,新产品需求、行业利润、企业规模与企业研发支出之间均存在十分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样陈仲常、余翔（2007）研究了新产品市场需求、行业竞争以及外部筹资环境这三方面的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前期新产品市场需求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还不够强大；行业中的竞争在总体上还未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企业研发的外部筹资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安同良等（2006）考察与观测了企业所处行业、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所有制三个因素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调查数据表明,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更多地会进行持续性研发活动,更倾向于设立独立的研发部门,研发支出经费也逐渐向试验发展倾斜。
2)科技研发效率影响因素
谢伟、胡玮、夏绍模（2008）运用DEA方法对我国各省的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利用计量方法考察了市场竞争度、研发投入等对各效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各地差异显著,且大多数省份都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研发投入冗余以及各因素的非协调发展是造成非有效的主要原因。
余泳泽、武鹏（2010）采用将生产函数假定为超越对数函数形式,以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用随机前沿方法测算了1996—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并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整体较低,均值仅为01268,但是呈稳步增长趋势,并且表现出了一定的空间差异性：研发效率由高及低依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研发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制度因素、企业规模因素和企业在技术消化吸收经费上的支出对于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有正向影响,而政府政策支持、企业的经营绩效的变动则对研发效率没有明显的影响。
3)我国科技企业研发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关小燕、徐莉（2008）认真分析民营科技企业研发存在的问题,发现保护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的法律法规缺失,致使其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研发体系不够完善,研发能力有待增强；政府对民营科技企业研发的宏观指导与服务不够；在享受科技计划基金、金融、人才优惠政策方面缺乏平等待遇；信息和技术中介服务不完善,因此提出政府应系统构建民营高科技企业研发服务体系。朱平芳、刘弘、姜国麟（2002）在对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产出研究后得出上海科技企业创新能力缺乏,低水平、低附加值技术相对过剩和高水平高附加值技术供给不足；科技经费投入还嫌不足,科技产出效率偏低；科技投入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企业创新活力的发挥。
史欣向、陆正华（2010）提出将研发效率分解为中间产出效率和最终产出效率的新思路,该研究发现一个和以往有所不同的结果：民营科技企业的科研成果产出能力（中间产出效率）并不差。制约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效率提升的“瓶颈”在于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能力（最终产出效率）。
4)研发投入对专利、论文产出的影响
李慧、黄静（2013）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对专利产出的影响,得出结论：制造业各行业研发经费投入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显著,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研发经费投入弹性系数较高,反映了这些行业存在着较大的技术创新机会；而研发人员投入弹性系数较低,说明我国制造业行业存在着冗员现象。黄静、吴和成、李慧（2010）归纳出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活动的特点,建立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发现,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要素对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经费投入对产出成果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而人员投入对部分产业的产出成果贡献较小。逢淑媛、陈德智（2009）以132家全球顶尖研发企业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研发经费投入与专利产出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按照C-D生产函数和分布滞后方程,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几乎所有行业研发经费投入与专利产出的相关性较高。不同行业对不同期的研发经费投入的依赖程度不同,但是平均为滞后2年左右最强,电气行业研发投入转化为专利的速度最快,一般工业品行业研发投入转化为专利的速度最慢。朱平芳、刘弘、姜国麟（2002）也采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方法验证了上海大中型高新技术产业专利产出量虽不多,但是产业经济增长确实具有较强的作用；同时还发现高新技术行业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的拉动,劳动力作用逐渐减小,科技投入对产出的潜力还有待发挥。
5)对研究与发展文献的综述
从上述文献看,国外学者对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研究不多,而国内学者重点对我国创业风险投资体系及运行机制的各个部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我国自身环境下的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探讨不多,对各地区不同的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关注较少。总的来说我国的创业风险投资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由于国外创业风险投资发展的环境不同,因而在探讨我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时,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模式,应根据不同区域环境探索出适合各地区特色的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模式。
我国现实研发市场不能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政府应承担经济管理公共职能,弥补市场不足,政府应采取措施解决研发正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①政府直接介入,投入相应资金鼓励研究与发展机构、企业参与研发。政府的科技研发投入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科技研发投入,这也是增强科技实力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②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建立制度,以保障市场中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报酬内部化,使市场中的研发行为具有可持续性；③政府通过制定、规划和计划来影响、引导国家技术发展路径的选择,充分发挥比较竞争优势,共同带动研发的新方向。
2.2.6 对科技金融环境的研究
科技金融环境是科技金融发展的外部变量,目前主要从政策支持力度、担保体系完备程度、信用体系完善程度三方面来衡量科技金融环境的发展状况。
1)科技金融环境现状
关于政府政策支持现状,杨永兵、邹全胜（2005）结合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指出在技术创新前期、中期、后期宜分别使用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的手段。资金支持途径、技术和人才支持途径、信息与社会服务支持途径、区域创新体系支持途径是支持民营企业的有益方式。
汪张林（2011）从政府政策支持的种类来划分,指出我国政府支持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有以下四个方面：①直接资金支持政策。目前国家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直接资金支持主要集中在创新基金、重点产品的补助、技改项目贷款利息、产业基金等；②金融支持政策。中央政府有关部委和金融机构陆续颁布和实施了各项政策,目的是通过改进信贷工作方法、完善信贷管理体制,为中小型科技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③财税政策。主要内容是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进行税收优惠；④其他服务政策。
关于科技信用体系现状,徐华（2008）指出科技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科技信用制度、科技信用服务行业、科技信用活动和科技信用监管体制等,还有待深入研究各个子系统的建设。尤其是科技活动参与者、评估专家、科技管理者、科技评估机构的科技信用评价作为科技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数据,急需建立评价标准,探索评价方法和评级模式,开展机构和个人科技信用征信业务,制定科技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规范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系统建设规范,培育和发展科技信用服务机构,推动我国科技信用体系建设的健康发展。其研究中还提出了未来的科技信用体系建设框架模型。
关于科技担保体系的现状,丁武鹏、李贵荣（2011）指出目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担保机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担保依托于一般的信用担保体系。
2)科技金融环境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关于政府政策支持,汪张林（2011）认为,①政府支持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资金规模总体较小,管理分散,不能满足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的需要；②财税政策目标定位不准确,实际运行效果不理想；③金融政策操作性差,缺乏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具体的金融政策；④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服务政策单一,政府采购未能向中小型科技企业倾斜。
关于科技信用体系,闫金定（2007）指出目前我国科研活动中“信用缺失”的现象较为严重,直接影响到我国科研体系的完善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我国科技信用现状表现出信用意识匮乏、信用体系不完善和信用缺失行为严重等社会转型期常常存在的特征。具体主要表现在：①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②当前科技信用体系明显不完善,缺乏信用管理体系的整体设计,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信用数据瓶颈；③信用缺失行为发生在科技活动的各个层面。
关于科技担保体系,丁武鹏、李贵荣（2011）指出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的问题：①信用担保资金的来源单一；②缺乏风险分担机制；③企业信用体系有待建立。
3)改善科技金融环境的相关建议
关于科技信用体系,闫金定（2007）认为对于我国科技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要加强信用研究,提高对新时代科技信用本质的认识；②要认真进行制度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③完善法律体系；④建立信息的公开和共享机制；⑤加强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⑥加强科学道德教育。
关于科技担保体系,丁武鹏、李贵荣（2011）提出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议：①充分发挥科技担保对科技信贷的撬动作用；②拓宽担保机构资金来源渠道；③运用创新性金融工具分散担保风险；④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库。
4)对科技金融环境研究的文献综述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科技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发展环境。发展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科技金融的发展程度和发展前景。科技金融环境是科技金融发展的外部变量,目前主要从政策支持力度、担保体系和信用体系完善程度、科技金融人才等三方面衡量科技金融环境的发展状况。
在目前我国大政府、小社会,以及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科技金融环境建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紧迫。上海市在科技金融环境建设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如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①在科技金融数据统计口径方面一直存在问题,由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体系分业监管,还没有专门的科技金融统计口径,造成在需要统计相关数据时,收集难度较大。建议协调各相关机构共同制定科技金融的统计口径,理顺数据报送机制；②需要建立科学的科技金融评估体系,定期对上海科技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对相关指标进行监控,了解上海科技金融发展的状态与未来的趋势,从而帮助政府及时发现可能的问题与制定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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