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数据服务对比分析

国外经济学家认为：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结构特别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因为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金融结构，必须依赖于较高的市场化水平，特别是依赖于发达的股票市场，同时还取决于资产证券化的水平。所以我国进入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金融结构还不够条件，我们必须处理好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关系，二者在功能上相互分工，各司其职，不是一对矛盾体，而是一对统一体，相互融合，协调发展。我国学者对金融结构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主要以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为依据，而对现行的“两分法”研究不足。在实证研究领域，主要进行了以下一些研究：

中央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1992）从内部变化的角度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46]。易纲（1996）从货币层次划分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认为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为“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债券、股票等）”，剖析了中国的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迅速上升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47]。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和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48]。王维安（2000）根据西方金融结构理论，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的三大变迁，即从内源融资主导型转向外源融资主导型、从间接融资垄断型转向间接融资主体型以及从封闭型金融趋向开放型金融，并从金融相关率、金融资产结构分布、金融机构结构分布等指标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状况，然后通过与国际比较，从现阶段特征的角度分析并归纳出中国金融结构具有超额借款、超额贷款、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以及国家银行垄断金融这四大特征^[49]。谈儒勇（2001）的研究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通过银行信贷对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与企业资产增长率之间有显著负相关关系，与企业营业收入关系不显著^[50]。慕继丰和冯宗宪（2001）^[51]、贺晟和孙烽（2002）^[52]从不同的角度对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均认为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并且强调金融结构多样化对于产业成长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张宗新（2001）通过建立一种比较分析的框架，对市场主导型和银行导向型融资制度的特性与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指出融资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环境，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金融市场的管制程度、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是融资制度形成的重要参数。在此基础上，对两类制度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指出了不同融资制度在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公司治理与监控机制、经济效率等方面的差异性。同时，伴随着金融国际化与金融自由化，融资制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迁，并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53]。林毅夫等（2003）从比较优势出发，通过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的经验分析，认为对金融的研究不能局限在金融功能观上，而是不同的要素禀赋决定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对于金融系统的要求不同。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业平均规模、企业的集中程度或规模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所以和产业规模结构相匹配的金融结构会对制造业的增长有重大的作用^[54]。沈坤荣（2003）以上市公司为例研究了外源融资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认为长期负债对于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短期负债过多则会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负面影响；股权融资尚未成为企业积累资本、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55]。

对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学者关于金融结构的定义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共同决定的；一是现在流行的“两分法”，即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和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结构。中国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主要以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为依据，而对现行的“两分法”研究不足，并且主要从金融体系本身来研究金融结构，缺少与实体经济层面尤其企业层面的相关分析。

本书以“两分法”为依据，借鉴西方的金融结构理论，避免单纯地就金融结构论金融结构，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金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