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总部经济的新环境和对策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

　　摘　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贸易、金融、投资准入等方面改革将会对高端要素的积聚发挥重要的虹吸效应，在理论上有利于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上海试点自由贸易试验区从很大程度上就是促进上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吸引国际总部企业的落户，以此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引领上海产业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总部经济；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诉求

一、总部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上海总部经济的现状

(一)跨国公司总部布局的新趋势

　　作为总部经济的主体，大型企业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的发展引领着总部经济的发展趋势。近年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由设立一个大区域总部向多个中小区域总部方向发展，并且总体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地区总部比重不断增加，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壮大，科技研发总部逐步增多，在区域分布上更加注重目标的细化，并且区域经济管理总部体系逐步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内资企业也处于战略转型的加速阶段，企业总部有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

　　1.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总体规模将不断扩大

　　随着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总体规模也不断扩大。在美、日、欧等传统跨国公司优势国家不断设立地区总部的同时，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加入到地区总部的来源国行列，纷纷在彼此国家和地区设立由子公司或分公司融合形成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不断实现市场扩张，降低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地区进入中国就是总体规模扩大的一个客观表现。

　　2.跨国公司设立海外总部呈现多中心化的趋势

　　由于经营范围扩大到全球各个市场，同时随着产品技术更新的加快，过去单纯的纵向结构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全球各个地点经营条件的迅速变化。传统上，随着跨国公司海外业务的发展，为了控制与协调海外众多业务单位，就会在各大洲设立管理总部来统一管理该辖区内的业务，一般按亚洲、欧洲和美洲等地区设立管理总部。但近来跨国公司设立海外总部有一种多中心化的趋势，就是在各主要国家分别设立地区总部，而且地区总部的形式也日趋多元化，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总部，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营销总部、采购总部、研发总部和生产总部。这种多中心多结点的网络管理模式有利于全球公司对全球范围经营环境的变化作出更迅速的反应，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

　　3.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向亚太地区集聚，在区位分布上更加注重目标的细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总部正式取代欧洲地区总部而进入了亚太地区总部时期。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向亚太地区转移的主要原因是东亚经济的崛起，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中国，进一步细分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香港依托珠三角及内地广大市场，主要定位仍是吸引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和大中华区总部；上海以辐射长三角和中国市场为主，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尤其以销售中心、采购中心等面向市场类的地区总部居多；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具有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政治优势、文化优势和科技优势，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中国的首选之地之一，通讯类和IT类的跨国公司集聚较多。

　　4.服务业地区总部的比重将逐渐增加

　　从产业分布来看，从最早完全是制造业的地区总部类型，到后来服务业的地区总部的出现，直到现在服务业的地区总部类型不断增加，相关的银行、证券、保险、会计等现代服务业地区总部比重逐渐增加。FDI正迅速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占所有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比重将继续呈现上升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从事商品出口的大型企业均在国外投资建立相应的服务设施，发展仓储业、零售业、运输业、银行保险业等。同时，当服务业直接投资增加到母公司进行直接管理的成本过高，以及应对外部竞争不得不需要进行组织结构变革的时候，服务业地区总部自然会像制造业地区总部一样兴起，并且所占的比重将逐渐增加。

　　5.地区总部的控股公司职能越来越受重视

　　跨国公司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大型化，而实现大型化管理的一个简便易行的方式就是通过设立地区总部进行控股式投资，这种方式一方面相对于独资方式更容易被东道国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实现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经营。随着投资项目的迅速增加，跨国公司对于投资项目的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许多跨国公司面临如何整合各项资源，从而协调各个经营机构成为一个整体参与竞争，如何通过若干运营中心开展各项业务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投资性公司和地区总部具有控股公司的一些功能，许多跨国公司往往通过投资性公司或地区总部来整合在华各个经营机构以及各种资源，形成事实上的企业集团。通过地区总部的控股公司职能，把已经投资的若干企业联合起来，设立一个协调、管理中心，由集团公司负责制定这几个企业的发展战略，为这几个企业提供技术、生产、人力资源、销售等方面的服务，通过集团化增强跨国公司的竞争力。

(二)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障碍

　　1.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现状

　　截至2012年末，上海全年新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家，新设立投资性公司25家、研发中心17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403家，外商投资性公司达265家，外资研发中心351家，跨国公司总部机构总数达到了1 019家。也就是说，上海总部经济发展已经迈入“千时代”(见表10-1)。在数量增加的同时，落户企业的质量也有明显的提升，例如，ABB公司机器人事业部全球总部、拜耳公司材料科技事业部全球总部的部分职能也转移到上海，新通用公司在沪成立国际运营总部负责北美以外的所有业务，这说明上海作为跨国企业总部的桥头堡的作用愈加明显。

表10-12002~2012年上海跨国公司总部机构数

年份

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

外商投资性公司

外资研发中心

跨国公司

总部机构总数

2002

25

2003

56

2004

86

105

140

331

2005

124

130

170

424

2006

154

150

196

500

2007

184

165

244

593

2008

224

178

274

676

2009

257

190

304

751

2010

305

213

319

837

2011

353

240

334

927

2012

403

265

351

1 019

　　资料来源：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从数量增长来看，2012年比2004年的跨国总部机构总数增长近207.85%，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近26%，可谓增速迅猛。同时，最新数据显示，总部经济利用外资已占上海利用外资总额的近20%，具有极高的“含金量”。在2012年上海纳税百强企业中，有9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IBM、欧莱雅、飞利浦、小松、卡夫、资生堂、瑞表、辉瑞、埃克森美孚)，它们既是市场标杆，也是纳税大户，更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一种象征。

　　在2012年新认定的50家跨国公司企业地区总部中，世界500强企业美国金佰利公司、日本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企业久保田公司相继成立了中国地区总部；全球十大医药企业之一的阿斯利康公司将其亚太地区总部从新加坡迁至上海；同为全球十大药企的默沙东公司在沪成立了投资性公司。从这些新入驻的企业来看，不仅企业本身质量得到了提升，同时总部所承载的功能也在稳步上升，这彰显了上海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区域，并且这些总部一般都会具有两种以上的功能。

　　2.上海总部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尽管上海总部经济对上海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总部经济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数量上的增长并未给上海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实惠。现在上海的总部企业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资金运作不在其中，即其中有价值的环节并未在上海。

　　一方面，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在内涵上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协调。目前上海的企业总部主要在传统制造业布局较广，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方面的企业总部发展还比较缓慢，这不仅与总部企业的发展趋势不一致，而且与上海的产业转型也不符。第二，上海总部经济的“根植性”较差、与产业的契合度不高。外资企业总部以及研发中心总体上与上海本土的企业合作并不紧密，二者的互动比较少。不论是从外资研发中心所从事的研发内容还是从其组织形式上，其与上海本土企业的交集都比较少，对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还相当有限。特别是在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化等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的重点方向上，外资企业在此方面的参与度与贡献度上还不显著。第三，目前上海引进与发展的企业总部的级别较低，对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能力较弱。由于在上海乃至中国资本流动的限制，所以现在上海的总部经济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资金运作不在其中，而且这些总部往往是直接为母公司或者海外市场服务的，对上海产业资源的整合能力还有所欠缺。第四，本土总部企业发展滞后，限制了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与活力。从根本上来看，总部经济与产业的发展还有赖于本土企业的发展，这样的经济形态才有可持续性，抗风险能力也较强。上海应在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的同时积极培育本土总部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需要灵活适应市场变化的新兴产业上更是如此。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和扶持那些在新兴产业中有成长潜力的企业，使其成为发展总部经济的生力军。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上海的总部经济起步较晚、管理基础薄弱、文化差异等深层原因之外，更多地体现在法律、制度、政策、审批流程等方面的硬性制约。不论是跨国公司总部还是内资企业总部，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与一般企业的诉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除了一般的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进出口关税优惠等以外，在资金流动、投资领域、行政审批等方面诉求越来越强烈。

　　(1)资金流动的限制

　　作为地区总部，它不仅要求能对境内子公司的资金进行统一管理，还希望实现对境外子公司资金头寸的集中管理，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以及对境外关联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境内的快速发展，地区总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富余资金。希望能为这些资金寻找到合理出路。但根据现行外汇法规政策，上述要求均难以实现，富余资金的使用渠道也比较有限。如果允许地区总部开立离岸资金管理账户，借助离岸资金管理账户来实现对境外子公司的日常资金头寸管理，则总部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加具有活力。

　　(2)投资领域监管过严，服务业开放程度低

　　根据现行政策，管理性公司不具备收购兼并等一系列投资功能，然而投资性公司对企业注册资金有较高要求，需要境外母公司在此投入资金，因此对公司产生一定的资金压力。而且，当管理层考虑将中国区企业统一归入拟建立的投资性总部公司控股范围，以实现垂直管理的时候，在实际股权转让过程中，由于涉及境外股东，不同地区主管税务机关对股权交易是否适用企业所得税特殊性处理方式口径不一，造成股权交易进展缓慢。

　　同时，许多服务业对外资开放还存在许多的限制，而且，按照上海认定跨国公司总部的规定，许多服务业达不到此标准，造成诸如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领域的企业，以及投资机构、投资银行、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难以享受到相应的总部经济的待遇。

　　(3)行政审批的繁琐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公司，正常情况下必须与商务委员会、工商局、税务、财政、海关等多个部门接触，在提交众多纸质文件并经过相对复杂的程序以后才能获得上述各部门的投资核准和颁发的证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国企业投资进程和投资的积极性。在调研过程中，跨国企业高管普遍提及希望政府提高行政效率，一是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或者提供更多针对企业行政审批事项的一站式行政服务平台；二是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行政理念，由“监管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此外，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须由商务部及其他相关部门核准，境外投资3 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项目以及中方投资用汇额1 000万美元及以上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都必须由国家发改委核准。

二、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总部经济的关系

(一)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为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奠定了基础

　　自上海市于2002年正式提出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以来，一直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建设“四个中心”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一项战略举措。十多年来，上海市推出了一系列优化总部运营环境的试点措施，并发挥自身区位、品牌效应、商业环境、人力资源、产业配套、人居环境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集成优势，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入驻。总部经济为上海带来了人才、资金、管理、信息、技术的枢纽作用，提升了上海的城市形象和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自贸试验区所处的上海浦东新区，已经是目前全国跨国公司总部最集聚的地区，也是全球总部经济版图上崛起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新标志。由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与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联合编撰的《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蓝皮书》显示，截至2013年上半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已经集聚了202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占上海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48%)以及185家研发中心。其中，已经有60家总部具有亚太区管理功能，近10家总部企业管理区域已经拓展到全球范围。目前这200多家总部企业外资总部投资总额达到132.44亿美元，注册资金达到108.73亿美元，经济贡献已达2 470亿元。同时，跨国总部企业对于当前浦东新区的外汇管理和税收制度等一系列监管政策一直处于满意度较低水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外汇流动性和企业重组税务处理等方面。因此，总部企业有强烈的意愿来推动自贸区的发展，并有很高的积极性来参与到自贸区的试点，并积极为自贸区的政策提出要求和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现有跨国总部的需求为自贸试验区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主体的保障。

(二)总部经济的差距对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提出急迫的需求

　　今后二三十年中，全球经济的重心将向亚太转移，跨国公司的总部向亚太集聚。如果说我们不能把这些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到中国来，我们在亚太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就没有主导权。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统计，目前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有400多家，其中浦东有202家，中国香港有1 500家，新加坡多达4 000家，我们跟香港和新加坡还不在一个层级上，而这个巨大差距的本质原因来源于制度。

　　比如，在新加坡设立一家公司，政府给予投资者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3~7个工作日即可完成。新加坡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也没有关于资本弱化的监管规定，跨国公司的资金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出，在新加坡设立的总部能够很好地实现投资管理和资金调度职能。相比之下，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公司，与多个部门接触，在提交众多纸质文件并经过相对复杂的程序以后方能获得上述各部门的投资核准的证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国企业投资进程和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中国目前对外汇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相关外汇进入、汇出涉及商务主管部门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批，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这些外资企业无法实现资金自由流动和兑换。即使目前涉及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已实行登记管理，但是，中国在外汇管制方面并未因此出现松动的迹象。

　　总而言之，跨国公司之所以设立总部，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总部集中管理集团资金，提高财务管理、投资管理效率。如果要在中国设立亚太区总部、洲际总部乃至全球总部的话，没有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服务体系，不挣脱外汇体制的束缚，是难以成为现实的。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提出了急迫的需求。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上海总部经济的影响

　　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运营，区内的金融开放、投资体制改革破题在即，跨国地区总部也将突破审批、外汇、税收等多种掣肘，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配置亚太乃至全球资源。

　　1.将为上海的总部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自贸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上海将积极推动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其中，自贸区特别鼓励总部企业的发展。2013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往江苏、上海考察时就强调，要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运营中心来华落户，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而自贸区在制度安排、外汇管制、税制改革等方面的改进将大大增强其对跨国企业总部的吸引力，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重大机遇。

　　2.将改变跨国公司亚太总部的布局

　　上海总部企业中，很多企业在新加坡或中国香港均设有亚太区的总部，其中部分企业的亚太区总部又扮演中国区总部的投资控股方的角色。而由于中国业务在其亚太甚至全球的业务比重方面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不少跨国企业非常希望把目前设立在上海的地区总部升级为亚太区域总部，但由于外汇管制等问题所限，管理层预计升级后无法良好地发挥其资金管理职能，所以只能在新加坡另行设立一个总部以实现上述职能。

　　自贸区成立后，如果在外汇管制上有实质性的放松，甚至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则可以预测，会有越来越多的亚太区总部从香港和新加坡迁移到自贸区，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前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布局。

　　3.将提升上海跨国公司总部的能级

　　目前上海的跨国公司总部绝大多数为管理型总部，功能受到很大局限，原因是上海总部经济制度性支持面还有很多差距，比如法制环境、税制环境以及人才等方面。自贸区的制度安排包括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与国际接轨的税收制度等，使得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能够在自贸区内就实现全球的资金管理和结算中心等功能，使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可以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发挥配置亚太资源或者全球资源的能力，将管理型总部提升为能级更高的投资性和综合性总部。

　　4.将扩大跨国公司总部的投资范围

　　上海自贸试验区将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试验区内将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不论投资规模，一律由上海市负责办理。

　　根据现有草案，在试验区内，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停止实施《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这三部法律的有关规定，暂时停止实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同时，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备案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工商登记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相衔接，逐步优化登记流程。可以预测，在负面清单制度下，自贸区将会成为诸多新型业态的理想投资地，包括电子商务、融资租赁、高端维修、大宗商品交易、离岸贸易等业务将会有很大的投资和发展空间。

　　5.将促进上海总部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我国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传统比较优势产业遭遇新挑战的时刻，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将探索深化改革的道路与产业升级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也进一步融入到全球贸易活动中去，为加入TPP或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做准备。

　　在总部产业结构升级上，一是从货物贸易产业到服务贸易产业的升级，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于发展服务贸易有重大的推进作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将开发外国服务业企业进入自贸区，上海总部经济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服务性企业总部进入如法律、会计和融资租赁等行业领域。二是整体产业结构中金融产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将有更多的金融行业总部落户自贸区。自贸区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放开资本管制等预期措施将会对于跨国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在自贸区开设分支机构，比如在自贸区设立外资独资的金融机构和证券保险公司等。

　　6.为跨国公司总部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

　　2013年8月30日，外高桥发布公告称，作为自贸区开发主体中唯一的上市公司，计划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募集不超过27亿元人民币，用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其配套设施建设。

　　上海自贸区一期建设项目由包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平台在内的五大平台合计30个子项目构成，计划建设30栋高标准的办公楼、大型物流仓库、定制厂房、展销中心等物业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投资额达到26.28亿元。预计自贸区中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将会达到1 000亿元人民币，建成后能为跨国公司总部提供世界一流的硬件设施。

三、上海总部经济发展对自贸区的诉求

　　2013年3月28日，李克强同志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要以开放促改革，推进上海经济先行先试，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以倒逼机制推进改革深入进行。2013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徐逸波在第二十三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颁证仪式上表示，上海正迎来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历史性机遇，期待外商投资企业能够把握上海新一轮发展机遇，将更高能级的大中华区总部、亚太区总部以及研发、营运、产品服务、结算等功能性中心设在上海，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如果跨国公司将更高能级的大中华区总部、亚太总部以及功能性中心设在上海，通常需要通过三种途径：迁移、升级和新设。迁移是指跨国公司将已有的在新加坡、香港、东京等地亚太总部迁移至上海；升级是指将现有的上海地区总部升级为更高级别的总部；新设是指在跨国公司新设一个原本没有的比较高级别的公司总部。上海要实现更高能级总部的集聚，跨国公司亚太总部的迁移和升级是主要的途径。一般情况下，公司发展是遵从成长规律的，如果没有前期的成熟积累，不会贸然在母国之外的地区设立较高级别的总部或分支机构。

　　与新加坡和香港相比，上海地处中国大陆腹地的独特地理位置是其核心优势。但是，除了这一核心优势之外，上海与新加坡和香港在很多方面仍然差距明显：法制的透明度低、监管官僚作风明显、国际融资有限准入、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税收比重较高、高端人才获取和总部认定标准不够灵活等。

　　为了了解自贸区建设对上海总部经济的影响以及总部企业对自贸区的改革诉求，研究团队调研和访谈了Intel、拜耳、凯德置地、上海家化、奇瑞集团、招商银行等多家大型企业集团，并且跟踪和搜集了关于上海自贸区建设与总部企业的相关信息和最新动向。根据上述资料，将总部企业对上海自贸区改革的诉求梳理如下：

(一)来自法律、政策和监管环境方面的问题

　　1.法律和政策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有待提升

　　法律和政策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较低，投资者对上海商业环境存在担忧。例如，可口可乐在收购汇源的关口，中国的第一部企业反垄断法出台；谷歌无法适应中国政策的连续变化，被迫转移至香港；第三方非金融机构的支付平台颁证中，马云的支付宝“单飞”行为；等等。类似事件不断出现，让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法律、政策以及商业环境心存疑虑。当他们选择将亚太总部放在何处时，这样的担忧，可能使他们做出的决定是次优选择。

　　2.政策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不强

　　政策不稳定、执法不严给跨国公司经营带来了困惑。钱明诚(朗盛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认为，频繁的政策摇摆常常给企业带来困惑。企业希望在建立法规、规则的同时能够加强执法，对扰乱市场的违法行为应当严惩不贷。上海在适时出台一些比较清晰的政策、法规的同时，应加强执行，形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平竞争平台。然而，地方上的一些政策和行政行为准则经常不一致，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上海自贸试验区能够从制度上规范行政监管的随意性，将会大幅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

　　3.行政审批程序比较复杂，行政效能亟待提升

　　跨国企业高管多数希望政府提高行政效率：一是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或者提供更多针对企业行政审批事项的一站式行政服务平台；二是希望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行政理念，由“监管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目前，中国开设新公司平均需要38天，浦东效率虽然远高于此，但仍落后于新加坡平均只要3天的效率。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公司，正常情况下必须与商务委员会、工商局、税务、财政、海关等多个部门接触，在提交众多纸质文件并经过相对复杂的程序以后才能获得上述各部门的投资核准和颁发的证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国企业投资进程和投资的积极性。另外，对于拥有大量国际员工的跨国公司总部来说，典型的问题是签证和雇工流程，过度复杂的签证流程也影响了外国人才进入上海。

(二)来自自由投资方面的诉求

　　1.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制

　　(1)对金融衍生业务的准入限制。上海正在努力跻身于世界金融中心的行列，并且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许多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但金融业的准入度仍然是限制上海发展的一大问题。由于金融服务业面临监管严格、行政管理复杂以及转移限制等问题，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对外资企业开放的金融产品市场仍然有限。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使得国内公司以及在华外企的投融资渠道受到一定的限制，资金流无法盘活。

　　(2)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对于想进入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外资总部，目前仍然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例如，任何单一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银行中的股份不能超过20%的限制使得外资银行无法通过并购(外资机构的股权比例达到25%)完全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外资寿险、基金管理和证券公司要进入中国市场，都只能通过建立有限外资份额的合资企业的形式实现。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可能是导致中国的贷款利率远远高于欧美和日本的原因之一。高昂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费用，使得很多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发展受限。

　　2.航运业的准入限制

　　中国海运市场对外国公司的投资限制更为严格，转运业务只对内资航运公司开放。当年，中国政府与WTO关于降低市场封锁举行的谈判中始终未涉及航运业。禁止外国公司开展转运业务、“支线运输服务”等港口相关的商业活动。这进一步说明了上海当前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业务，同时也印证了上海“非自由港”身份。鉴于上海这一明显的国内导向性，与新加坡和香港相比差距还很大。

　　3.制造业中的相关投资管理体制已经不合时宜

　　上海自贸区承载的决不仅仅是28平方公里的问题，而应是关系到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国家的管理问题。对于投资者而言，相应的投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例如，当吉利集团成功并购沃尔沃轿车后，随即出现了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按照国家政策，遵循三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企业的性质要按照注册地来确定。由于沃尔沃轿车公司的注册地在瑞典，因此这家企业的性质就被定性为瑞典公司，也就是外资公司。从法律上来说，沃尔沃轿车要在中国生产就必须通过合资。于是，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后，直接在吉利的工厂生产沃尔沃轿车这一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却未能按预期实现。类似的问题可能也会在其他企业发展中出现。

　　目前，一些涉及外资企业的相关法律在自贸区内已经停止使用，但在众多的政策中仍然会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条款，如果这些条款无法适时调整，则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来自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诉求

　　人民币兑换自由的限制，使得多数已经在上海设立总部的跨国公司出现“资金流体外循环”的现象。即在上海设立总部，主要控制货物流和信息流，在香港或新加坡等城市设立总部，控制公司的“资金流”。跨国公司这样分工布局的结果致使上海虽然是其大陆市场的主要控制点，但大额资金却不从上海流过，使得上海总部的经济效应和税收效应大打折扣。人民币兑换的局限性进一步限制了境外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对此，一些已经将地区或全球生产、研发、营销与销售智能部门全部转移至上海的公司认为，他们仍有必要在中国大陆之外继续运营其金融职能部门。

　　在金融领域，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障碍，这无疑增加了上海以外其他地区的公司提供资金的难度。因此，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性被视作稳定国内与国际金融业的重要举措。

(四)来自外汇方面的诉求

　　1.外汇审批受限，外汇结算繁琐

　　优惠的政策是吸引跨国公司入驻的原因之一，但跨国公司要想在中国谋求更大的发展，是优惠政策无法解决的。多数跨国公司希望在中国经营可以方便地享有国民待遇和全球资源，给其内部结算、外汇付款的审批带来便捷，允许跨国公司按照自己的需要，充分利用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服务，并进行成本对冲。

　　2.外汇、税收和注资等的限制，上海总部企业升级受限

　　目前，一些跨国公司正在考虑将位于上海的管理性总部公司升格为投资性总部公司，并在未来成为新的亚太区总部。但是，在总部升级过程中会受到多重限制：

　　首先，管理层考虑将中国区企业统一归入拟建立的投资性总部公司控股范围，以实现垂直管理，但在实际股权转让过程中，由于涉及境外股东，不同地区主管税务机关对股权交易是否适用企业所得税特殊性处理方式口径不一，造成股权交易进展缓慢。

　　其次，根据现行政策，管理性公司不具备收购兼并等一系列投资功能，然而投资性公司对企业注册资金有较高要求，需要境外母公司在此投入资金，因此对公司产生一定的资金压力。

　　再次，虽然中国地区总部已经取代新加坡亚太区总部对中国投资公司进行直接管理，但由于目前中国存在外汇以及税制限制，中国地区总部依然无法承担资金调度的职能。

　　在浦东新区总部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在新加坡均设有亚太区的总部，其中部分企业的亚太区总部又扮演着中国区总部的投资控股方的角色。虽然有不少跨国企业称非常希望把目前设立在浦东的地区总部升级为亚太区域总部，但由于外汇管制等问题所限，管理层预计升级后无法良好地发挥其资金管理职能，所以只能在新加坡另行设立一个总部以实现上述职能。

(五)来自中国企业境外并购融资需求

　　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发挥中国制造大国优势，“走出去”并购品牌、技术、海外渠道、资源，支持加强国内制造优势；二是利用中国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大国地位，“走出去”并购国际行业龙头、扩大国内市场，这是未来成长更快的“走出去”方向。

　　目前，从香港获得并购贷款非常容易，但民营企业要从中国大陆金融机构获得并购贷款则比较困难。如果自贸区希望国内企业“走出去”并购的主体落户上海，借助自贸区，应该鼓励海外金融机构落户，提供民企“走出去”的并购贷款。引进、利用海外低成本金融资源落户，帮助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切实服务于国内实体经济。另外，目前中国股在海内外的股价较低，能否利用、鼓励海外金融机构来自贸区创新金融产品，也有助于帮助提升中国公司的股价。

(六)来自政策联动方面的诉求

　　贸易、金融、航运的政策相对孤立。以离岸贸易为例，离岸贸易催生大量利用离岸平台开立信用证、出口议付、出口托收、担保等贸易结算便利和离岸出口押汇等离岸金融需求。由于目前离岸资金流的金融配套服务相对较为薄弱，跨国物流和贸易公司即使进入保税区内运营，也会局限在该区域内租赁仓库进行物流运作，其资金结算等金融服务却仍在周边新加坡、香港等地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离岸贸易并未得到开展。

(七)来自通检、通关方面的诉求

　　以英特尔为例，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通检、通关方面的主要问题有：

　　1.通关政策的多变性所带来的问题

　　近年来，外商研发中心自有进口设备的相关政策发生了多次变化，需要公司内部也配合做出调整，因为研发机构的特点，实际上造成了一定税负的增加。另外，目前尚有一些测试设备，如风洞、屏蔽装置等，并不在进口设备的清单之列，但却是企业研发工作必要的设备。因此，该清单需要更加完善和细化，涵盖更多的设备。

　　2.用于研发的物料进口所产生的关税和增值税问题

　　大量的用于研发的物料进口所产生的关税和增值税已成为研发型企业主要的运营成本之一。如果海关能对研发企业实行保税管理，即对于消耗掉的研发物料进行集中申报征税、对于库存物料暂时保税、对于仍需出境的物料(如中试产品)实行免税，则不但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同时为中试产品出境，在企业的各国研发中心内流通测试提供灵活简便的操作。可以参考外高桥已经试行的研发手册或者是在关外兼具生产与研发的企业的手册，对于研发企业采取手册方式进行监管。

　　3.商检及海关通关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

　　商检及海关通关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三点：一是样品新旧；二是进口许可证(包括CCC、机电产品进口许可证、锂电池进口许可证等)；三是对于比较尖端样品的归类。通常情况下，企业所用的样品已经在其他国家经过工程师的测试或者处理，如果按照旧机电进口，则办理流程复杂、时间长，这将对企业的研发及产品上市周期有一定的影响。研发用样品通常被视作普通产品，在商检和海关受到严格监管，需要提供CCC证等各类进口许可证，按照普通规程办理免CCC或暂时进出口等方法，行政许可申请及后续清关手续所用时间较长，对于企业日益迫切的研发时效要求带来较大影响。另有一些货物属于特制研发用工具或最新研发样品，在商品归类和功能认定方面存在难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关效率。政府部门若能出台相应政策，简化研发类企业进出口清关操作(包括商检、海关及其他行政许可手续)，将加快企业货物流转效率。

(八)来自成本和税负的诉求

　　1.商务成本上升过快

　　除了上述比较个性的问题，上海整体的城市竞争力也正在成为共性的问题。以英特尔亚太研发为例，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是业务还是人员都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由于汇率的因素和中国CPI的影响，过去六年里，英特尔上海研发的人力成本从美国本土的1/4上升到了1/2，目前仅次于发达地区如美国、西欧、日本和以色列之后，高于东欧、拉美及东南亚，形成了较大的压力。相对而言，中国的其他某些区域的人员成本虽然略低于上海，但这些区域如西部，生活成本低、幸福指数高。目前已经出现员工流失到上海以外的其他地区，管理层对于这些情况深感焦虑。

　　2.税收比重较高

　　与新加坡和香港相比，相对较高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可能会削弱上海的竞争力。上海对外资企业征收高达30%的企业所得税大大高于新加坡(最高17%)和香港(16.5%)的税率水平。上海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达45%(新加坡最高为20%，香港最高为17%)。因此，税率因素也成为了企业选择地区总部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九)来自高端人才需求的诉求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能否获得有经验的人才将成为上海总部企业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虽然，上海对高层次的海外人才越来越具吸引力，但考虑到总部经济对合格人才的要求甚高，大多被调查公司认为，“人才争夺战”是他们未来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同时具备的亚洲/中国市场知识和语言技能的高级国际管理人才仍然很稀缺。就本地高级管理人才而言，同时具备综合管理技能(包括丰富的国际经历)和良好的英语技能的人才仍然不足。在初级、中级管理层中，中国管理人才与欧洲管理人才在管理技能上大约存在3~5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