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创新及特色

针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关键问题，本书通过相关分析，提出了明确而独立的创新观点，不求论证严密，只求言之有理。新观点只有提出来，接受各方的质疑和批评，再对反对的观点作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才有机会修正观点，可靠而有效的观点就能逐步树立起来。

(1)根据形成金融中心的经济腹地比较，长江流域经济带的经济实力和潜力明显超过珠江流域经济带和渤海湾经济圈，上海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腹地优势在亚洲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上海具有显著优势。本书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特征这一全新视角，通过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位于东道国首都、港口、最大城市的统计分析，并按照它们一般具有的满足国际金融中心要求的要素条件的程度评分评估，结果表明:约1/2国际金融中心坐落于首都，“首都优势论”有其合理根由，却无坚实的佐证；2/3的国际金融中心栖息于重要港口，源于港口城市较好的区位条件，“港口优势论”确实值得立论； 20/21的国际金融中心与最大城市如影随形，证实最大城市近乎最好地符合了国际金融中心各方面的要求，“最大城市论”最值推崇。

北京是首都，而上海是世界特大港口、国内最大城市，特征分析和实际情况的佐证都表明: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较北京有优势。这一创新的分析，为国内的京、沪之争给出了一个说法，从而提醒人们慎对京、沪国际金融中心之争，以免走偏方向。本书从城市特征的全新视角为世界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方向。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可以有不止一个金融中心，一个国际一个国内，界限虽不是泾渭分明，倒也清晰可辨，例如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英国的伦敦和曼彻斯特、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但国际金融中心似乎只有一个。虽然洛杉矶也可算作国际金融中心，但与纽约处在跨时区且远在西海岸，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纽约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北京、上海、香港同处同一时区的中国内地东边，北京也同时形成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值得三思，参照国外情况，北京、天津、深圳等城市都可以大力发展金融产业，但近期的定位应是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不是与上海争国际金融中心。在一定时段后的未来，这些城市形成国内次国际金融中心也不无可能。当然，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仅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它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

(2)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对上海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十分重要，但国内普遍认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前提条件的认识是武断的和值得商榷的，本币在自由兑换前，既可以形成在岸国际金融中心，更可以形成离岸国际金融中心。

当然，人们容易认为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是在岸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最基本条件，一个货币如果经常项目都不能自由兑换，又如何进行国际金融活动呢?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在一个国家货币被外国一定程度接受并在东道国应用的话，国际金融中心就可能产生。例如，英国英镑在1961年才实现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然而早在这之前，伦敦已经是最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世界上很多国家已接受和使用英镑，英镑是他们的外汇硬通货。

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实际上已经提供了实体经济国际交易的货币融资通道，境内外商户、跨国公司、外资银行已经可以开展生产、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货币自由流动，国际金融中心的最传统业务已经确立，国际金融中心自然可以形成和发展。

对于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后，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前，无论其货币被接受和在东道国应用情况如何，国际金融中心是完全可以形成和发展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因为其货币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在货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前，早就形成了国际著名国际金融中心。像澳大利亚，澳元在1965年经常项目可兑换，1983年资本项下可兑换，在此期间，澳元并未被广泛使用，但墨尔本确是国际金融中心。曼谷也是，泰国1990年经常项目可兑换，1994年资本项下可兑换，曼谷在1994年前早就被称为国际金融中心。通过研究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和本币在其中的功效，都表明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能完全兑换和外汇管制的既定条件下，上海完全有可能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既然如此，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完全可以同时推进。

(3)如何快捷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一直备受关注，上海市政府以人民币产品中心为突破口的战略是实际的，可以直接推动国内金融中心的建设，但却不能直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本书分析了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事实和主要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结果显示，在本币自由兑换前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形成，国内金融中心并不是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经阶段。不可否认，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对发展国际离岸金融中心非常有利，但却不是非此不可。

既然隔离型离岸国际金融中心被证实可以避免对国内金融体系、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的冲击，可以实现维护稳定的汇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那么，以人民币产品中心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以建立隔离型离岸国际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突破口，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就可以同时推进、相互促进，如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以结束目前战略上裹足不前的困局，可能早日形成。

(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近期定位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强调指出，它不仅包括在岸金融中心也包括离岸金融中心。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定位，国际上已有相关研究。

伦敦金融城2005年11月8日公布了全球金融中心的最新排名调查报告，根据400名业内人士按照指定的评估标准，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日益增强，上海在未来数年内可能成为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

上海形成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渐进式，即先形成国内金融中心，再逐步过渡到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纲要》的思路就是渐进型的传统路径。

二是突变式，即以开设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为突破口，直接形成离岸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等离岸国际金融市场的成功为突变式形成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范例。

三是渐进突变双驱动式，这是本书极力建议采用的可操作的快捷路径。在积极推进国内金融中心发展，促进在岸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同时，力争国家同意，批准在上海开设离岸国际金融市场，先建成隔离型离岸国际金融中心，避免离岸金融对在岸金融的冲击，也不用担心国内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到影响，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仍按原步骤进行。

新加坡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模式可以实现汇率稳定下的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一来，将可以快速吸引一批离岸金融机构，吸引大量的国际资金在沪流动，在岸、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将互相借力，相互促进，这种方式不要求货币自由兑换，是一条现实的捷径。

除了以上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直接紧密相关的问题，国际金融中心的协调合作体系、国际金融中心的达标量化标准等问题，虽然是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但也是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研究相关联的实际问题，国际上尚在探讨之中，本书提出了新的提议和建议。

例如，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和协调的权威组织模式争论，本书尝试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既不改变国际金融机构的现有格局及主要职责，且借助已有的国际组织多年的谈判成果，并且将国际金融中心等一线监管组织纳入体系，既富有成效，也容易为各方接受和实施。借助WTO 1997年12月达成的《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在目前已有100多个成员承诺在此领域逐步实施自由化，承诺并遵循协定及遵循WTO的一般性原则，如自由竞争、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逐渐开放市场、透明度、争端解决机制等基础，建议将世界贸易组织充实扩展为国际贸易金融组织WTFO，它就可以像WTO在国际贸易领域一样，在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达标量化标准，国际上还没有统一评价体系，本书尝试提出了从其单项或多项国际金融业务占全球份额的角度界定的思路给出了一个初步推荐标准，希望在不断改进后，逐步形成国际共识。

本书对一些争议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观点和看法，对一些疑难问题给出了富有特色的提议和建议。例如，本书对金融中心的研究，旗帜鲜明地确认金融中心是金融业务和金融交易活动集聚地的认知基础，几十倍于实体金融业务的合规金融交易，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都视作全球化时代金融中心的正常业务，金融交易额虽不能与实体金融业务额等量齐观，但决不歧视。虽然北京金融监管部门聚集，大公司总部聚集，但借此认为北京具有金融信息优势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如果是单纯依赖内幕信息，很难想象一个靠内幕交易支持的市场吸引国际机构和投资者吗?如果是公开透明的信息，又何来首都“近水楼台”的优势呢?本书不否认中国行政政策对市场的重要影响，但中国政策出台也是市场经济导向，不会有出市场预料的政策举措，因此信息应主要源自市场，尤其是决定汇率、利率、股票收益等的交易市场。而北京如果没有几十倍于实体金融业务的金融交易支持，难以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如果不能成为吸引国际金融业务和交易的全球或地区节点，最多也只能是一个国内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