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自我调整所带来的最重大变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化，成为资本主义垄断极为重要的表现形态和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最为重要的特征。

在经济体制作出重大改变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也不断进行了调整。

（一）普遍建立与发展宏观经济调节机制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由一种临时性、应急性的措施变为一种具有经常性、长期性、稳定性的工作和经济必不可少的内在机制，即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国家开始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和不同层次的深刻干预。从政府经济职能强化的内容来看，它是指政府谋求夺取和占领经济的关键部门—“制高点”，而不是对经济生活的直接管理。在手段上，除了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最主要和最经常使用的手段之外，还通过经济计划、产业政策、行业规章、国有企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等多种方法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总之，当代发达国家经济基本上都是一种混合经济，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古典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政府与市场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发展所必需的。一旦平衡无法实现，资本主义体系就会陷入危机甚至崩溃。

（二）不断调整所有制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发生变化，也并非表现为某种单一固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与所有制形式往往是根据经济形势与经济病症的需要而进行具体的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围绕国家所有制所进行的国有化浪潮与私有化浪潮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国有化曾被称为“社会主义实验”，但其真正意义是在于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物质手段而发挥作用。同时私有化浪潮说明，当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主要在于私人资本所有制，特别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国家垄断资本的存在是为了促进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当今发达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触及私有制这一根本制度的性质。

（三）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二战后，社会福利制度成为由多种社会福利计划组合而成、内容上更具系统性、并由政府统一组织管理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它是国家以税收的形式取得一份国民收入，然后以社会福利开支的形式把其中很大的份额用于广大居民，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由最初的市场分配而形成的收入状况。二战后初期，所谓福利国家的构架已基本建成。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不断扩展，社会福利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根本上消除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即市场分配）中的两极分化，消除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潜在根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通过工厂法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是可能的，但这只能产生边缘的效果。实现人类福利的永久和现实的办法是最终全面改造社会制度，将国家福利或社会福利扩大为全人类的福利。

（四）逐步实现企业管理体制的社会化、民主化与现代化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管理体制作为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体制主要有以下变化：

第一，企业管理日益超出个别企业的范围而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化管理相结合，呈现出企业管理社会化的趋势。第二，企业管理“民主化”。主要表现，一是经理阶层的形成与“管理革命”；二是“民主管理”与“劳资合作”。第三，管理因素的开拓与管理关系的转换。第四，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当今西方国家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化、社会化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它一方面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优化与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资本剥削劳动力的功能的强化，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效能的优化与提高。

（五）建立国际经济协调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的机制和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协调并不仅仅意味着合作，它也是国际竞争的延续，是以国际协调和协议为形式的竞争，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与平衡。1985年促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缓解了其他西方国家与日本之间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逆差的压力，也成为日本“泡沫经济”的诱因之一。如果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的国际调控，其实质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出面加强彼此的经济协调而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化。虽然这种国际协调远非完善，但它确实缓和了西方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紧张，为各国经济实现较为平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