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内涵的一致性在于：一是两者在英文中是一个词，即Urbanization。城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加上人们的专业背景不同，对城镇化的认识，特别是侧重点很不一致。这就是说，广义的城镇，既包含市、建制镇（设一级政府机构的），又包含非建制的一般集镇。狭义的城镇，包含市和建制镇。所以，广义的城市化和狭义的城镇化内涵是完全一致的。二是我国设市的标准较严，而一些西方国家则宽松得多。联合国曾建议将人口规模达到2万人的聚居地区作为城市，但各国设市的最低人口规模相差仍然很大。如日本为3万人，瑞士为1万人，美国为2500人，丹麦和瑞典为200人。我国的标准较高，1986年前为10万人；1986—1993年为6万人；1993年新标准为8万人。又如中等城市，美国的标准是2．5万～10万人；苏联是5万～10万人；我国是20万～50万人。在1996年我国第一次农业普查中，全国非县政府驻地镇16124个，镇区平均人口4520人，平均非农人口2072人，3万人以上较大规模的镇只有170个，占总数的1．05%，高于丹麦、瑞士设市标准，接近美国设市标准。[1]所以，把建制镇纳入城市范畴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
但是两者还是存在某些差异：从字面上看，城镇化更明确地把镇（指建制镇）纳入城市的范畴，而城市化字面上只包括城市，侧重反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和趋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用城镇化更符合国情。一是中国镇的数量很大，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至2012年我国建制镇19881个，占了中国城镇总数的大部分；二是中国是农民大国，镇离农民最近，他们最熟悉，进镇的门槛也最低，城镇化是易为广大农民接受的范畴。从词义上看，城镇化似乎既包含了“城市化”又包含了“乡镇化”，“城市化”侧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聚集的过程；“乡镇化”，即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职业转换的过程，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主要为农村小城镇）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含义比城市化更广。由于中国还有大量的户籍农民，城乡差距较大，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还比较突出，使用“城镇化”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从官方表述来看，2000年10月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的问题，倡导“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指出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此后，城镇化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代替了“城市化”这一表达方式，成为表达同一含义的官方用词。
但是，使用城镇化范畴，并不表示不可以使用城市化范畴了，在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中仍然可以使用城市化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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