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农田水利灌溉

近年来，笔者在农村调查发现，农业灌溉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如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种水稻却放弃使用大中型水利设施，自建一个机井加堰塘的小水利，独自解决灌溉问题，不仅大大增加了经济成本，而且十分操劳;而在另一些地区，农民不仅能很好地使用国家建设的大中型水利设施，也能很好地使用和维护本村、本组的小型水利设施，农业灌溉成本相对低廉，组织有序。再如一些农村地区，村级组织在农业灌溉中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农民各自为战，屡屡发生人为性干旱;而在另一些地区，村民小组是农业灌溉的基本单位，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组织农业灌溉十分有效，即使出现干旱，成灾率也较低等。

农业灌溉为何会出现上述区域差异，构成这种区域差异的机制是什么?如何解释农业灌溉中存在的这种区域差异?显然，这是十分有意义的问题。

不过，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十分不够，已有的相关研究多从资源和制度层面关注农田水利的困局，很少涉及农业灌溉的区域差异。如有学者认为，当前农田水利供给不足主要源于资源短缺，诸如水利设施老化、新建项目少，水利设施不配套等^[2]。资源短缺的确是当前农田水利供给的一个制约因素，但资源视野中的水利问题，实质是一个政策问题，这一问题的潜在推论是，只要增加水利投入，完善水利设施，农业灌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显然，这一视野将乡村社会屏蔽了，带有浓厚的想当然成分。另有学者认为，农田水利供给不足源于水利设施产权不明晰，解决办法一是进行市场化改革(如拍卖、租赁、承包)，提高水利设施的使用效率^[3]，二是通过建立农户用水协会来连接个体农户与水利单位的供水关系^[4]。这两种思路的潜在推论是，农业灌溉是农户自己的事情，理性化的农户能够自己解决问题。这一推论实质上将农村社会、农民抽象化了，因为它并未告诉人们农民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灌溉问题，合作还是单干?农民为何合作，又为何单干?

在以前的相关研究中，我们曾指出，农业灌溉与乡村组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人民公社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农村改革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乡镇村治理结构的建立，新型的乡村组织系统与原有的水利系统出现断裂，农业灌溉与特定区域村庄性质的关联性凸显出来^[5]。乡村组织视角侧重对国家制度、政策层面的考察，村庄性质则着眼于对构成农民行动的村庄因素分析。由于水利是一项众人的事业，是当前农业生产中需要合作的领域之一，因此，若将乡村组织与村庄性质视作自变量，农民在灌溉中的行动视作因变量，我们看到，农民在灌溉中的行动随着组织状态及村庄的变化而变化。人民公社时期，国家自上而下建构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并通过各级组织垄断社会资源，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了强制性合作模式，这种强制性的合作模式与国家政策、制度关系较大，而与村庄本身关系不大。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一方面，乡村组织对农民的控制力减弱;另一方面，国家逐步退出基层水利供给领域，农民在农业灌溉中的行动便与特定的村庄联系起来了^[6]，即在有些村庄，农民在农业灌溉中能进行有效的合作，而在另一些村庄，农业灌溉以农户单干为主。本章从两个村庄的农业灌溉入手，通过描述两个村庄的农民在农业灌溉中行动的差异，分析形成这种差异的内在机制及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