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理论与假设

组织生态学提出了“年龄依赖”理论，指出企业的死亡风险随着企业年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此理论基础上，我们认为，不只是企业的死亡风险随着企业年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事实上，企业内部的要素、企业和外部环境的关系都随着企业年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发展战略决策。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着重研究企业的国际化随着年龄的改变而发生的变化，我们将企业的国际化战略随着企业的年龄发生改变的这一趋势称为“国际化的年龄依赖”理论(age depende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企业的国际化与企业年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国际化的学习能力随着年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将进一步阻止(Autio、Sapienza和Almeida，2000；Sapienza、Autio、George和Zahra，2006)或促进(Johanson和Vahlne，2009)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在发展经济体中，企业的制度关系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而改变，这将使年龄大的企业在国际化时有可能获得更多来自政府的支持，从而促进它们的国际化扩张行为(Shinkle和Kriauciunas，2010)。而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两个与企业国际化年龄相关的重要理论，即国际化阶段理论和天生国际化理论。

国际市场中充满各种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及信息不对称。在这样的环境中，外国公司要面对一定的“外来者缺陷”(Mezias，2002)，即进行扩张的外国企业与本地企业相比，由于面对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在短时期内更容易死亡。为了应对这些劣势，企业一般倾向于在向国外扩张前，先稳固在国内市场的经营。通过在国内市场多年的经营，企业可以积累更多的资源、知识和经验，这些都有助于企业未来的国际扩张行为并抵消一部分外来者缺陷(Johanson和Vahlne，1977；Johanson和Vahlne，1990；Johanson和Vahlne， 2009)。根据能力积累的观点，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更易于发生在企业生命周期成熟或后期阶段。

然而近期的研究发现，大量的企业在企业成立的早期就进入了国际市场，有些甚至是天生的国际企业，即在企业的成立之初就面向国际市场(Fan和Phan，2007；Keupp和Gassmann，2009；Knight和Cavusgil，2004；Mathews和Zander，2007；Yu等，2011；Zahra，2005)。这些年轻的企业不仅仅战胜了外来者缺陷，同时战胜了“新进入缺陷”。这一现象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国际化阶段理论。Oviatt和McDougall (1994)将这些企业定义为天生国际化企业(INVs)，将其与传统的国际化企业相区分。

学者们分析了一系列促使天生国际企业产生的原因：

(1)国内市场的规模不足，以及国际市场巨大的机遇和吸引力(Coeurderoy和Murray，2008；Fernhaber、Gilbert和McDougall，2008)。

(2)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快速行动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先驱者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

(3)企业一些特殊的能力能促使企业在成立的早期发现并介入一些其他企业无法发现或无法开展活动的国际市场中，如企业管理层的国际经验等(Autio、Sapienza和Almeida，2000；Fan和Phan，2007；Oviatt和Mc Dou-gall，1994；Shrader、Oviatt和McDougall，2000；Wood、Khavul、Perez-Nor-dtvedt、Prakhya、Dabrowski和Zheng，2011)。

此外，与国际化阶段理论相反，天生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年龄增长的过程是一个阻止企业国际化扩张的过程。天生国际化理论认为，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企业的结构惯性也将随之增长，而这种惯性将阻碍企业的国际扩张行为。

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天生国际企业作为传统的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对立面(Dimitratos和Jones，2005；Oviatt和McDougall，1994；Rialp等，2005；Zahra，2005)。然而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我们认为，国际化阶段理论与天生国际化理论是两个互补理论，而不是相互矛盾的竞争理论。这两个理论之所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是因为这两个理论分别关注了年龄的两个不同方面。

组织生态学中的年龄依赖理论中提出了企业死亡率与企业年龄之间的倒U形假设，而本研究则在天生国际化理论和国际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国际化倾向与企业年龄之间的U形假设。首先，本研究认为，国际化阶段理论主要关注了国际化的“能力方面”，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企业将从之前的经营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有助于国际化的能力(如信息、知识和资金)，使企业具备国际化的条件，并在国际化市场上更加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本研究认为天生国际化理论强调企业国际化的“渴望”或“抱负”方面。天生国际化理论认为，随着国际化环境的改善(如交通和信息流动的便利性)和一些企业拥有特殊的先天禀赋(如企业家的国际经验)，一些出色的企业完全具备在其创建初期就进行国际化扩张的能力。而由于结构惯性的效应，这种国际化的“渴望”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小。本研究认为，随着年龄变化的企业的能力和渴望将最终影响企业的国际化倾向。其实，国际化阶段理论和天生国际化理论都只是描述了企业国际化的部分现象，只有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国际化的年龄依赖的完整演化过程。

一、能力、渴望以及国际化的年龄依赖效应

在国际化阶段理论看来，一个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需要学习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开展经营活动，需要适应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制度的变化，同时需要处理和东道国的新的劳动力、供应商、消费者、政府以及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跨国的经营活动是充满风险的，以上各个活动只要有一项处理不好，企业就面临着倒闭或者退出的风险。企业因此需要在进行跨国活动前积累足够多的能力以处理在跨国经营活动中遇到的复杂的情况。而这种能力通常被定义为国际化的能力(capabilit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传统的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年龄将是促进这种国际化能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因为与国际化能力有关的要素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如知识、经验、社会网络以及信用)(Dunning，1980；Dunning，1998；Helfat和Lieberman，2002；Jo-hanson和Vahlne，1977；Johanson和Vahlne，1990)。Vermeulen和Barke-ma (2002)指出，由于有限理性的作用，学习是一个费时的过程，这一过程不能够被轻易地压缩。Johanson和Vahlne (2009)同样指出，工作关系的建立需要时间，在大多数研究中通常需要至少5年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国际化的能力是一个随着企业年龄增长而单调上升的过程(见图7-2)。

与强调企业国际化能力的国际化阶段理论相反，天生国际化理论更多地强调企业国际化的激情或国际化的动力。天生国际化理论指出，年轻的企业更乐意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机遇并承担风险。本研究将这种行为定义为年轻企业的国际化动力。天生国际化理论认为，出于要逃离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或抓住先驱者优势的目的，年轻企业有非常强的向国际市场拓展的意愿和动力(Chang和Rhee，2011；Coeurderoy和Murray，2008；Fan和Phan，2007；Oviatt和McDougall，2005)。然而，由于结构惯性的作用，这种国际化的动力会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而逐步下降。在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中，结构惯性是指组织将更强调规范化的流程和控制体系，增强组织的可预测性和刚性，即组织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等一切按部就班。这降低了组织的灵活性，加大了组织的结构惯性，并阻碍企业的变革行为(Hannan和Freeman，1984)。结构惯性减慢了组织对外界负面信号的反应速度，因为企业处于惯性的作用通常会选择重复之前的决策行为(Desai，2008)。由于企业的国际化也是一个类似于企业变革的过程，因此也受限于结构惯性的影响。Autio、Sapienza和Almeida (2000)认为，企业花在国内市场上的时间越多，企业将越抗拒将它们的经营扩张至国际市场。即使是在国内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与日俱增的结构惯性也将腐蚀企业的改变和国际化的热情(Guillen，2002)。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动力是随着企业年龄增加而单调递减的过程(见图7-2)。综合之前的国际化能力和国际化动力论述，我们得出：

图7-2 国际化倾向与企业年龄

假设1:企业国际化倾向与企业年龄之间呈现出U形曲线关系。

如图7-2所示，我们认为主要受到企业国际化动力作用的影响，在企业成立早期，企业的国际化倾向很高。这种倾向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小。然而，在企业达到特定的时间节点之后，企业的国际化能力将起主要作用，这时，企业的国际化倾向转而增强。

同时，我们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倾向与企业的年龄之间的关系还受到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引入了企业国际化倾向和企业年龄关系的调节变量。

二、企业规模与国际化的年龄依赖效应

企业规模通常被认为是表现企业资源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它也将对企业的国际化倾向产生影响。企业规模越大，一般表示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如员工、资金、技术和管理资源等。同时，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较好的风险抵抗能力，在母国和东道国市场上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及规模优势，这些都增强了企业国际化的能力(Bonaccorsi，1992；Gaba、Pan和Ungson， 2002；Shinkle和Kriauciunas，2010)。因此，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国际化的能力越强。

然而，较大的规模在意味着较强的能力的同时也暗示着较大的结构惯性。组织生态学研究一直认为，组织进行变革的可能性与组织的规模成反比(Dobrev等，2003；Haveman，1993)。在此研究中，我们也认为，企业的规模将降低企业国际化的动力，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

(1)正如组织生态学所认为的，较大的企业规模意味着更加官僚和僵化的体制。大企业中，标准化的流程将取代人与人之间灵活的联系；程式化的决策制定过程将降低企业探索的激情(Merton，1957)。

(2)由于规模优势和范围优势的存在，大企业通常在国内市场中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它们向国外市场扩张的动力和热情。

因此，我们认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拓展的动力越低。由于年轻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主要由国际化动力驱使，而成熟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主要由国际化能力驱使。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2:企业规模将调节国际化倾向和企业年龄之间的关系。对年轻的企业，企业规模越大，国际化的年龄依赖效应越弱；而对于成熟的企业，企业规模越大，国际化的年龄依赖效应越强。

三、企业生产率与国际化的年龄依赖效应

企业的生产率是企业研究中一直被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通常，企业的生产率被视为和企业的能力高度相关。事实上，企业的生产率通常被作为衡量企业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企业的生产率度量了企业生产的效率，一个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表明它能在使用相同资源的条件下，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和价值，表明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由于具有更低的边际成本，生产率高的企业通常更容易打败国际市场上潜在的竞争者，并更有效地调动各种国际资源来应对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新进入缺陷和外来者缺陷(Ganotakis和Love，2012；Harris和Li，2011)。因此，我们认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它的国际扩张能力越强。

根据自选择理论(self-selection arguments)，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国际化扩张。企业较高的生产率更有可能给予企业较高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利润率，从而弥补其在进驻国际市场时的边际成本(Bernard等， 2003；Clerides等，1998；Melitz，2003)。同时，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也会乐意为它们丰富的产品寻找更广阔的国际市场(Cassiman和Golovko，2011)。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企业的生产率越高，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动力越强。由于年轻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主要由国际化动力驱使，而成熟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主要由国际化能力驱使。结合前文的假设，我们提出：

假设3:企业的生产率将调节国际化倾向和企业年龄之间的关系。企业生产率越高，国际化的年龄依赖效应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