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陈春芳会长工作的八年

我是1990年到市工商联工作的。在陈会长退休前八年里，我有幸在他麾下工作，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个人进步帮助很大。

我到市工商联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起草市工商联在1991年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材料。我从企业来到机关，虽然在大学里参与过校报的采编，到宁波后也经常给新闻单位投稿，但那时写的要么是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东西，要么是新闻消息类的“豆腐干”，对机关里的调研报告确实是“门外汉”。那时说是写材料，其实是做填空题，因为题目和提纲都是陈副主委亲自定好的，包括二级标题以及要表达的几层意思。尽管如此，我习惯性的华丽辞藻和新型修辞还是导致表述不准，只好日日苦思。当时陈会长家因房子拆迁，暂住在市工商联。有一天下班后，我还在办公室为写材料抓耳挠腮，他把我叫到他家，准备了几样小菜，还热了一壶老酒，请我一起喝酒吃饭。这让我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备感温暖。席间，他还宽慰我，说我学历高功底好，只要用功肯定能写好。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到工商联后的第一份文字材料。

他经常找我谈心，要求我把写材料这个基本功练好。年轻人要想在机关里有出息，就必须从“爬格子”开始。还说：“农民最苦割稻子，工人最苦三班制，机关最苦爬格子。”爬格子写材料虽然苦，但特别锻炼人。市里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从当秘书写材料起步的。以前我写文章喜欢用点花哨的词语，特别讲究文采。他指导我，写机关的材料要用平实的语言，要把事情说准确，说清楚。写调研报告时，他还帮我处理材料、分析观点、拟定提纲，直到最后的文字定稿。他把我领上了做调查研究工作这条道，至今我从事这项工作已20多年，回想起来，心怀感激，受益良多。

我经常思考，陈春芳会长出身于城市小商人家庭，只是一位旧社会高小毕业生，既没有俞佐宸主委那样的家业，也不像周信涛主委那样受过西式的高等教育，他何以成为工商界强手如林的宁波市工商联的会长呢？这可能是缘于他勤于学习，紧跟形势，扎实工作。

他有一个好习惯，每天的报纸必看，并且看得很认真。晚上带很多报纸回家研读，并且圈圈点点做上记号，第二天把他认为重要的文章推荐给我们。双休日的下午，他常到机关来看报纸，一看几小时，还要带回家去看。正是这种长期的坚持，让他对党和国家政策的领会特别快、特别深。他尽管学历不高，但悟性好，所以看问题准，分析问题深，逻辑思辨能力强。

他抓工作特别超前。1985年，全国工商联提出了发展新会员的试点工作，当时主管市工商联会务工作的陈春芳副主委主抓会员发展，两年时间发展会员513家。为更好地服务会员企业，市工商联成立了企业会员工作委员会，他亲任主任，并于1987年在企业会员行业比较集中的纺织服装、百货棉布五金、糖烟酒副食、医药、蔬菜、水产、塑料7个行业组建行业工作委员会，成为市工商联的基层组织，也是同业公会的雏形。正是这一超前的工作，引起了全国工商联的重视，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马仪同志率中央统战部、国家体改委等组成的调研组，专程来宁波调研工商联组建同业公会的试点工作，并确定宁波市工商联作为全国组建同业公会的试点。1989年8月，陈春芳副主委专程赴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同业公会工作经验交流会并作典型发言。宁波市工商联的同业公会组建工作在全国工商联系统影响很大，这主要得益于这项工作抓得早、抓得实。

又比如，发展私营企业会员入会工作，早在1991年中央调整工商联职能的通知下发前，宁波市工商联已经开始发展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入会，在当时的513家会员中就有个私企业会员13家，如宁波甬微集团公司董事长庄希平、宁波新芝科技董事长周芳、宁波吉艺建材公司总经理罗放鸣、宁波海曙泰源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胡亚琴、宁波海天实业公司董事长马天宝及张宝娣、孙振耀等都是首批个私企业会员的代表。

1994年，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永好等10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起成立以开发资源、开发项目、培养人才为主要内容的光彩事业扶贫开发项目。时隔不久，宁波就成立了光彩事业推动委员会，1995年1月组织了12位民营企业家赴我市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光彩事业考察，这在浙江省是最早的。有了这个工作基础，我市也较早地成立了光彩事业促进会，当时三丰集团总裁林利兴捐赠30万元作为促进会的发展基金。

如今，宁波市工商联会员数量在增加，工作职能在延伸，影响范围在扩大，商会事业在发展，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历任工商联领导努力奋斗打下的基础。